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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的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心焦虑”

时间:2022-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不过,这些权利的主张显然不能局限于本地的视阈去思考,而应该放在整个中国、整个亚洲区域及至全球的视阈去观照,于是我们会发现,香港关于身份的思考其实已经从当初的归属焦虑过渡到现如今的中心焦虑。但回归后,在内地与香港融合、新香港精神孕育的进程中,一种新的焦虑——中心地位丧失的焦虑却相伴而生。这种焦虑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焦虑。尤其是内地的改革开放导致香港作为内地联接全球的关键作用弱化许多。

香港的回归是一次解殖化去殖民的过程,是一次中国民族主义重塑与强化的过程,也是一次本土意识强烈觉醒的过程。因此虽然在英殖民下香港本没有许多权利,回归后却强烈声索。不过,这些权利的主张显然不能局限于本地的视阈去思考,而应该放在整个中国、整个亚洲区域及至全球的视阈去观照,于是我们会发现,香港关于身份的思考其实已经从当初的归属焦虑过渡到现如今的中心焦虑。“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缘上处在大陆的边缘,可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却处于西方世界主导的中心地带。”[5]帝国—边缘—中心,香港一直处于尴尬的复合境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已经在呈现其作为亚洲中心甚至世界重镇的自我想象与塑造,我们能从影片中看到印度人、越南人、菲律宾人,乃至欧美人……这种影像营造的本地中心地位,即便在时下强劲走向世界的韩国影片里也很难看到。

有论者说香港的主体性是一种“没有主体性”的主体性,有形式和力度的主体性,不是固定内容而是多变内容[6]。但回归后,在内地与香港融合、新香港精神孕育的进程中,一种新的焦虑——中心地位丧失的焦虑却相伴而生。

这种焦虑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焦虑。在电子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全球化已由当初借由资本和交通技术的推动阶段迈入到借由互联网技术和经济推动的新阶段,并进而让世界产生新的权力格局,其中尤以中国的崛起为代表,中国已经从1990年全球第十名的经济体跃升为2010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体系已成为未来世界多元体系中的重要力量,西方应该接纳中国模式。”[7]但这一阶段,香港却因为自由港的性质而先后受到了以下事件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SARS疫潮、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尤其是内地的改革开放导致香港作为内地联接全球的关键作用弱化许多。虽然香港依然是亚洲的国际中心,但某些方面的作用受到上海等内地城市的追赶和替代,多年前香港的经济总量是北京、上海、广州的总和,而如今被内地许多省市先后超过。香港在世界金融领域继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但是作为内地联接世界的地位已是明日黄花。同时经过一国两制在香港十多年的实施,归属焦虑已经烟消云散,如何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保持自己各方面的中心地位已经成了香港新形势下的焦虑。在特区政府每次推动向内地的融合动作时,如人大释法、基本法23条立法(2002—2003)、中国国情教育(2012)都受到香港市民的强烈反弹。而特首普选更是引起以青年人为主的“占中”运动,这些都是对昔日中心地位变迁焦虑的一种外化呈现。表现在电影中,便是内地形象的变化、香港本地社区艰辛底层的描摹、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多重写照。

首先便是作为负面符码的内地还是在叙事中存在,比如《榴莲飘飘》(2000)和《香港有个好莱坞》(2001)依然以北姑作为叙事主体,及至《金鸡》(2002),北姑甚至影响着港女阿金等人的营生。当然此时的内地人已经不再只是北姑和大圈仔了,比如《宝贝计划》中,陈宝国饰演的已经是一位大款,只是还是负面形象。到《单身男女》(2011),内地女孩已经成为两位港男的追逐对象,甚至把爱慕表达的重要空间搬到了内地。

进入新世纪,香港电影即便包括合拍片也无法和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相比,但即便如此,香港电影人也仍旧一边在进行国族情感的建构,另一边也在继续传递着强烈的本土意识。歌舞片《如果·爱》(2005)以主人公之间的爱恨纠葛暗喻香港人对于回归的一种心态。[8]而本土意识最为强烈的当推那批反映香港社区市民生活的影片了。《天水围的日与夜》(2008)、《天水围的夜与雾》(2009)、《岁月神偷》(2010)、《桃姐》(2011)以细腻的笔触对准了过去或当下的社区民众生活,显然传递着社会底层的焦虑暗流。

内地对香港的影响已经是显著的事实,自由行推动香港的经济回暖,香港人的各个阶层都到内地发展。《不再让你孤单》(2011)港女李佩如的每况愈下更是形象地传递了香港与内地力量对比转换的关系。《春娇与志明》(2012)的时空已经从《志明与春娇》(2010)的香港变成了北京,重要的是志明已经移情内地姑娘了,虽然最后两人重修旧好,但优优和春娇的对比显然暗含两地城市符号的对比意味。此时,不得不提到《黑社会2:以和为贵》(2006),影片剧情的走向已经完全以内地意志为转移了,人们显然能从中看出香港人的所有映射,因此即便第一集经修改进入内地发行,但本片并没被允许。

极致化的表现就是《低俗喜剧》(2012)。在影片中,香港人对内地爆发户般模样的极度憎恨表现得无以复加,里面关于内地人剧情的设置低俗得让人瞠目,这其实也是当初阿灿类歧视内地影片的延续,只不过内地人已经以一种土财主的身份被讥讽调侃。联系到香港因为自由行及抢购奶粉给港人带来诸多影响而引起的“驱蝗”运动,小孩公共场合小便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杜汶泽言辞诱发的《放手爱》的被抵制、波及《人间·小团圆》的票房收入,《低俗喜剧》呈现的港人对内地的不满情绪真是互为因果,相互作力。而这一切与香港中心地位的逐渐变迁显然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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