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与跨文化翻译

1.4　文化全球化与跨文化翻译

文化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提供了能够互相学习、彼此交流、共同发展的机遇。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各民族文化能够吸收众多的异域文化特质并使其融入本土文化，从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活力。在此过程中，翻译往往成为实现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手段，借助翻译这一媒介，思想、文化交流才得以顺利进行。译者将源语文化中承载着特定意义的语言符号转换成译入语文化中的语言符号，这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仲伟合，1999)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各国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翻译的桥梁作用也更加突出。一方面，它通过语言的转换、文化的再现把异域文化介绍到本民族文化中，使民族文化能够汲取异域文化的养分而得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它将民族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可见，跨文化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是语言文化的跨文化交际行为。

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最有价值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等个性特质。各种不同的文化需要沟通，通过相互交流相互促进，而沟通离不开翻译。跨文化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和目的，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和媒介。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推进的语境下，翻译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文化全球化更要求翻译从“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简单的转换”转变为“淋漓尽致地传递各民族文化信息”，最大程度地再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差异，尽量使这种特色与差异能够被译入语文化所理解。在跨文化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可以说是译者的一个主观的选择过程，反映和折射出翻译主体，即译者的文化意识、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同时，也体现着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时代精神，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文化印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外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实践和理论中找到佐证。从我国翻译界泰斗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外国文学翻译先驱林纾的“达旨术”翻译法，翻译家傅雷的“神似”说和文坛泰斗、学贯中西的钱钟书的“化境”论，到当代翻译家许渊冲的诗歌翻译的“三美”(音美、形美、意美)和“三化”(等化、淡化、深化)原则等，可以说，他们都是归化翻译的典型代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左翼学者和翻译家极力主张直译，其代表人物应首推鲁迅。他所说的“异国情调”、“洋气”、“宁信而不顺”恰似目前中国翻译界所讨论的“异化”。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归化与异化的交锋和对话已经成为译学界的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翻译界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经历了一个直译与意译“双法并行”的发展历程。每一段历程都有其代表人物，他们以其对目标文化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对外来文化采取了迥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提出了不同的翻译理论观点。在当代国际翻译论坛，归化派代表人物应该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他的归化翻译理论是建立在宗教传教文化理念上的，其归化翻译理想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异化派的领军人物是美籍意大利裔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urence Venuti)。他倡导“阻抗式翻译”(resistancy)，即异化(foreignization)的翻译策略，呼吁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应当平等对话与交流，反对抹杀原文作者艺术创造的归化(domestication)式翻译。他号召西方翻译家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译介其他国家的作品，并称“它是当今世界事务的一个聪明的文化干预，是用来针对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在全球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Venuti，1995:20)著名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其论著《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2004)里，把文化问题放在翻译的主要问题的首位，并且她所讨论的翻译的七个主要问题都与文化有关。国际著名文论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发生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中。不管是身负天命，还是受以委任，或是纯粹出于个人兴趣而翻译，在翻译原文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目的与倾向，都会受到各种主观或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由此可知，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并非一种简单的技巧问题，它与翻译的目的或者说翻译所承担的神圣使命息息相关，更是译者的文化取向使然。因而，将翻译和翻译研究置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研究中进行探讨和思考，拓宽学术视野，走出原有的研究范围，扩大译者的创造空间，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对翻译学的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对翻译实践也更具指导意义。

1.4.1　文化全球化凸显跨文化翻译的重要作用

从本质上讲，翻译是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相互间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催生了翻译，而翻译反过来又推动它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使某一国(民族)的文化为别国(民族)所了解、共享和借鉴，从而促进各国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刘山，1989)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今天，追求多元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已成为一种必然的期望和要求，跨文化翻译也越来越显出其重要作用。通过对话和沟通，世界各国间的许多政治分歧和经济纠纷都得以解决。这种对话和沟通离不开翻译的桥梁作用。文化全球化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互渗、互补和共荣格局的形成，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文化都应当具有平等对话、平等交流的资格和权力，任何国家和民族要保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固守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并积极主动与不同的文化进行交流、借鉴和融合，这就要求发挥跨文化翻译的桥梁作用。因此，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促进人类文化的共同进步与繁荣，这是跨文化翻译在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任务所在，也是进行跨文化翻译的意义和作用之所在。文化全球化的推进扩大了跨文化翻译实践的内容，推进了跨文化翻译的研究。

1.4.2　文化全球化对跨文化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

翻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际活动。翻译离不开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但远比单纯的语言转换要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反映文化，而且受文化的制约。要成功地进行语言转换，不但要掌握两种语言，而且还要熟悉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并在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传达文化信息。但是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差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所进行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过程中，由于其文化知觉和符号系统的不同，必然会改变交际事件，导致交际障碍。文化差异与文化交流，相伴相随，在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就必然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文化全球化加快了多元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吸纳、融合和互补的进程，促使人类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趋同，催生着人类文明共同体和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形成。(高永晨，1999)然而文化全球化绝不是文化单一化、同质化或简单的西方化，而是意味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融合、互补与共荣。它虽然会增加文化的共性，但也会强化文化的个性和差异，并导致异质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这使跨文化翻译面临着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的问题显得更加重要。

1.4.3　平等对话式的跨文化翻译

20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翻译学界进行了文化转向。1989年在英国Warwick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1992)一书的出版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学者们开始把翻译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于是，继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后，1989年又悄然崛起了一个新的学派:文化学派。翻译文化学派即翻译研究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两个不同国家或两种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不仅取决于他们对于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于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王宁，1998)文化差异对跨文化翻译提出更高的要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因此，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翻译的问题，这是本书所讨论的一个重点内容。

第一，拥抱文化差异，寻求共同“话题”。

事物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中。当代欧洲著名思想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认为，欧洲大陆第二个千年的目标在于“差异共存与相互尊重”，这一点恰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先生一直倡导的“和实生物，同而不继”的精神不谋而合，作为沟通的“和”必将是差异得以共存的基础，而“和而不同”是实现“差异共存与相互尊重”目标的基本原则。(秦晶，2001)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翻译必然涉及异域文化，各种异域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不同的文化样式，因为不同的语言或文化在语言的哲学观、人们的思维方式、词汇的文化意蕴、句法特点、篇章模式、交际规则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也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生命力。文化的个性化是一种文化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得以存在和发展完善的内在的根本动力和生命力，而文化多元性又是世界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发展借鉴的驱动力。但在跨文化翻译活动中，人为地夸大或缩小文化差异都是不可取的，都不利于人类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发展。因此，建立文化差异的概念，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文化差异的存在，从多角度、多方位来认识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这是走出跨文化翻译的文化误区，建立对话式的跨文化翻译模式的起点。从差异出发，寻找翻译所涉及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共同之处。彼此适应，互相理解，寻求共同拥有的“话题”，这对于跨文化翻译极其重要。(张凤娟，2002)

每一种文化都处于一种连续的发展和沿革之中，文化差异同样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征，过去相同的东西今天可能变为相异的东西，而此刻相异的东西将来也会变为相同的东西。因此，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必须用共时和历时的眼光来审视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真正做到“文化传真”。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孙致礼，1999)译者不仅要了解异域文化，还要熟悉本民族文化，并能预测读者的反应，真正实现跨文化对话。

第二，进行对话式的跨文化翻译。

数字化和信息技术把人类社会带进了一个信息无限扩张的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的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相融，兼收并蓄的。故在未来的时代，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冲突不会占主导地位，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融则会上升为占主导地位。而“文化的冲突与共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互动作用。因此如果协调得好，这种冲突可以被制止或压缩到最小程度。因此未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讨论和对话关系，通过对话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融”。(王宁，2000)

翻译涉及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信息转换，翻译活动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间的对话活动，但这两种文化往往不是处在一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际上，当两种不同文化相遇时，真正做到两种文化以平等的姿态对话交流的情况并不是很多。由于种种原因，翻译所涉及的两种文化不总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其影响力不一样。例如，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远没有平等可言。(吕俊，2001)因此，在进行跨文化翻译时，译者应该意识到异域文化和民族本土文化是彼此独立而又彼此依存、彼此相通的。即使两种文化在融合时，也能保存其各自的个性，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精神。因此，对话式模式是最切实可行的跨文化翻译模式。在对话式的跨文化翻译中，译者不但可以克服民族文化自恋情结，能够借助异域文化的营养成分来构建民族本土文化，而且可以避免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避免盲目地排斥异域文化，并可以消除“语言称霸”和“文化强权”等现象。

每个时代的翻译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推进的21世纪，许多专家学者已对翻译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定位。在文化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翻译活动中，我们不能盲目排外，而要注意吸纳异域文化中对民族文化有用的精华，又要强化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使民族文化在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式的交流、融合中获得发展机遇，增强民族文化向外辐射的能力和抵御外来不良文化的能力。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认为跨文化翻译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应当是:依据“差异共存与相互尊重”的原则，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促进世界人类文化的共存和发展，真正做到人类文化资源的共享、共有和共荣。

本章小结

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重要态势，它全面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必然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纽带，它只有以开放的态势，整合异质文化，借鉴外来文化，才能充满生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翻译是开启跨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策略体现着翻译主体的文化态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翻译中，应当做到既要寻找和认同世界文化的共性，又要尊重和保护民族文化的个性，从而真正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