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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中的身份归属的焦虑

时间:2022-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对内地心理优势的存在,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香港人在电影中流露出对自己身份思考的紧迫感、不安感。内地人的无知、愚昧甚至野蛮成了香港电影中调侃消费的重要对象。这种对内地人的态度反过来说是一种对回归的焦虑,一种身份归属的焦虑。

至1984年,香港已被英国统治百余年,港人对英国的认同不可抹杀,这种对殖民宗主国的认可,深入骨髓。表现在电影中,英国女王成为很多电影中的叙事因素,从1984年的《最佳拍档之女皇密令》到2002年的《金鸡》,英国女王的影像均时常在影片中出现。长时间的分离、社会制度的不同、管治者意识形态的灌输、两地经济水平差距,以及内地本身等原因,导致香港民众对内地抱有天然的心理隔阂,从不信任、敌意到恐惧,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由此回归的确定也导致了香港的一批移民潮,这其中包括电影人。虽然中国是香港的母国,但是面临1997年香港回归,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欣欣然接受。对内地心理优势的存在,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香港人在电影中流露出对自己身份思考的紧迫感、不安感。这是因为香港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爆发出强烈的本土意识。

虽然有很强的本土意识,但作为殖民地的身份,从地理时空到政治时空,香港一直都处于帝国的边缘。从地理上,它是从大清帝国的大陆边缘变成了大英帝国的殖民边缘,在政治图谱上,帝国的边缘更是明显,但这种边缘也助力它拥有东西交融的全球性的显赫地位,尤其是在东西方冷战时,边缘身份让它发挥了承载东西方交融的独特作用。而这种独特的身份因为回归母国要发生一些改变,于是身份的困惑一直纠缠在香港人的文化表述之中。

当然,香港的文化身份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本土意识,香港的文化身份其实是中国大陆、香港本土、殖民英国,乃至美国等势力的综合作力下的结果。[1]这种多方的综合角力,随着1997年的临近愈加明显,于香港电影便体现在香港电影人对香港身份的思考和对内地文化态度的呈现,一个显著的表征便是身份归属的焦虑,一个即将告别殖民宗主国回归母国的纠结心理。

面对回归,很多香港人显然没有完全准备好接受这种转变,港人不可能完全接受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内心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2]。一定程度上他们觉得内地的开化程度不如自己,当时内地尚处于改革初期,物质水平及社会管治水平等方面均落后香港。因而在香港影片中便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种对内地的俯视态度,以近乎睥睨的态度表现大陆人。从1981年的《阿灿有难》[3]开始,香港电影几乎每年都有以内地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影片,比如《细圈仔》《省港旗兵》《表姐,你好!》等,甚至这些影片很多有续集出现。表哥表姐、大圈仔,以至后面的北姑,均是一些负面的人物形象,这些源自内地却处于香港社会边缘的群体成了回归前香港电影经常表现的对象。对这些群体的轻视成为香港人对内地态度的一种转移宣泄。以上是主体围绕内地人叙事的影片,而其他零星调侃内地的影片更是难以统计。许多明星比如郑裕玲、许冠文、周星驰、吴君如都在影片中以戏谑爆丑的方式饰演过内地的警察或军人。内地人的无知、愚昧甚至野蛮成了香港电影中调侃消费的重要对象。这种对内地人的态度反过来说是一种对回归的焦虑,一种身份归属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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