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政治文明观

三、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政治文明观

从我们对世界多样性和模式多样化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两者都涉及国际政治文明观的问题。所谓文明观，是指人们对于特定文明的性质、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明的发展前景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看法，是指导、支撑着人们设计、创造文明生活的认识与实践活动的认识规则、价值选择规则和操作方法规则的体系。相应地，国际关系文明观，就是对国际社会中不同文明形态的性质、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理想关系模式的一系列综合看法。由于世界是多样的，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故而现实中的文明观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和多样化的。此种多元文明并存的格局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由于传统的国际交往和国际关系生活要么停留在某一种文明的内部，要么被安全、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压限制着，使得文明之间差异和矛盾及其政治后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学者们往往更加关注国际关系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层面。

“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发展，打破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这一格局。以工业文化和启蒙理性为轴心建立起来的现代主义文明观以来的客观基础逐渐风化，过去那种单一主体（特别是以国家为唯一行为体）的基础主义、启蒙哲学的理性“帝国主义”思维（以国家权力决定利益为理性标准）、统一的制度规范体系（以霸权决定制度的规范）和单一的价值尺度越来越被多元化和差异化所取代，跨国公司、族裔群体、女权运动、绿色环保团体、互联网族甚至同性恋团体等新行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介入，颠覆了全球一元化的认同格局。多样性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价值观的主导方向，具体来讲，从国际关系意义上来看，全球化时代文化价值观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1）文化从指向国家，并以民族国家为依托的一元主体向指向个人、民族、国家、文化、种族等多元主体转变；（2）文化的形态从纯粹的政治民族主义向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部族民族主义转变；（3）文化价值观从“以我族类至上”的世界观向各族类平等共处的世界观转变；（4）文化取向从自大的、保守的、封闭的，各尊其尊、各为其为的倾向向开明的、理性的、开放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倾向转变；（5）从民族文化发展着眼于“中心膨胀—边缘同化”的发展逻辑向“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发展逻辑转变；（6）从个人的民族集体主义依赖意识向个人的世界主义主动观念转变；（7）从核心价值的一元化观念向核心价值的多元化观念转变，即强调文化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性观念。上述趋势代表着全球化时代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主潮流。

对于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潮流，在文化学研究中早已经是不争的结论。早在19世纪后期，德国文化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就试图打破文化学上的“帝国主义”——强调文明是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单一主体的“西方中心论”，探讨多元文化并存结构的可能性。在其著名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阐明了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趋势，指出全世界处于多种文明兴衰成败的循环之中^[36]。20世纪以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从比较文化学的意义上在此将多元文明置于广阔的历史哲学框架中分析，强调文明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把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阶段乃至其主要机制（由“挑战—应战”机制产生文明，经历“混乱时期”达到“统一国家”、“统一和平”，由“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引导文明成长，而形成“统一教会”与“高级宗教”，但“有创造性的少数”在此过程中也蜕变成“统治者少数”，导致文明衰落，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与“蛮族军事集团”的冲击下内外危机并发，文明解体、灭亡）都说成是各“文明”的共同命运^[37]。再后来，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文化模式》等著作中揭示了文化模式差异对于政治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路辛·派伊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亚洲权力和政治》等著作中将政治文化差异的研究推进到政治发展领域，认为政治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政治发展道路与政治制度模式的差异，比如亚洲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就与亚洲的群体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说斯宾格勒、汤因比和本尼迪克特的研究还停留在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哲学层面，路辛·派伊对政治文化差异的研究还处于比较政治学范围，那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以桑德尔、米勒、瓦尔泽和麦金泰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提出的多元社群共同善原则、以安·蒂克纳为代表的女权主义政治观和黑人政治观、绿色政治观、恐怖主义政治观以及族裔政治观等，将差异政治文明观扩展到了全球政治层面，开始以文明或者文化为单位建立全球政治理论。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启蒙辩证法的差异和矛盾范畴被激化了，他们承认世界的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归入更高程度的“统一”之中。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甚至将“差异”（difference）概念赋予新的内涵，以“延异”（difference）概念替代之。延异概念是德里达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差异原则转化而来的，是他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在整个世界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反对宏大叙事，强调多元政治价值和差异政治理性的差异文明观成为全球化时代公共哲学的一种典型形态。此种文明观是对启蒙时代以来国际政治文明观的一种消解和批判，批判宏大叙事、先验基础主义、规范研究和工具理性的因果必然律，主张微小叙事、后验实用主义、实证研究和价值理性的交往相对律，主张彻底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引导多元化的差异文明走向交往对话的实践空间，在参与政治应用的语境中确定文明互动的意义，进而呼唤重建一种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的文明秩序。具体来说，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差异政治文明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开放视野。既然文明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就应该尊重这一基本事实，对各种文明的发展及其彼此的互动采取平等和开放的视野，无论对于居于优势地位、有着强大竞争力和冲击力的文明，还是对于十分原始和极其幼稚的文明，都应该采取同等的标准而不应有所偏向。此种对各种文明都采取同等标准的开放、旷达态度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和和谐共处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此种开放的视野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然主义态度对其中畸形文明观予以姑息、纵容和保持沉默，所谓畸形文明观是指那些绝对自我中心且对其他文明采取漠视、损坏甚至消灭态度的文明观，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文明霸权主义、泛文明主义、极端文明主义（比如国际恐怖主义）等畸形文明观都与差异文明观是相悖的。

二是包容精神。无数历史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说明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模式无法简单复制，对于异己文明和异己模式，都应该贯彻包容精神，尊重不同文明共同体寻求特定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模式的平等权利。在历史上，古希腊城邦都是一个个非常小的单位，但它们深知必须保持相互的独立性，不干涉内部事务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体系的稳定和持续。即使在之后的帝国时代，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还是罗马帝国，在被征服的土地上还是谨慎地保持了它们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原先社会的延续性。中世纪的欧洲更是一个多样性、多元化的欧洲，而之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扩张逐步把各个地域的历史逐渐统一到世界的历史中，但即使如此，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仍走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即使是英、法、美，其现代化道路也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之后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前不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一战”后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二战”后拉美、东南亚的现代化道路，包括战败的德国和日本的重建道路，都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其选择社会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权利都应当得到尊重。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增强包容精神对于多种文明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是协商政治。在开放视野和宽容精神的主导下，化解不同模式之间差异和矛盾的唯一路径是推动不同模式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这一点在学术界达成了广泛共识。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罗尔斯修正了《正义论》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承认现实社会是一个“理性多元”价值多元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会基础上，重点探讨如何达成关于正义的“重叠共识”？罗尔斯认为，在政治的公共领域，必须遵从由宪法的核心观念和程序规定的公共理性，遵从普遍的正义原则。而这一普遍的正义，是各种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通过公共讨论和对话，反复地“反思平衡”最终达成的“重叠共识”^[38]。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民主观遭到了以尤尔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一批带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的批评。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反思和批判中，哈贝马斯提出了以商谈理论为基础的“程序主义范式”。哈贝马斯认为，“协商政治的成功并不取决于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全体公民，而取决于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预设的建制化，以及建制化商议过程与非正式地形成的公共舆论之间的共同作用。”^[39]由此，哈贝马斯指出，协商民主乃是这样一种程序主义的民主观，其核心在于：“民主程序通过运用各种交往形式而在商谈和谈判过程中被建制化，而那些交往形式则许诺所有按照该程序而得到的结果是合理的。”^[40]它一方面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谈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治公共领域交往系统中的商谈制度形式。而那些非正式的意见形式，则通过立法过程贯彻在制度化的选举抉择和行政决策当中，由此，交换权力转换成了行政权力^[41]。不难发现，哈贝马斯提出了协商民主的理念并主张建立非政府的话语民主制度。协商民主以及非政府的话语民主的提出，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关于商谈性民主的热潮，尽管叫法不一，比如“交流的民主”（communicative democracy）、“对话民主”（dialogic democracy）、“共识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等，但强调的意思都大同小异，都是强调化解多元文明矛盾的出路在于确立协商政治。

四是规则旨趣。与现代政治观强调的先验价值规则不同，差异政治观认为并不存在先天的底板，多元文明互动的游戏规则完全由交往、对话和协商创造和建构。特别是在一事一理、一国一理、一族一理、一用一理的差异政治观下，不同文明互动的游戏规则往往是自由交往与对话的结果。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明互动的过程中，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会越来越重要。因此，差异政治观的规则旨趣与世界多样性是不可割裂的，必须是一致的。每一种发展模式，只要它基于自己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符合人类的一些基本规范，它就应该得到尊重，应该平等地和它相处，而在平等相处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制度、体制和规则，但这些规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是多样化文明互动的结果而非前提，只不过这种结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已。

综上所述，国际差异政治文明观的出现，对于调理全球化时代多种文明有机互动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此种文明观的产生不仅使得西方国家不再像以往那样以恐惧、决斗和你死我活的二分化思维对待非西方文明，而且使得非西方文明之间也找到了寻求共识与合作的共同平台，不再一见差异就不安，一见矛盾就防范，一见冲突就征服，而是学会通过关注、对话、倾听和理解寻求理性和平和的途径化解，这对于构建和谐的理想社会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