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与文明问题

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与文明问题

文化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据统计，关于文化的概念界定就有400多种。根据约定俗成的解释，文化包含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综合。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精神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等^[2]。文明与文化概念相联系，或者说文化的物质化就转变成为文明，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3]斯宾格勒也认为，“文明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文明是一种发展着的人类所能做到的最表面和最人为的状态。”^[4]从概念上讲，文明是指国家、社会面貌的开化、文采光明的意思，用以表示国家、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立^[5]。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吸收了摩尔根等思想家关于文明的思想，第一次把文明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把文明的发展同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揭示出文明时代的内容、特征及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用文明表示生产力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果实以及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水平；用文明表示政治、经济制度进步的状况；他们还揭示了高度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科学预见。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与以往思想家的文明观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立足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说过，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6]。

可见，无论文化还是文明，都是人类在特定生产过程中智慧和创造的结晶，相比之下，文明在外延上要大于文化，文化偏重强调价值观的精神层面，文明则是一个涵盖价值观、行为和制度的综合体系。我们可以从文明的角度划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但每一个文明体系都可以涵盖纷繁复杂的文化。比如我们可以认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都是工业文明体系，但不同的国家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甚至同一个国家也可以存在千差万别的文化。研究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学问被称为跨文化交流学。

在国际关系领域，文化是一个传统的变量。其特性在于，与军事、政治、经济因素相比，文化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有学者指出，一般的逻辑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文化因素的作用就小，反之就大^[7]。传统上，人们理解的国际关系往往指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军事关系等，表现为国家间在权力、利益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无论是何种领域的国际关系，其运行和实施都是由遵循某种特殊文化价值观的人来完成的，国际关系的发生往往受到文化的过滤、加工甚至扭曲。因而，国际关系充满了变动性和偶然性，国际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艺术。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人们使用的文化更强调一种价值观或者特定的文化模式，是被规范化了的文化。研究国际文化关系或者国际关系的文化维度，意味着研究不同文化模式主导下的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

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忽视文化视角的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传统范式就是将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体，国际社会是一种没有最高公共权威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围绕权力、利益和安全等因素展开了不停的争夺和角逐。在此视野之中，文化是无足轻重的，文化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就被冷落一边。不过，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起点，国际文化关系的渊源要比其他关系的研究要久远得多。从文化角度考察国际关系，就是将国际关系看作是一种生命现象和生活现象，是各种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之间发生的互动。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人们总是一定社会文化下生活的人，他们的思想首先是他们的上一代手把手地传承的结果^[8]。因此，文化传统对于一个民族的思维和价值观念具有重大的影响。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思想的历史凝结，熔铸于共同体成员的思想深处，百姓日用而不觉，非短期之力所能改变，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无论走到哪里，生活环境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对于这种文化传统的认同确实是很难转变的，价值观念、宗教习俗更是如此，即使在短时间内强制改变，它也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不同文明体系分散发展开始的，由于山川地貌和大江大河的阻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不同的区域生长的。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巴比伦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等四大文明以及古代玛雅文明、阿斯特克文明等，几乎都是独立发展，没有任何交往和碰撞。从公元5世纪开始，文明之间的碰撞才开始，诚如汤因比所说，“一场西方借以发迹的技术革命战胜了当时所有其他文明，并强行将它们联合成一个差不多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的西方人的发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后通过轮船利用海洋，统一了整个有人居住以及可以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美洲大陆。”^[9]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水平的不同具有根本的历史重要性，因为它决定了欧洲人在以后数世纪里进行扩张的路线和速度。海外地区的发展愈迟缓，欧洲人的侵入就愈迅速、愈具有压倒之势；相反地，海外地区愈先进，他们对欧洲人的抵抗则愈有效、愈持久。”^[10]因此，从1500年开始的世界历史便从地区史走向全球史，而且是由欧洲文明为主体的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史。

从文化价值观角度来看，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史贯穿着一种普世主义的精神。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是英文单词universe的派生词。根据《剑桥高级英语学习辞典》对universe一词的解释是“一切存在的事物，尤其指包括各种星体和星系在内的自然事物”，故而作为其派生的universalism也与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有关。西方文化对整个宇宙的普世主义精神来自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作为在全球影响最广泛的宗教，是古代犹太教所代表的希伯来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融合的产物。作为一种宗教，基督教对宇宙的看法就是作为唯一的神的上帝创造了一切并统治这一切。在基督教从犹太人波及欧洲的过程中，又自发或被动地吸收了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柏拉图主义和斯多噶主义等希腊哲学的精华，斯多噶学派的自然法学说和柏拉图哲学的正义理念和绝对自在的理想国图景成为主导西方文明的价值坐标。于是，在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交织发展的主导下，追求人类一体生活和奉行共同标准的普遍主义成为西方人对待自然和社会的共同精神，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西方人不停地在追问“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是谁”。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人类是什么”，它考虑的是人与其他动物通过什么得以区分开来，它是一个探求本原的形而上的问题。方方面面的理论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给予了人类无数启迪，其共同的价值标准就是确立人类一体和万物对象化的一元化价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只不过在于将这一普遍主义理性化和人性化，尽管社会价值摆脱了宗教束缚，但崇尚理性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即理性普遍主义。

在社会发展史领域，理性普遍主义挟技术、资本和权力优势在世界各地横冲直撞，打开了古老民族和封闭文化的坚固城墙，迫使它们卷入到各方面的相互依赖和各文明的相互往来中来。特别是由于资本和技术的力量，令“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因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1]“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但是，面对西方文明水银泻地般强大的压力，其他文明共同体也没有完全放弃寻求自主性的反击和抗争。特别是当西方文明内部陷入因争夺市场和原料来源引起的划分势力范围的世界大战之时，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掀起了前仆后继的民族独立斗争，最终在20世纪50—60年代实现了民族独立，赢得了文化自主发展的政治基础。

非西方文明虽然在政治上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的自主权利，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但在文化和价值观领域中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与其他文化寻求自主性的特殊主义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普遍主义往往以人和万物本质、本性的共同性、普遍性以及认识的真理性等观念为基础，进而在价值问题上持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和一元论的观点，相信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终极”的、绝对合理的、普遍适用的一元化价值及其标准，只要人们通过恰当的方式发现并推广执行之，就能够基本解决世界上的大部分纷争；特殊主义则以人的个性、认识的主体性和价值的特殊性为基础，在价值问题上持个性化、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唯一的、终极不变的价值体系及其标准，必须面对人类价值多元化的事实，依据主体的具体特殊性来处理各种价值问题，才能保持人类社会的平等、自由、和谐和安宁^[13]。这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

长期以来，由于受制于“冷战”的高压，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争论停留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的思想层面。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军事和政治因素压力的缓和和国际政治低级化的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大大上升。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被迅速卷入全球公共场所并频繁互动的人们，在相互碰撞中逐渐感受到了文化的巨大力量：原先那些地方的、落后的、封闭的民族随着整个国家一齐卷进了全球化的进程，由于电视、飞机、因特网等现代化传媒手段的普及和发展，他们的视野日益开阔，看到了自己与其他民族的不同，民族的“非我族类”意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一段时期表现得比较明显，“一个封闭的村落，祖祖辈辈没有走出过家门，哪会考虑自己是什么民族，在与异邦、异族、异地、异国接触后，才会有‘我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不同于别人’等文化辨识的疑义和问题”^[14]。著名社会思想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则从文化的深层结构观察到了这一趋势：在20世纪后期，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两者的互相渗透^[15]。为此，罗伯森提出了一个全球地方化的概念（glocalization），以此表明全球化过程中相互矛盾的力量并行不悖的现象。地方受着全球的影响，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这就是罗伯森所说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16]。依据罗伯森和埃德等学者的解释，“全球地方化”可被视为是一种借助全球化信息、技术、思想、资本、人才等要素快速跨国流动的推动，来协助建构及促进具多元性及特殊性之地方化发展的过程。在罗伯森看来，全球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地方多元化，强调“地方根源”及“本土认同”对抗“西方印象和价值观”的全球化现象；强调“地方分权”及“区域治理”对抗国际组织或跨国规模的统治权能集中现象；强调“社区主义”对抗全球化带来的更抽象的疏离感^[17]。总之，全球化是各种过程的复合，其影响是断裂，也是统一；它创造了新的分层形式，而且往往在不同的地区或地方产生相反的结果。全球化影响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但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全球化一词的使用，在各地反而导致了“对地方的重新强调”，“冷战”后各种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和所谓的新认同政治，都是全球地方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争论逐渐从价值观层面进入到组织行为、发展模式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实践层面，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分离主义、宗教冲突、种族冲突在西亚、东南欧、外高加索、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蔓延开来，在这些地区，文化问题常常是现实问题与历史因素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因素交织、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封闭的现实社会生活交织、精神亢奋与物质贫困交织、合法的宗教信仰与非法的恐怖手段交织，成为制约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实，文化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上升不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发起的保护法语运动，美国国内围绕不同价值观和宗教引发的所谓“文化战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各地的文化共同体在日益卷入一个一体化的公共空间之后，多元的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越来越成为制约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奉行不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文化共同体如何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物质文明（表现为技术—经济—社会生活的统一体）平台上和谐相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球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文明问题，在学术界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进行阐释，有的学者把文化上升到软权力的高度^[18]，对文化的意义给予了足够的强调。按照对文化和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态度区分，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类是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持乐观态度的观点，认为随着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相互交流的深入，整个世界必定会走向社会文化一体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文化。最突出的是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前后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是福山于1989年在《国家利益》夏季号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断言，自由主义取得了最后胜利，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已经消失，自由民主主义和“民主市场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永恒模式，成为全球理论与实践的共同标准^[19]。此论一出，立即掀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轩然大波，批评、支持、反对等声音此起彼伏，形成了弥漫全球的“终结热”：“冷战”的终结、政治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等等不一。针对学术界提出的各种学术批评和反馈意见，福山在前文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整理和概括，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一书。福山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人类历史的终结，因为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将在“冷战”后一统天下，因此再也不会有诸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生死斗争。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是经济、技术和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会构成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体系的“矛盾”。福山写道：“除非‘问题’严重到不仅不能在体系之中得到解决，而且还会腐蚀体系本身的合法性，以致体系因此达到自行崩溃的程度，‘问题’不会成为‘矛盾’。比如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持续的贫困是一种‘矛盾’而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某种革命的形势，这种革命形势会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并且由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取而代之。相反，我们不这么认为，如果目前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结构完全能在最根本的特征上满足人类的要求，那么历史就已经到了尽头。”^[20]尽管福山承认不可能消灭各种文化的基本差异而变成一种全球文化，但是文化的趋同却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比如日本有自己的民主制度，并有市场经济体制，但日本人和美国人在做事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福山说，人们担心麦当劳文化、可口可乐文化，更希望保持各自文化的独特性，抵御文化霸权，很多文化将在短期内无法融合，但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融合确实不可避免。总体来看，福山的看法带有极强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传统文化的活力和创造性认识不够，对其他意识形态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过分相信“人性”和“宗教”的作用，这些都是其理论的软肋所在。

福山的看法尽管饱受批评，但在西方却相当有市场。特别是他关于现代化发展的“匀质化”特征以及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必将导致社会文化一体化的观点就受到了詹姆斯·罗斯诺的支持。1990年，罗斯诺在《世界政治的动荡——变化和连续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的观点，认为全球性相互依赖的发展扩大了世界政治的文化基础，导致了规范的分享以及全球共同体对地域共同体的吸收，正在塑造一种由国际机制治理全球性事务的“全球文化”^[21]。另外，还有一大批左派学者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22]。尽管福山、罗斯诺和左翼学者们之间在立场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却是相近的，都认为全球性文化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不同的文化或者文明最终将汇入同一条河流。

第二类是对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一体化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未来的世界将面临“文明的冲突”或者“文化的摩擦”，21世纪的国际政治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持这一观点的突出代表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夏天，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了广受争议的观点。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终结，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超越了自身的西方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为多文明的世界，文明成为取代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分析单位。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全球政治正在沿着文明线进行重组。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明间的断层现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23]。在日益形成的全球政治中，最为突出的是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未来全球政治最大的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冲突的核心部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最后，亨廷顿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上，认为防止文明冲突的最可靠保障是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他为西方文明开出的药方是团结西方文明内部的力量，团结一致地对付非西方文明社会的挑战。应当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逻辑上是十分清晰的，通过引入文明这一概念，并将这一概念作为国际政治分析的一个基本单位，赋予文明一种“文化实体”的角色，让文明运动起来，实现了对全球政治的逻辑勾画。文明冲突论尽管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但却是“冷战”结束以来少有的大理论的思考，人们不得不承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理论建构上所做的努力，比如人们承认亨廷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分析视角，对“冷战”后的世界政治冲突作出了崭新的解释，加深了人们对“冷战”后世界复杂性的认识。当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进一步深入研究，逐步解决文明范式作为范式成立的必要条件。比如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区别和内涵、世界文明的划分标准和分类、文明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导致冲突的可能性、文明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世界文明的基本结构等等，都是有待于进一步加以研究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待文明引发的冲突，学术界争论不休。其实，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之间存在矛盾是一种常态，亨廷顿所列举的所谓“文明冲突”的案例，并非全然是文明的冲突，有的是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即使那些存在文化冲突的现象，诚如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所说，这些现象与其说是一种文明冲突，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摩擦^[24]。

第三类看法认为对于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抱一种折中的态度，从国际政治体系文化规范的层面理解国际关系的性质与变化，认为不同的体系文化决定不同的国际关系走向，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建构主义以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玛莎·费丽莫以及北欧学派的奥利·维夫、巴瑞·布赞为主要代表，建构主义的兴起使得文化和社会学的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空前重视。他们认为，文化是社会共有的知识，是主体间实践的产物。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存在着三种体系文化，分别是强调主体间冲突逻辑的霍布斯文化、强调主体间竞争逻辑的洛克文化和强调主体间和平相处的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规范决定着代理者（国家、社会行为体）的身份认同，特定的身份认同又决定着不同的利益界定，特定的利益界定又决定着不同行为体的行为，而不同行为体的行为又塑造着体系层面的文化规范。如此往复，体系文化便构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至于国际关系未来的前景，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很可能是一种文化的变化或者无政府状态的变化，即代理者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新的文化，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世界体系的终极状态是“世界国家”，每一个国家都会参与世界国家形成多边主义进程^[25]。从建构主义的逻辑来看，其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和文明的终极前景是持一种较为乐观的态度，但对于实现这一前景的过程却保持了谨慎态度，认为如果代理者之间奉行霍布斯文化，建构主义的逻辑将演化成为“安全困境”。更明确一点，对于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建构主义认为如果一种文明将另一种文明看作是敌人，那么它就成为自己的敌人；如果一种文明将另一种文明看作是朋友或者伙伴，那么它就成为自己的朋友或者伙伴。不难看出，建构主义对国际文化关系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学术综合态度，构建了一个分析图式，打开了国际关系社会学的广阔空间。但是，建构主义在学术上显得过于主观甚至于随意，在学术因果律方面并不十分严谨，有些新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接受建构主义就等于放弃了因果理论。在许多问题上，建构主义前提设定的多种可能性使其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由于文明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投入研究，才能获得初步的研究成果。因此，一般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都对涉足文明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问题感到犹如面对迷宫，难知深浅。再加上国际政治理论的学科发展仅仅有一百年的历史，如此短暂的历史和如此广泛的研究课题，使得大部分国际问题研究人员没有把文明和国际政治这样的宏观理论课题纳入研究的议程。上述学者虽然构建了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和文明问题的学术框架，但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文明范式古已有之，只不过没有今天这样重要。从文明的角度推演国际社会，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并非亨廷顿首创。早在20世纪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就开始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历史和社会的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西方人普遍忧患的时代，穆西尔论精神的颠覆、神秘的时代病蔓延，西梅尔论文化与生命、结构和动因之间令人苦恼的冲突，马克斯·舍勒论价值的毁灭，超人狂徒尼采论上帝的死亡，使得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生存主体和阐释主体沉陷于一派末学的情绪之中，尽染凄迷之雾。这种忧患和凄迷之中，实质上涌动着一股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天下的反叛，人的宗教情怀对自然科学真实关切的苦难控诉。斯宾格勒的文明生态学是一曲抒情的挽歌，唱给“浮士德精神”引退后的现代荒原，铺开艾略特长歌浩叹的宏大背景。斯蒂格勒的“挽歌”实际上是从文明的角度寄托了西方近代精神无限的执著和西方中心主义永恒的渴望，这种执著和渴望采取了末日学的形式^[26]。

文化的忧患和感伤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身上体现得更为迷茫和凄楚。汤因比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深知人类社会的末日情绪，汤因比认为历史就是挽救文明的历史。因此，他以“文明原子——社会”为单位，追寻文明起源、停止、生长以及衰败、解体的内在规律，最后皈依高级宗教，托付苦难深重的灵魂，透过冲突与矛盾、和解与交流的繁杂表象，忧思观望文明的未来。汤因比认为不同文明在空间上表现的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冲突，但也不排除调和的可能，比如中国和印度佛教就是如此^[27]。汤因比看到了文明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调和的一面，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早期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得到解释，即每一个民族其实都是若干部落和氏族共同取长补短形成的，也可以从历史事实中找到证据，当前美国文化就是民族文化传统多元共处的典型。因此，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在同一个国际舞台上和平共处完全是有可能的，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各个民族必须有相当深入的彼此了解，这一点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和国际交流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近年来，各地旅游热中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大型国际艺术活动上各个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场面可以给人以信心^[28]。

斯蒂格勒和汤因比都是使用文明范式分析历史发展的典型。相比较他们的文明范式而言，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无疑是一种漫画式的政治预言。他预言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未来21世纪世界冲突的核心。这种策略家的言论体现了急功近利、野心勃勃的政客心态。其实，亨廷顿并不是提出一个新问题，“二战”之后，国际社会已经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冷战”对峙的局面压制了文明范式。“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种失去对手的迷茫感，之所以强调文明问题，只是西方世界在短期内还不知道自己的敌手隐藏在何处，同时对其他民族和文明的不放心长期以来成为西方世界挥之不去的阴影。亨廷顿抛出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只不过是借策士之口说出了一批西方社会人士内心久已存在的文明偏见，说到底是为了给西方社会寻找在未来世界上的敌人，只因为是出自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之口，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主流学界争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