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心”与“多元”之争

约翰·汤姆林森（2002）^[12]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即一种“复杂的联结”（complex connectivity）。这种联结是多重价值的联结，它跨越了国界，将人们的实践、体验以及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及文化绑在了一起。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事实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仅把全球化理解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商品的全球流通、消费的全球趋同，那就过于简单了，“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因此，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然而，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的，其在发展过程中必将受到本土及区域文化的抵制和同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也并非杯弓蛇影。地区文化或民族文化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反霸权”和“反中心”的核心力量。因此，越过经济、技术层面，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价值的“多元”之争。在此背景下来观照人类的传播现象以及传播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中心”与“多元”之争。

如上文所述，西方话语之所以取得普遍性的地位，缘于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政治领域的霸权；西方话语在与其他话语进行对话和碰撞的过程中，排挤“他者”话语的空间，取得自身真理性的地位，从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西方传播学的发展亦不例外，尤其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传播学假借“普遍”之名试图掩盖和压制“他者”文化中传播思想和理论的合法地位。然而，在后现代、后殖民和后美国的时代，必须用一种全新的多元主义取代西方所倡导的普遍主义。而我们所倡导的多元并非要以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或者试图树立多个中心，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真正让各种文化及其价值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有各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全球话语的一元存在。因为，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来看，任何对普遍性的强调实际上都强化了统治群体和亚群体的等级制，具有压制性和反动性。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希望全球化是一种辩证的多向流动，而不是任何“中心”的单向输出的过程。非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保持相当的文化自主性，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的世界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的普遍主义话语及其价值体系中去。当然，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非西方世界一定要强调其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对抗性，并非要与西方世界进行你死我亡的斗争，而是要强调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中考虑自我发展的问题，寻找适合自身的历史经验的表达方式，保持或建立适合自身的话语系统，与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进行对话或者交流，使全球化的过程真正充满活力并趋近多元。

由此来观照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并非要用“亚洲中心”取代“美国中心”或者“欧洲中心”，而是要“多中心”，“多中心”的结果应该是取消“中心”或“去中心”。其实，“亚洲中心”的倡导者们也认为“亚洲中心”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亚洲中心主义，也不是种族中心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亚洲的翻版。亚洲中心性并不是要将亚洲的世界观设定为宇宙之唯一，更不会强加在非亚洲人身上。研究者们明示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与欧美中心不是对立的关系，声明‘坚持亚洲中心是要使自己根植于亚洲文化精力之中，并不意味着对欧洲中心的悖反’，胸怀宽广地倡导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元极端，呼吁东西方融合，互补双赢”（赵晶晶，2008）^[13]。虽然，“任何文明都希望自己是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也是文明本身发展的动力。然而我们在为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努力建构的同时，需要警惕新的语言霸权在亚洲内的建立”（赵晶晶，2008）^[14]。因此，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并非要建立一种新的普遍性话语，或者新的学术霸权，来对抗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并非以一种“中心”代替另一种“中心”，更确切地说，我们所谓的“亚洲中心”应该是一种主张、一种视角、一种取向，甚至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