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转变的必然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港产片张扬的兄弟情义已然淡化，进入内地后更是发生了许多变化。这是因为两地处于不一样的文化时空。香港从地理时空到政治时空均处于帝国的边缘，被喻为无父的殖民飞地，于是各种帮会文化兴盛，江湖文化得以张扬，盗亦有道、兄弟情义在香港的世俗文化中滋生漫长，于是武侠小说、武侠电影、功夫电影、黑帮电影此起彼伏。而内地向来崇尚以父为尊的伦理，父之纲常秩序作为子一代必须遵从，即便《三国演义》《水浒传》虽然有兄弟情义的倡导，但小说的结局都不甚美好。与兄弟之情相比，父子之情更是内地影片比较显性的表现主题，这是家庭伦理的一个强化的表现，比如《背起爸爸上学》直接以子对父的孝作为叙事动力，比如《红色康拜因》，虽然父子存在隔阂，但结尾却也有了一些相互理解。

变化的原因除了以上所说两地不同的文化背景之外，还在于电影本体的进化以及社会本身的发展。第一便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叙事本身有了比以往更为复杂的要求。当下的观众已经不会满足于简单的剧情，必须要有一个复杂的情节设置，简单的爱恨情仇已难以打动他们的心扉。当下商业影片的叙事结构必须要结构复杂，因此简单的爱憎分明兄弟情义没法去支撑情节要翻几番的叙事结构了。

其次便是当下的社会也变了，比如对比1998年的《爱情麻辣烫》和2014年的《北京爱情故事》，都是几个片段式的爱情桥段，但是《爱情麻辣烫》表现的都是纯真爱情，即便离婚也是纠结后的理性离婚，而《北京爱情故事》已经展现婚外情，甚至有“‘解救’玉女”的台词，这些负面的暧昧观，一经公映获得几亿的高票房，可见社会对这种影片已经见怪不怪了。这说明当下的人性也已跟着“现代化了”，人们已经告别了人性的浪漫，已经不再如当初那么单纯了，尤其是在互联网把世界拉窄拉平的语境下。

再次，人们对影片的解读阐释已经有现代性的理论视点。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表现小马哥和宋子豪情义的许多场面，到现在可能就会被误解为性倾向如此，两个人情深意浓的那种亲密状态，现在看甚至都有些不自然。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兄弟情义的支撑，许多影像便会成为无本之木，比如吴宇森电影中的暴力美学就很难在他监制的《天堂口》中延续。《英雄本色》的高速镜头传递给观众一种痛快淋漓的英雄主义的浪漫美学，是一种人性张扬的浪漫。《天堂口》也有大量抒情慢镜头的呈现，但观众已经很难把自己浸入到影片的抒情里面了，这里的高速镜头变成了一个简单内容的呈现，没有兄弟义气的豪情浪漫来互为表里。于是，诸如此类的兄弟情影片多是一种哀婉的情调，难以重复彼时港产片人性豪放的张扬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