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征

经济全球化以它跨越时空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在全球范围空前规模和广泛深入的交流、交融、碰撞和重构。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推动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逐渐形成被各国、各民族认可并接受的“一元文化”或“同质文化”；另一方面，也使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和特点更加突出。正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彼特所说：“随着越来越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会更法国化。”^[1]这一双重性就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悖论。一体化与多元化、异质文化与同质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也就成了学者们研究和争论的主要论题。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既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又是文化全球化的倡导者，由他们描述出来的全球化文化反映了“同质”、“一体”的社会想象和世界图景，即世界已成为一体，在这个一体化的世界里存在着同质的秩序、同质的文化，面对人类共同的世界也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追求。相对而言，当全球化大潮扑面迎来之时，即使是出于一种本能，人们也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忧虑：本民族文化会不会在全球化文化的浪潮中被吞噬掉。这种担忧不仅出自弱势民族和国家，因为强调和捍卫民族文化是弱势民族维护自己权益的唯一方式和希望，而且这些呼声也来自发达国家。有学者认为在未来的时代，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和政治上的冲突不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冲突，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则会上升为主导地位的冲突。这种观念又可称为“文化冲突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亨廷顿等人。另一些学者，如萨伊德（Said.E）则对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持批判态度。他认为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已经普遍认识到，文化是杂生的、多样的，各种文化与文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任何对其进行一元化或简单化描述企图注定都会失败。这些主张文化相对主义和东西文化对话的学者认为，文化的冲突或者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流双方的能动作用。如果协调得好，冲突可以被局限到最小的范围和程度。因此主张未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讨论与对话的关系，通过对话达到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了解和融合。

这两种观点一方面突出了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在全球化进程中日渐突出的事实。概括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突出表现在一元与多元、同质与异质之间的关系上。

1.一元与多元

经济全球化究竟是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还是导致了文化的同质性、单一性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要沿着这样的主线看下去：文化、民族文化、各种民族文化的依存关系。

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狭义上讲，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价值观、哲学、艺术、宗教等各种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从时间推移看，文化具有发展性；而从空间的横向分布看，则表现为文化的多样性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这是因为文化本身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国家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形成不同的文化，所以世界本来应是多元的。这是历史形成又延续至今的客观现实。英国学者汤因比先生在他的《历史研究》里，把人类文明划分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北非和中东等地的伊斯兰文明、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文明以及中国和东亚的儒教文明。美国的亨廷顿认为人类的主要文明有七八种，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因此，每一种文明、文化都是在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中产生并为本国、本地区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各自的贡献，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2]所以，当今世界的真实面目不是已经趋于同质化的世界，它应该是一个多极、多样的世界，在差别、矛盾和对立中存在。正是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构成当今社会的生态状况，任何形式的偏极“一体化”、“统一化”主张都会破坏这种“生态”的平衡。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悖论就是世界各国文化概念既保留自己独有的特性，又有全球意识支配的世界文化单元。换句话说，全球化社会首先是一个多元化社会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3]

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性交往实践。所谓全球性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和变革相互联系的客体之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4]每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作为参与交往实践的一极主体，同时由于各极主体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生存发展权利，并且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因而才能在交往实践中协调互动。也就是说，多元化、异质化的个体、群体或民族国家等构成了在全球性交往中的共同操作者和交往者，成为交往实践的主体。

文化的差异性成为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前提，没有差异性就无所谓文化交融。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以差异性为特征的，不可能出现没有差异的普遍的文化。文化的交融如果仅仅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并把文化的差异性理解为民族文化的高低或优劣，忽视文化的互补性，那么，它只能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进行。^[5]据此我们首先要弄清“差异”和“差距”的概念。“差异”（difference）和“差距”（gap or distanc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我们把主体划分为弱势和强势主体的话，“差异”意味着弱势主体和强势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而“差距”则是弱势主体对强势主体的见贤思齐、靠拢和接轨。因此参与交往实践的每一方主体对于对方主体地位和合理利益必须予以承认，强势主体只有承认弱势主体的“差异权利”，才能在多极主体上建构交往的共同体。同样，以交往实践的返身性实现主体的自我重构，构成具有独特个性的多极主体形态。^[6]正如鲁洁提出的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必须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即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以开放的意识，在林林总总的多元文化中保持传统的优秀文化，吸纳异质文化中的精华，^[7]达到最终的价值诉求：共生共赢。在承认“差异权利”的基础上，才能一方面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整合出全球化经济、政治、文化的新秩序，另一方面，各交往主体将在实践中获得的内容内化为自己的个性，即全球化时代必然是集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格局，彼此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同获利。罗斯福对于这一时期文化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即（1）文化的差异性构成了全球化、普遍化观念和实践的基本限制；（2）达成某种全球性、普遍性社会观念的合理方式需要超越文化的差异性，但不是超脱于各差异性的文化传统之外，而是在各差异性主体传统之间寻求某种“重叠共识”；（3）这种“重叠共识”只能是某种程度上的，而不可能是完备的。^[8]这种“共存共赢”、“重叠共识”体现了两者的依存关系。要求两者在一个环境中共存，由此产生一个悖论：如果要保存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性，自然就是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间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交融，表面上看好像有悖于原有文化的特点和差异。事实上，面对各种文化的交流和交融，对本土文化的自觉性就是建设在自己文化的根基和框架上，而很少会全盘照搬，否则会为本土文化带来深重灾难。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得到很大发展，但在印度曾经发达的佛教唯识宗，由于其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抵触过大，很快就绝迹。又如日本对中国文化从历史上就进行了大量的“摄取”，但它对中国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进行选择性地吸入，只选择这些异质文化中的精华成分或适合日本民族特点的部分，从而使日本文化发展表现出“蛙跳式”地向先进文化“跃迁”的特点。^[9]所以一元与多元应该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几乎在产生一元、一体化文化的同时，多元化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2.防止两种偏极态度

如果在实践中过分强调“多样”、“差异”或“离异”，其结果会产生文化的孤立主义；相反，如果过分强调“同一”、“同质”或“趋同”的话，则会产生文化的霸权主义。

取得独立的民族要求发展和保护自身文化，这种愿望往往异常强烈和敏感，会导致文化的孤立主义。有些人深感全球性的文化交往中，外来文化影响过大，唯恐自身民族文化被淹没于全球的交往之中，即“多”消于“一”，于是奋起突出彰显本土文化。这种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此间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也随即而生。文化孤立主义无视数百年来各民族文化的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片面强调文化的“原汁原味”，反对文化的沟通。其实这样的本土文化只是一种假设，因为世世代代由不同民族创造积累而成的不断发展的文化传统，它势必会蕴含着不同时代且受着各个层面的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传承和创造性的诠释。目前，这种过分夸大本土文化的潮流和可能性依然存在。例如，日本是一个极度西方化但仍在许多方面保留着自己独特民族文化本质的发达东方国家，其本土文化的倾向表现为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和文化形象的树立。当然，这种弘扬和树立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的强大经济实力以及日本民族的民族魂，但这种本土化情绪若被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就有可能被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利用而导致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欲望的膨胀，并有可能威胁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10]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某种依仗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文化霸权主义的确还广有市场。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一些战争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霸权主义越来越在国际事务中无视国际法，擅自对他国文化和领土进行侵略和践踏。曾经鼓吹文化冲突将引起世界大战的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又著文指出，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最抗拒的社会，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特性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文化主义的思想”。他甚至得出结论说：“如果多元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可见要战胜各种“中心论”，走向文化的多元发展实在还有很长的路程。^[11]

总之，任何一种过分的夸张意识和行为都会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进程。但要适当把握捍卫本土文化与促进全球意识的分寸，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因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太大，不能一概而论，但从宏观考察，我们赞成各国文化要在全球意识的影响下，立足本土文化，促进文化多元的发展。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有些民族文化生命力脆弱，中途夭折，而有些得以长存且发扬光大。而得以长存的首要条件，就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能否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而有益于其他文化。如果一种民族文化以封闭求发展，那就难免被世界所遗忘。所谓“在全球意识观照下”也就是力求考虑到全球文化发展的需要，研究人类发展中所遭遇的共同问题，以此作为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并在这一进程中突出自己、发展自己。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全球文化才不会泯灭了自身的特色而混为一体。正如热学第二定律所揭示的：当差别越来越小，熵越来越增大，各个组成部分越来越混一，其结果就只能是静止、停顿，最后毁灭。全球文化与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关系就体现在这种辩证的关系里，互为前提，相互促进。

3.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类文化的交流融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显得更为紧密、频繁，各民族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更加快捷，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文化的全球化或统一性，不是要抹杀各民族之间固有的特性，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并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先进或落后、优越或拙劣的等级。在此我们只用“差异”，而不用“差距”一词。文化交融的前提是文化的差异性，没有差异性也就无所谓交融，而文化交融的结果则以差异性为特征，不可能出现大一统的没有差异的普遍文化。因此各文化之间存在互补性。正如文章在哲学理念的分析中指出的，我们不认可文化的进化论，同时不接受单一的文化相对论，全球性文化更重要的是体现文化的进步主义特点。文化的统一性与多元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联系反映在高等教育中就表现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或民族性的关系上，这是由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性所决定的。

文化是高等教育的根本属性，高等教育自身是文化的一部分，其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对人类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储存、传承、融合，最终创造先进的人类文化，以达到培养高深专门人才的目的。由此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属性就印证了高等教育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和新的功能：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具体说，知识的普遍性和无国界的共享性，是追求高深知识和科学真谛的高等教育内在动力驱动，它要求与国际间高等教育进行交流，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与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的高等教育，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就会孕育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例如：英国绅士文化传统以其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对“绅士风度”的追求，在思维方式上的调和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对高等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是“有保留的变革”的高等教育渐进发展特点，二是“学术金本位”形成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制动阀”。美国实用主义文化传统以其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特点，对高等教育从大学课程的性质到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及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产生根本影响。在实用主义价值的支配下，美国高等教育引进市场机制，从而使它的高等教育系统表现出多样性特征。日本的文化传统以“摄取性”著称，这种“摄取性”表现为开放性、选择性、创新性以及固有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两重性。受此影响的高等教育从培养目标上体现为培养具有集团意识和富有个性的人，管理体制上体现为集权制与分权制统一，高等教育的等级制与平等性并存等等。这些不正说明了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深层的、本质的联系吗？在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要按照欧美大学的教育理念来改革大学教育体系，可想而知是相当困难的。^[12]在此本人认为张楚廷先生的论述尤为精辟：教育的良心使它通过高扬的真理旗帜而旨在人的发展，同时，任何一所视野特别宽阔的大学，其良心也是与一个民族的脉搏一起跳动的。人们说科学无国界，可是，谁都为自己的大学、自己的民族能拥有更多的杰出科学家而自豪。人们甚至说音乐无国界，可是，当中国民乐也能登上维也纳音乐殿堂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正是它的民族性所显示的光芒。尽管我们仍然可以说大学是一座学术堡垒，大学是知识经济的动力系统，然而，我们的大学首先还应当是我们民族的脊梁。^[13]从这一点上看，高等教育的民族性也是与生俱来，与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一样，这种民族性与本土化不会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而失掉表明自己身份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