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新安全观的发展趋势

三、全球化时代新安全观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时代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缠绕的背景下，各类国家的安全观念、安全政策以及国际安全体系经历缓慢然而却是极其深刻的嬗变。从各国目前奉行的安全观来看，“新安全观”或“新国家安全观”主要涵盖“人类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等内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下降，非传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从英国伦敦、埃及沙姆沙伊赫、印尼巴厘岛恐怖爆炸案到俄罗斯纳尔奇克大规模恐怖袭击，从印度洋大海啸、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南亚大地震到肆虐全球的禽流感疫情，重大天灾人祸此起彼伏，防不胜防，非传统安全挑战进一步显示出长期性与严峻性。此种多元复合的“新型危机呼唤全球性应对方式”，促使国际社会各方普遍更深入地反思安全观念。从胡锦涛主席阐述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安南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原则的新集体安全思想到有关“东亚安全复合体”概念，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理念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安全观的主旋律，“冷战”思维的市场与空间越来越小，全球化时代呼唤新的安全观。

与传统安全观相比，新安全观最具本质性的特征在于注重人的安全，而非仅仅关注国家安全，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类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越来越发现这样一个道理：各国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同时，安全主体也不再局限于国家，而是扩大到了个人、群体、集团、社会乃至全球，它们都已成为安全的主体。安全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推动着安全观从注重保护国家向注重保护个人转变，而当国家安全把焦点从保护国家转变到以人为本时，“国家安全”就变成“人类安全”。一般认为，“人类安全”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94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思想，认为无节制的人口增长、不平等的经济机会、移民压力、环境恶化、毒品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构成对人的安全的威胁^[33]。该报告提出，“人类安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它首先意味着免于经受长期的饥饿、疾病和压迫等的煎熬，其次意味着免于日常生活模式遭受突然和有害的破坏——无论是在家中、工作中还是在社群（communities）当中，该报告还将人类安全大略地归为七大类，分别是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群安全以及政治安全^[34]。“人类安全”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大多数论者认为，“人类安全”概念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冷战”终结、全球化、规范的变化、不断增长的族群冲突和其他危机、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一步理解等因素促成的结果^[35]。“人类安全”正是一种对正在增长中的“安全的不安全”（insecurity of security）情势的一种有潜力的应对理论^[36]。因而，全球化时代的安全观首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安全观，而非以国为本的安全观。

其次，传统安全是以军事安全为中心，新安全观则包含了除军事安全之外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和生态安全等众多内容，是一种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利益同个人安全、团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结合起来的保持平衡的综合安全观。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当今世界的安全威胁并非是单一的威胁，而是多元化的威胁。有政治威胁，例如国内政局不稳、政府无法发挥功能的国家、恐怖主义及对人权的侵犯；有经济威胁，例如贫穷，穷国与富国的差距持续加大、国际金融衰退、邻国经济强大或不稳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剽窃行为；环境或人为威胁，例如核子灾难、全球生态环境的改变、土地无法耕种或水资源耗竭、食物或其他资源的缺乏；社会威胁，例如少数族裔与多数族裔的冲突、人口过剩、组织犯罪、跨国走私毒品、非法交易、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与疾病。正因为多元威胁的存在，故而今天所说的安全已是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人们愈来愈认为，处理安全议题，应该采取一种将非军事因素纳入考量的、更全面的方式来处理，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科技等多种手段实现综合安全。

再次，传统安全观的安全目标是强调的谋求某一国家的个体安全，新安全观则除了强调个体安全之外，还必须关注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

当今世界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全球化趋势，使得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最大的特征是，它们多为跨国、跨地区的问题，对各国的稳定造成普遍危害。故而随着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的逐步形成，国家的安全已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安全已经从一个国家的安全转变为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共同安全的理念根源于欧洲，最早是由瑞典首相为首的“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在1982年提出的报告《共同安全：一种生存蓝图》率先提出的，是作为对战略核威慑的一种反动，认为核战争的双方根本没有胜利者，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因此，谋求安全的最佳途径是实现共同安全。帕尔梅报告将共同安全界定为“避免战争，尤其是核战争，是一种共同的责任”，即与对手一起获得安全，而不是针对对手的安全，对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的安全相互依赖加深，共同安全利益增多，谋求共同安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另外，传统安全观在谋求安全的原则和手段是军事同盟、威慑、遏制以及维持均势平衡；新安全观则是强调加强安全对话、合作、协商和建立安全机制，是一种合作安全和谋求安全双赢和共赢的安全观。

维护全球化时代的共同安全，谋求安全不能仅靠某一国家独立行动，而需借由各国相互合作才能达成。其实，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的理念相当古老。19世纪，权力平衡的做法十分盛行，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的通常做法是集体防卫（collective defence），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同意在对方遭到外力攻击时，从事彼此协助的协议。在19世纪的各种条约和同盟都是集体防卫的典型形式。

到了20世纪，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则大行其道，集体安全不像集体防卫，它是针对共同体内其他国家发动攻击所采取的响应行动。在集体安全中，共同体的成员同意不使用武力相向，并在任一成员遭到共同体内其他国家武力相向时，提供协助。这是国际社会对违反国际和平行动采取有力响应的一种体系。例如国际联盟、联合国就是一个集体安全体系的典型例证。联合国宪章第41—42条中明示，不论是以非军事或军事力量遏阻，国际社会理应对破坏和平者施压。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安全内涵的扩大，各国安全政策也在经历大幅度调整，不少国家的军队职能开始从专注保家卫国向兼顾抢险救灾、反恐保安和合作维和的方向调整。同时，从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切入、着眼增进互信和强化合作的双边与多边战略对话和联合军演成为主流安全合作模式。特别是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推进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重要，安全的实现依赖于合作而非竞争。国家安全不仅取决于某一国家，而且取决于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行动。在此趋势下，应对安全威胁离不开国际合作，通过地区或国际合作实现安全，成为实现安全的有效途径。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结合集体安全以达全面性安全，它承认国家利益的首要性，也要求照顾到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合作安全强调安全的再保证，而不只是吓阻；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性的；对会员数目并没有限制；倾向多国主义而非双边主义；并非独厚军事方式而忽略非军事手段；认为国家是安全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但接受非国家行为体扮演重要角色；不要求也不排除成立正式的安全机构；最重要的是，强调养成多边主义和安全机制的习惯，通过多边对话和建立安全机制实现国际安全合作。在全球化时代，合作安全观要求分别从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的安全机制：从国家层次来说，合作安全要求健全和完善科学的经济发展机制、社会保障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危机预警机制等，实现社会安全和推动全面发展；从地区层次来说，合作安全要求建立健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区域治理机制和区域发展机制等一系列区域主义安排，实现区域安全与发展的良性互动；从全球层面来说，合作安全要求建立健全全球集体安全机制、安全合作机制以及全球治理机制，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总之，各国和非国家行为体以全球安全问题为基础，增强安全互信，建立安全机制，促进安全对话，推动国际交流，实现安全共赢，是全球化时代新的安全观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最后，传统安全观寻求的是国家当下的安全，侧重于如何应对威胁；新安全观则寻求持久的安全，侧重于未雨绸缪和危机预警和防范威胁，是一种可持续安全观。

在其时空延展性上，安全存在着历史—现实—未来之间的复杂矛盾。一方面，历史上视为安全之物于现实与未来未必如此，另一方面，安全离不开历史，没有无源之水的安全——而历史本身延续也存在安全与否的问题，如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加以保护，弱小文明不应遭到毁灭等。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是多样的、不断变化的，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注重未雨绸缪和危机预警，强调针对潜在威胁建立安全防范机制和危机应对机制，从而在威胁尚未暴露和产生严重安全事件之前将其化解于无形。故而，全球化时代的安全观也应该是一种可持续的安全观，不仅谋求当下的安全，也必须谋求未来的安全，着眼于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全球化时代新的安全观的最终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