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黑帮，大佬相忘于江湖

六　肃清黑帮，大佬相忘于江湖——1949年，黑帮文化的绝迹

大上海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城市，不仅对于怀揣理想的社会精英如此，对于那些出身低微家道贫寒、不学无术的流氓也如此。他们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权势相加，左右逢源，成为地方一霸。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旧上海的黑帮势力不断发展，一度渗透到政界、军界和财政界，势能通天，富可敌国，形成了上海滩的黑帮文化。上海黑帮对于旧上海来说是复杂的，它既有烟娼赌毒污秽俱全的一面，又有互帮互助抗日爱国的一面，他们与政治、经济的公然结合，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势力阶层。上海黑帮文化持续了半个世纪，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秩序的某种缩影^[37]，是海派文化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是五味俱全的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

1949年，上海解放，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肃清黑社会势力，安定社会环境是最重要也最困难的工作之一。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以任何一届上海市政府中前所未见的魄力，用最短的时间摧毁了雄踞上海地下多年的黑帮王国？新政府是如何对待罪孽深重的黑帮大佬，从根源上摧毁黑帮文化让其从此绝迹上海滩？这些，无疑是研究1949年上海的风云剧变中不可越过的课题。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曾是上海滩黑帮的“三大亨”，“三大亨”统领的青帮一度控制了上海滩，可对他们自己的命运却无法掌控。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是举国皆知的旧上海“三大亨”，随着世道变迁，“三大亨”走向了各自的穷途末路

1940年日伪时期，张啸林试图趁着黄金荣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离开上海之机，依靠给日本人当差做龙头老大，结果激起众怒，被自己的保镖枪杀在自家窗口，成为三大亨中第一个送命的。自此以后，上海滩由青帮老大黄金荣和“三百年帮会第一人”杜月笙平分天下。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早在1946年就成立了地下党帮会工作委员会^[38]，对帮会分子展开工作。在作为接收上海的指导性手册《上海概况》中，共产党对上海帮会作了这样的分析：“上海帮会首领，其中最著名者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徐朗西、向松坡、张子谦、郑子良、程壮、姜豪、杨虎等人。由于他们结交官府，党羽众多，均各自形成力量，上焉者成为‘上海闻人’，次焉者也各霸一方……由于帮会易成反动势力的利用工具及社会罪恶的渊蔽，故不仅是治安问题，而是社会问题。”^[39]

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中共上层对于解放军进入上海时，帮会流氓是否会发生新的暴乱多少还是有些担心，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向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汇报了近年来对上海帮会所做的工作，“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1948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去看望过杜月笙，我们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给我们作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据我的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刘少奇在此基础上要潘汉年转告陈毅、饶漱石：“先不动黄金荣、杜月笙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40]

面对国共的政权交替、时代变迁，留上海迎接共产党，跟随国民党去台湾，还是两边都不靠地去香港，成了黄金荣、杜月笙一生中最后一个困难的抉择。

黄金荣

黄金荣是一个带有浓重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868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出身学徒，曾是上海滩的一个流氓小头目，被法租界引入捕房，后升为华人督察长，利用租界与华界鼎立的特殊社会背景，黄金荣脚踏黑白两道，左右逢源，继而成为上海滩的巨富和三大亨之首。他曾在蒋介石夺取天下的关键时刻助其大肆屠杀革命分子，成为扼杀革命的刽子手；但也曾支助和保护过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曾坚决拒绝了日伪的合作要求。黄金荣和国民党的关系可以说是千丝万缕，1947年黄金荣过80大寿的时候，作为徒弟的蒋介石前去给他磕头拜寿，使得这次大寿“成为上海乃至中国黑社会势力的一次大检阅、大聚会”^[41]。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之际，黄金荣已经82岁，在人生最后一次抉择面前，他既未逃去台湾，也未去香港，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这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他信奉“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世信条，家庭的变故，终老上海的愿望，青帮的衰落，共产党的说服工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黄金荣与发妻林桂生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因此较早时他就领养了一个儿子取名黄钧培，收李志清做了童养媳，但黄钧培17岁夭折。黄金荣与长期守寡的儿媳勾搭在一起，李志清隐忍度过无名无分的二十几年，在黄金荣晚景颓唐之际，她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949年2月，解放前夕，李志清席卷他的金银财宝外汇逃往香港。尽管有人认为这是黄金荣一手安排的诡计，但黄金荣自己则一直声称是李志清私自带款逃跑。已是暮年的黄金荣被抽空了家当，又多病在身垂垂老矣，不像杜月笙小他二十岁，所以黄金荣当时说，“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42]，索性呆在上海，静静等待共产党不可逆转的到来。

潘汉年一直把黄金荣作为帮会工作最重要的对象，因为他是上海公认的黑社会第一号首领，早在1948年中共就通过黄金荣的把兄弟杨虎开展对黄金荣的说服工作，陈毅也通过杨虎传话并写了张纸条，要黄金荣留在上海^[43]。潘汉年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信息，规劝他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不会为难他。章士钊夫人也带来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黄金荣后来对程锡文等亲信讲：“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字条，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负责人，不会捉我。”^[44]

黄金荣打定主意留在上海以后，开始考虑为共产党准备“礼物”：

“首先是不参加国民党覆没前的大搜查和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并进而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其次，将国民党的一些物资财产造表记录，交给地下党；此外，命令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最后将400名帮会头目名单交出。”^[45]

正因为这样，潘汉年曾就黄金荣问题，谈过以下意见：“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徒们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把‘专政对象’加在他的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46]

解放之后，上海市军管会没有动黄金荣，只是对其训诫，要他不得包庇流氓地痞、破坏社会治安，以求得政府的宽大处理，他表白道“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拐卖人口，杀人绑票我都干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47]从此，黄金荣威风不再，门庭渐趋冷落，收支也日益拮据，一直住在龙门路钧培里老宅，深居简出，安度残年，早晨上茶馆，晚上上澡堂，即苏北人所谓“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客观上讲，黄金荣留在上海对稳定其门生的情绪，安定上海的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8]。

尽管中共高层从刘少奇到潘汉年，都对黄金荣了如指掌，确定了“不动他”的政策，但是广大群众并不了解。上海不少市民恨透了黄金荣，纷纷写信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强烈要求逮捕黄金荣，以至枪毙黄金荣。1951年2月，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随即开始了对黄金荣的改造工作。

在“劳动光荣，不劳动耻辱”的氛围中，人们认为黄金荣不能光吃喝不做事，政府就派人通知黄金荣，要他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譬如扫地等，尤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黄金荣扫地地点正是在他昔日的生财宝地大世界的门口。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竟如此落魄，又是那么老太龙钟

面对人民的控诉，在政府的敦促下，黄金荣于5月20日在《文汇报》和《新闻报》上刊登“自白书”，表示“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要“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

考虑到国内外的反响，让黄金荣到他昔日的产业“大世界”门口扫马路的“劳动改造”措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持续下去，毕竟他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两年后的1953年6月，黄金荣进入弥留状态，仍要求家人不要送他去医院，他完成了他的最后愿望，在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有着他大部分荣耀和成就的钧培里，安静地离开人世。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法租界时代的顾家宅公园——后门那个曾经挂着“中国人不得入内”、“戴口罩的狗可以入内”园规的黑板上，写了五个雄劲的大字“黄金荣死了”。这大概是上海滩的公众媒体上，唯一能见到的关于黄金荣死讯的讣告了^[49]。

杜月笙

杜月笙是近代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素有“上海闻人”之称。他1888年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14岁到上海水果行当学徒，后拜入黄金荣公馆，很快获得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1925年7月，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日大，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杜月笙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以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在1937年到1945年的日伪期间，他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与戴笠共同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在这一点上，杜月笙的确是“人之爱国，谁不如我”。

然而，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会做人”的杜月笙却认识到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都不怎么样，从而做了出走香港的决定，最终客死他乡。

1945年抗日结束，自以为战功累累的杜月笙满心以为回到上海会被国民党任命为上海市市长，然而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嘉奖，加上抗战胜利后上海租界消失，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甚至失去了赖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随着势力每况愈下，杜月笙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杜月笙与蒋介石矛盾的公开化是在1948年，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杜月笙不动声色表态，“打老虎是好事，我可以帮助找到更大的老虎，找到以后，把大老虎杀了，我儿子和女婿即使拉出去陪斩也是千该万该的，杜某眉头都不皱一下。”^[50]暗地里，老谋深算的杜月笙派人指引蒋经国的“打虎队”，查到孔祥熙儿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在抗战胜利后通过处理“剩余物资”大发不义之财，皇亲国戚被牵扯出来，宋美龄出面干涉，蒋家父子苦心发动的“戡乱建国”运动就这样在杜月笙的伺机报复中被扼杀。从此，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三大战役结束，杜月笙知道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开始谋虑去从。蒋介石于1949年3月下旬和4月10日两次请杜月笙谈话，要他“应有所准备，必要时携家小去台湾，协助党国共图复兴大业”。几番沉浮挣扎，杜月笙早已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有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70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已深感力不从心了，不愿再跟随蒋介石去台湾。

至于是否留在上海，杜月笙几经犹豫。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杨虎等动员杜月笙投向人民阵营，又派周恩来堂弟周恩霪及潘汉年与之保持联系，1949年4月张澜也去拜访过杜月笙劝他留下^[51]。但杜月笙想到“四·一二”事变中杀害汪寿华，自己判断反共20余年，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

最终，1949年4月27日，在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长江之后的第六天，杜月笙包了一条荷兰商轮举家前往号称自由港的香港。在香港卧病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曾派俞鸿钧、洪兰友等赴港游说，杜月笙都是以疾病缠身为由推拒；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章士钊受托到香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讲中共的政策。杜月笙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生活不免有些心动，但后来看见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大世界垃圾车前的照片时，杜月笙又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下。

比起黄金荣留守上海，终老上海，杜月笙的晚年显得更加凄凉。在香港最后的日子里，他因为在法租界起家，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因此向败退在台湾的蒋介石提出申请，结果被告知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没有转移出来，蒋介石索要这笔护照费等于拒绝老友杜月笙的最后请求。

杜月笙因极度恐惧夜难成寝，日坐愁增，患了严重神经衰弱、心脏病，1951年8月16日下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客死香江。杜月笙去世时，只留下了10万现金，据其女杜美如说，杜月笙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52]他最后的希望——叶落归根安葬上海，至今仍未如愿。

1950年孟小冬和杜月笙摄于香港的结婚照。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带喜气的事，是和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结婚。当初，杜月笙对孟小冬有很多照拂；杜月笙病倒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侧。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