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与文化战略

一、文化安全与文化战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然满足两个最基本的需求：一是国家生存安全的需求；二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国家、民族生存安全是第一位的需求，是首要的利益。只有生存安全有保障，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的全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所在。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文化是其和世界各民族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确定其人类学身份的最后依据。因此，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能够凝聚和整合民族和国家一切资源的根本力量，这种力量的任何形式的丧失，都将威胁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正是由于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有生存安全的意义，因此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成为能否确保它的生存安全的一种战略安全。维护和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而社会发展的目的，既要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也要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安全需求。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因此，从根本上讲，国家文化安全是在对于国家文化生存状态的关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基于国家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全部重要性而提出来的。

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代表汉斯·摩根索就明确提出，国家的生存包括领土完整、政治制度和文化；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认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是生存，即国家的生存，要保证一定程度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的生活方式、基本制度、社会准则和荣誉等不受侵害。”^[5]国家生存，是国家全部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生存，便没有一切，失去生存，便失去一切。虽然国家的生存包含着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等各种要素，但是，由于文化的存在是可以起到最后凝聚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纽带作用，因此，维护民族文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是可以起最后作用的力量。犹太民族曾经在自己的发展史上饱经磨难，但是最后使它能够实现复国理想的就是存在于犹太民族精神之中的希伯来文化。美国白宫写作班子负责人曾发表文章，论述美国的第四种力量——文化力量，它将是决定21世纪走向的主轴。英国曼彻斯特市在其文化产业的战略咨询报告中，也提出“文化变成城市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等，都将日益维系于文化这个轴心”的理念。^[6]

文化安全是国家大战略的根本价值取向系统。文化安全之于国家安全的意义，在于文化安全在本质上是国家大战略的根本价值系统。任何国家战略的制定，都基于对国家目前形势和未来发展目标之间的分析、判断和定位。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判断虽然所采取的技术路线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是由不同的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的评价事物的指标体系决定的。由于文化是最能从根本上区别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差异的，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同一个问题完全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而正是这种结论左右了国家的决策者对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包括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任何这样判断的尖锐对立，都可能直接导致国际冲突。由于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直接决定了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就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国家文化安全的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的。没有国家文化安全等于使得国家安全失去了它存在的灵魂。因为文化是最终决定人们判断国家安全与否的最后标准。没有文化安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判断国家安全与否的价值体系存在。国际社会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甚至于不断出现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就在于各自都是以自己的安全为安全，以自己的安全观为安全观来判断国家的安全形势。美国所关注的国家安全是以美国的价值尺度为标准的安全，是建立在美国文化中的“天赋使命”的价值观念之上的，一切与之不一致的安全，都不是美国所认定的国家安全，都不能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都可以被认为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正如美国学者约翰·P.洛弗尔所说：“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基本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7]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进一步认为，决定民族国家特征的不是其内部种族的外部结构，而是固存于他们身上的特殊文化心理或意识。^[8]美国学者厄尔·H.弗赖伊则更明确地指出：“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只是个人价值观的集合。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有研究国家价值观才能找到回答。正是这些价值观才规定了国家利益和国家的安全。”^[9]因此，只要美国认为危及到美国在全球的利益，美国都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进行干涉。美国的国家安全理论不仅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安全理论，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美国的一种国际战略。如果把这样的一种战略放到文化的层面上来理解的话，那么，这样的战略也同样是一种国家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这也就可以找到美国为什么要别人开放市场，奉行文化贸易的自由化的原因。国家大战略是关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战略。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大战略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不仅构成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国家大战略提供安全保障所必不可少价值观念和由此而形成的国家价值体系。

20世纪90年代，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上，法国针对美国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提出了“文化例外”的政策，受到欧共体各国的拥护，并最终赢得了胜利。这一事件历时数年，由法国而扩大到整个欧共体国家，争论之激烈是关贸总协定谈判中少有的，因而应起了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及其产品涉及各国文化的民族特性。问题的性质就其表面现象来看，仿佛是纯粹关于视听产品是否要被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而要害则是关系到对神圣的文化权的捍卫。^[10]

2002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第57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安全的内涵不断扩大，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已经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在国际舞台和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安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新安全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摈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防止文明对抗和冲突的发生。^[11]这是中国政府在新的世纪提出的一种新的国家战略，旨在新的国际背景下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及其所有的形式中，人们都试图发现它与周围力量之间的正确关系。因为这是人用以处理它与周围力量之间的关系的前提。对这种关系的判断的正确与否，会造成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和存在选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注，并不是某种强加于国家的责任，而是人的这种发现的国家形式。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选择或文化发展道路选择，是建筑在它与周围文化力量之间的正确关系基础之上的，而是否安全则完全取决于对于这种关系的判断。固本兴邦。国家文化安全首先就是关于国家的文化存在、文化生存和文化发展问题的。无论是法国还是中国，虽然各自提出的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问题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出发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这就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整个20世纪留给人类社会一笔最伟大的遗产，就是对于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战略在维护国家安全，推进国家进步，保障人类和平上伟大作用的发现。虽然，在以往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乏有关文化战略的伟大思想，但是，真正把文化战略付诸国家战略竞争实践，制定国家文化战略，并且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文化战略来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保障国家利益，却是20世纪的事。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首先归功于20世纪中叶爆发的“冷战”。“冷战”第一次使文化成为国家战略较量的重要手段。“冷战”也第一次使得文化战略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由可能成为现实，并且不仅由此而建构起了一系列理论、政策和制度，而且改变了国家战略竞争的领域和形态。特别是由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仿佛也已经证明了“文化”也可以是有效实施国家战略打击的战略武器。“软实力”理论的提出，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从而成为一种新国际关系和新国家安全战略竞争理论，对世界各国重新制定21世纪国家战略提供了新的战略思想。

美国是率先以“国家战略”的名称制定和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的国家。国家战略意图的清晰和国家战略目标的明确，使得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和制定反映和追求本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国家战略”。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发布的历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关“民主”和“价值”的文化战略内容始终是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这就使得《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本身具有国家文化战略的性质和意义。

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行为在全球事务中不仅拥有其他国家所无可比拟的影响，而且由于美国战略的成功使之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无论是根据“安全困境”理论，还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通过制定、运用和实施国家文化战略去获得本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的国家行为和世界国家竞争的一个主要特点，成为国家间整体战略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战略思想大国，拥有从孙子兵法到毛泽东战略思想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早在2000多年前，孙子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攻心为上”的文化战略观，毛泽东也提出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的文韬武略的战略合成观，并且还第一次从谋划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战略构想。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被裹挟进“冷战”漩涡后也提出过“反和平演变”的国家文化战略，但是，真正地、主动地从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战略利益的层面上提出并研究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战略，则是在1985年之后。进入21世纪，直至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提出一系列国家文化发展的整体性战略思想之后，国家文化战略开始整体性地进入国家战略思考和战略决策领域。国家文化战略已经成为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发展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研究和制定中国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成为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国家命题。

然而，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国家间的文化战略角逐发生了什么变化？应当怎样去争取和平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国际文化环境与国际文化条件？构建和谐世界作为中国的新国家文化战略如何才能在未来的国家竞争中获得战略实现，不仅涉及中国未来国家文化战略的选择与制定，而且还将从根本上重新建构我国与世界大国文化战略关系的国家利益格局，影响世界发展的走向，并且又反作用于关于和谐世界战略构想的总体布局与实现。因此，研究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战略运动的关系，了解和掌握国家间文化战略领域整体战角逐方式与发展态势，从而为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角逐之变的大趋势中制定科学的文化战略，以文化“软实力”与辅助的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相配合的方式重新安排国家的战略发展格局，也就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战略制定的重要内容。

战略问题始终是一个国家的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选择和制定最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战略，不仅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发展可能、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而且还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发展命运，关系到它在整个国家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历史上诸多大国的兴衰沉浮和世界力量格局的演变，在这背后无不反映着战略作为一种历史进步的力量形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里，战略的科学性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战略时代。战略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最具有活力和决定意义的主题词。在今天，一个不讨论和不思考国家和国际战略问题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在国际社会生活中被严重边缘化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文化战略正是属于这样一种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