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奠礼仪功能的转变

一、释奠礼仪功能的转变

帝制时代的释奠礼仪建立于曹魏，相关的记载集中于三少帝之一的齐王芳。正始二年（241），“帝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五年，“讲《尚书》经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七年，“讲《礼记》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24]释奠礼仪在两晋继续举行：

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25]

可以看到，建立初期的释奠礼仪主要是为皇太子和幼年即位的皇帝举行的。曹魏的齐王芳，东晋的成帝、穆帝和孝武帝都是冲幼即位，举行释奠礼仪时，他们都还是少年皇帝。齐王芳初次举行释奠礼仪时只有十岁，成帝、穆帝和孝武帝举行释奠礼仪的年龄分别是十五、十五和十四岁。我们还看到，除了祭祀之外，释奠礼仪还包含讲经活动，讲论的文本有《诗经》、《尚书》、《礼记》、《孝经》、《论语》等经典。^[26]南朝的释奠礼仪与魏晋颇为类似。^[27]松浦千春对东晋南朝的释奠礼仪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研究，尤其是将这一礼仪的举行时间与皇太子、幼帝的立太子、即位、冠礼结合起来考察。他的结论是：魏晋南朝的释奠礼仪用来表现皇太子和幼年即位的皇帝知识、人格的养成，是皇位继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28]这一看法非常准确深刻。在魏晋南朝，释奠礼仪还只是在这样的特殊场合举行，常祀制度尚未建立。

北朝释奠礼仪的情况相对复杂。一方面，存在为幼帝或皇太子举行释奠礼仪的事例。例如北魏正光二年（521）二月，十一岁的孝明帝“幸国子学，讲《孝经》。三月庚午，帝幸国子学祠孔子，以颜渊配”。^[29]北齐孝昭帝的皇太子也有过主持释奠礼仪的经历。^[30]另一方面，也有已经成年的年轻皇帝释奠先圣先师的例子。北魏永熙三年（534），孝武帝“亲释奠礼先师”，^[31]前面有讲经环节，廷尉卿窦瑗“与散骑常侍温子升、给事黄门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并为摘句”。^[32]北周天元皇帝于大象二年（580）在露门学举行过释奠礼仪。^[33]不过，这两件事情，一是发生在北魏末年，孝武帝是权臣高欢所立的傀儡皇帝，另一是天元皇帝以行为怪异著称，大象元年就已经禅位给静帝，但是仍然大权在握，因此，他们的例子是否代表了释奠礼仪的常态，颇让人怀疑。就后世影响而言，北朝释奠礼仪最重要的变化是北齐建立了常祀制度：“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34]春秋二仲祭祀是对《礼记》中四时释奠的简化。

释奠礼仪在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整理。《隋书·礼仪志》：“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35]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现象。一是国子学的释奠常祀在北齐春秋二仲的基础上扩展为四仲行礼，从而与《礼记》中的记载相合。二是释奠常祀的举行范围由国子学扩展到了州郡学。在北齐，“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云”。也就是像国子学、太学那样月旦“拜孔揖颜”。^[36]到了隋代，州郡学开始举行释奠礼仪，并且有了常祀制度，春秋二仲行礼。因为史料所限，我们无从了解北齐和隋代释奠常祀的实施情况。

唐前期是孔庙释奠礼仪演化的关键时期，在延续魏晋南北朝旧制的同时，制定了很多新的制度，这一礼仪的功能逐渐从佐证太子知识、人格的养成转向儒家学术传统的仪式化呈现。到了晚唐，这一转型基本完成。

孔庙释奠礼仪与皇太子的关系在唐代经历了从密切到疏远的过程。在唐前期，高祖和太宗分别在武德七年（624）二月、贞观十四年（640）二月亲临过国子学的释奠礼仪，但是太子参与释奠礼仪的例子更多，贞观二十年（646）二月李治、总章元年（668）二月李弘、开耀元年（681）二月李哲、景云二年（711）八月和太极元年（712）二月李隆基都在国子学举行过释奠礼仪。^[37]太子的释奠礼仪主要还是以体现其学识、人格的养成为目的。景云二年八月李隆基举行释奠礼仪前，睿宗下诏：

庠序之兴，教自元子，礼经之最，奠始先师，中古迄今，斯道无替。皇太子隆基天资圣敬，日就文明，弦诵之业已高，元良之德斯茂，自升储博望，主器承华，执经之问虽勤，用币之仪未展。今仲丁献吉，有事两塾，备礼三尊，宜遵旧章，俾缉徽典。^[38]

由此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太子举行释奠礼仪仍有相当大的必要性。然而到了晚唐，已经不见皇太子主持孔庙释奠礼仪的记载，这意味着这一礼仪的政治性格进一步减弱。在五代和北宋，依然没有皇太子举行孔庙释奠礼仪的实例。《政和五礼新仪》保留了皇太子释奠文宣王的礼仪，^[39]但这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唐朝建立后，孔庙释奠礼仪表现儒家学术传统的作用在不断强化。这首先表现为常祀制度的巩固。高祖时期的释奠礼仪延续了隋代四时致祭的制度，武德二年（619），高祖下诏：

盛德必祀，义在方册，达人命世，流庆后昆。爰始姬旦，主翊周邦，创设礼经，大明典宪，启生民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粤若宣尼，天资濬哲，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徒，风流无歇。惟兹二圣，道著生民，宗祀不修，孰明褒尚？宜令有司于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40]

不过，四时致祭的制度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下诏：“春秋二仲，行释奠之礼。”^[41]这样，又回到了北齐实行过的春秋二仲行礼。此后的释奠礼仪一直采取这一方式。《开元礼》规定：“仲春、仲秋上丁，释奠于太学。”^[42]《大唐郊祀录》记载：“春秋二仲月上丁日，释奠于太学文宣王庙。”^[43]

孔庙释奠常祀制度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少有不按时举行的时候，安史之乱后的情形最能说明问题。因为国力衰竭，“自上元元年权停中祀已下”，中祀和小祀直到贞元四年（788）才恢复。^[44]作为中祀，国子监的孔庙释奠礼仪却几乎没受影响，上元元年（760）仲秋，“复祠文宣于太学”。^[45]这一时期朝廷举行孔庙释奠礼仪的记载还有不少，例如大历二年（767）八月，“有司释奠于国学，宰臣及百官并内侍鱼朝恩同会于国子监，观讲论”；三年八月，代宗“释奠于文宣王庙。礼毕，内侍鱼朝恩及宰臣文武百官咸诣国子监观讲论，有司陈馔，诏遣中使赐酒及三劝奖”；贞元二年（786）二月，“有司释奠于文宣王庙，自宰臣以下毕集于国学，学官升讲座，陈五经大旨、先圣之道”。^[46]

当孔庙的祭祀和维护遇到困难时，文官还自愿捐款，以保证礼仪顺利举行。例如元和十四年（819），太子少师、判国子祭酒郑余庆上奏：

京见任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外使兼京正员官者，每月所请料钱，请率计每贯抽一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先师庙及诸室宇缮壁，经公廨杂用之余，益充本钱，诸色随便宜处置。臣以为应是文吏，无非孔徒，所取至微，足以资学。教化之根本，人伦之纪纲。陛下文德武功，戡乱除暴，事超历代，道冠百王。国学毁坏荒芜，盖以兵戎日久，而葺修未暇也。今寇虽涤荡，天下砥平，爰俾耆臣叨领儒职，臣兢于受命，敢不肃恭。伏念旬时，莫过于此。伏望天恩便赐允许，仍令户部每月据数并以实钱付国子监。其东都留司京官，亦准数率钱，便充东都国子监修理。^[47]

宪宗通过连年对河北藩镇用兵，重振了朝廷的势力，与此同时，财政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致使国子监孔庙的维护费用不足。郑余庆主张从京城文官的月俸中抽取一部分来解决这一问题，并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大顺元年（890），宰臣兼国子祭酒孔纬上奏：“文宣王祠庙经兵火焚毁，有司释奠无所，请内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文，助修国学。”^[48]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孔庙常祀能够长盛不衰，甚少受到政治局势、财政状况的影响，固然有帝王儒教治国的统治策略在起作用，士大夫群体对孔庙释奠礼仪的坚定支持亦是重要的支撑因素。

因为常祀制度的巩固，国子监释奠礼仪得以按时举行，其影响也就逐渐压倒了偶尔举行甚至不再举行的皇太子释奠礼仪，成为孔庙释奠礼仪的重心所在。我们注意到，《开元礼》和《政和五礼新仪》的孔庙释奠礼仪排列顺序有异：在《开元礼》中，“皇太子释奠于孔宣父”（卷五三）在“国子释奠于孔宣父”（卷五四）之前；在《政和五礼新仪》中，皇太子释奠礼仪（卷一二四、一二五）落在了国子监释奠礼仪（卷一二一）之后。这是皇太子孔庙释奠礼仪地位衰落的象征和外在反映。

其次，因为祭祀对象的深刻变动，孔庙释奠礼仪与儒家学术传统在唐前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长久以来，释奠礼仪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关陇集团特重周公，以周公的事业来凝聚人心、显示统治合法性，史睿通过蛛丝马迹推断，在北周和隋文帝统治时期，周公取得了先圣的地位，孔子降为先师。^[49]进入唐代以后，先圣先师的对象发生了反复的变化，最终孔子的先圣地位得以重新确立。武德二年（619），高祖下诏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贞观二年（628），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国子博士朱子奢对此提出了质疑：

武德中，诏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人通允。伏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50]

他们通过晋、宋、梁、陈、隋等前朝故事来否定周公为先圣的制度，太宗接受了这一奏请。高宗登基后，一度恢复了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的武德旧制，所以到了显庆二年（657），许敬宗等人上奏：

依令，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又《礼记》云：“始立学，释奠于先圣。”郑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且周公践极，功比帝王，请配武王。以孔子为先圣。^[51]

这里的“令”是指永徽二年（651）颁布的《永徽令》。许敬宗等人的言论与房玄龄、朱子奢已有所不同，他们没有用历史来佐证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的合理性，而是认为，作为治统人物，周公应当在先代帝王祭祀中配享周武王，不宜作为释奠礼仪的主神。这体现了士大夫对治统庙制和道统庙制的界定。高宗同意了他们的奏请，孔子的先圣地位又一次确立，从此以后，孔子的先圣地位再也没有变过。

唐前期释奠礼仪祭祀对象的变化，还体现在从祀制度的建立上。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下诏在孔庙增加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等二十二人的座次，配享孔子。这些人与颜回同是先师，也就是后来长孙无忌所说的“贞观以夫子为圣，众儒为先师”。^[52]这是采用了郑玄对先师的解释，入围的二十二人都是传播和注释儒家经典的经师。高宗登基后，颁布了《永徽令》，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的同时，将颜回、左丘明等人贬为从祀。^[53]显庆二年（657），长孙无忌等人奏请：

按《新礼》，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准贞观二十一年，以孔子为先圣，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回俱配尼父于太学，并为先师。今据永徽令文，改用周公为先圣，遂黜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并为从祀。谨按《礼记》云：“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郑玄注曰：“官谓诗书礼乐之官也。先师者，若《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可以为师者。”又《礼记》曰：“始立学，释奠于先圣。”郑玄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据礼为定，昭然自别，圣则非周即孔，师则偏善一经。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孔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求其节文，递有得失，所以贞观之末，新降纶言，依《礼记》之明文，酌康成之奥说，正孔子为先圣，加众儒为先师，永垂制于后昆，革往代之纰缪。而今新令，不详制旨，辄事刊改，遂违明诏。……左丘明之徒，见行其学，贬为从祀，亦无故事。今请改令从诏，于义为允。^[54]

长孙无忌等人请求更改《永徽令》的规定，采取贞观二十一年诏书的标准，恢复这些经师的先师地位。这一奏请得到了高宗的认可。但是，他们的先师地位没有长久地保持下去。在开元八年（720）国子司业李元瓘的奏文中，有“谨检祠令：何休、范宁等二十二贤，犹霑从祀”的说法。^[55]这里的“祠令”即《开元七年令》中的《祠令》，所以至晚开元七年，历代经师已经降至从祀的地位，颜回得以独享先师的身份。

除了颜回和子夏，孔子的其他弟子也陆续成为释奠礼仪的祭祀对象。太极元年（712），“追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并配享孔子庙”。^[56]开元八年（720），应国子司业李元瓘的奏请，玄宗下诏：

颜回等十哲宜为坐像，悉令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因图画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上。以颜子亚圣，亲为制赞书于石，仍令当朝文士分为之赞，题其壁焉。^[57]

于是，除了颜回、曾参、子夏外，孔子的其他弟子也进入了孔庙，成为释奠礼仪的祭祀对象。“十哲”是颜回、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子贡、子游和子夏，颜回同时具有先师的身份。“七十弟子”泛指十哲、曾参以外的孔子弟子。因为子夏进入十哲行列，所以“二十二贤”实际上只有二十一位经师。经过这一举措，孔子、孔子的弟子和后代经师都在孔庙中拥有一席之地，并且形成了落差：孔子的坐像为首，十哲和曾参的坐像呈两列，居于孔子的身前，庙壁是孔子的其他弟子和后代经师的画像。众所周知，宋代以前儒家学术的重心在于传经，所以，开元八年的诏令意味着这个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学术传承序列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并且在孔庙及其释奠礼仪中直观地表现出来。从此以后，孔庙释奠礼仪成为探测儒家学术风气的晴雨表，动态地反映着由官方认定的正统思想的变化，随着后来儒学潮流的不断转换，围绕孔庙从祀人选而产生的争论在各个朝代一再出现。^[58]

开元末年，朝廷在礼仪上对孔子的尊崇升级。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下诏：

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令三公持节册命，其后嗣褒圣侯改封嗣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岂宜仍旧？宜补其坠典，永作成式。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东西行列侍。^[59]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赠孔子文宣王的爵位，孔子在孔庙释奠礼仪中的称呼也从孔宣父升格为文宣王；二是孔子的坐像从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显庆二年（657）朝廷恢复孔子的先圣地位后，孔子依然西坐东向，在《开元礼》中依然如此。^[60]至开元二十七年，孔子得以南面，直观地表现了其在孔庙中的至尊地位。诏书发布后，玄宗命令尚书右丞相裴耀卿、太子少保崔琳分别前往两京的国子监举行册礼，又“敕两京及兖州旧宅庙像宜改服冕衮。其州及县，庙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须改其衣服。两京乐用宫悬，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摄行事”。^[61]这里有三个举措：两京和曲阜孔庙中的孔子塑像用衮冕；两京孔庙用宫悬；两京的孔庙释奠礼仪实行三公行事的方式。衮冕是帝王和上公在礼仪场合所穿的服饰，宫悬是帝王所用的乐器，可见朝廷开始部分地用帝王的规格来尊崇孔子。自贞观二十一年（647）以来，国子监的孔庙释奠礼仪采取国子祭酒初献、国子司业亚献、博士终献的形式，^[62]开元二十六年《唐六典》颁布时，依然如此。^[63]所谓三公行事，是指太尉承担初献的职责，这也进一步提高了礼仪规格。

因为孔子坐向的变化，孔庙神位的布局随之有所调整，特别是十哲的坐向。根据《大唐郊祀录》的记载，在国子监的孔庙中，除了孔子面南背北外，“以兖公颜子配座于左而西向稍前，以闵子骞等一十一人为素像，侍坐于左右。五人居左：兖公颜子渊、赠费侯闵子骞、赠徐侯冉有、赠齐侯宰我、赠吴侯言子游。六人居右：赠成伯曾参、赠卫侯子路、赠黎侯子贡、赠魏侯子夏、赠郓侯冉伯牛、赠薛侯冉仲弓”。^[64]以颜回为首的十哲加曾参呈东西两行排列，颜回等五人在东边，曾参等六人在西边。虽然《大唐郊祀录》记载的是8世纪末的礼制，但是其中孔庙神位的布局就是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下诏加以改变的结果。在国子监的孔庙中，历代经师和孔子的其他弟子依然以图像的形式出现于墙壁上。

在唐前期，除了常祀制度的巩固和神位的变动外，孔庙释奠礼仪开始在州县层面展开，这进一步加强了儒家学术传统的仪式化表现力度。贞观四年（630），太宗“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65]二十一年，朝廷规定了州县释奠礼仪的三献制度：“其州学，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令为初献，丞为亚献，博士既无品秩，请主簿及尉通为终献。若有阙，并以次差摄。州县释奠，既请各刺史、县令亲献主祭，望准祭社，同给明衣。修附礼令，以为永则。”^[66]不过，这些命令没有很好落实，于是到了咸亨元年（670），高宗下诏：“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遂使生徒无肄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致飘零，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营造。”^[67]由此也可以推测，虽然隋朝制定了州郡释奠礼仪制度，但是效果相当可疑，高宗此举旨在使州县孔庙及其释奠礼仪真正建立起来。

咸亨元年（670）高宗下诏的效果不错，此后孔庙释奠礼仪在各地陆续建立起来。杨炯在介绍益州新都县学孔庙的来历时说道：“新都学庙堂者，奉诏之所立也。”由上下文可知，此“诏”即咸亨元年诏。^[68]唐前期释奠礼仪在地方的展开，在边陲沙州也有充分的反映。《沙州图经》是上元（674—675）之后的几年内成型的，证圣元年（695）进行了修订，开元初年加入了部分内容，大历元年（766）改称《沙州都督府图经》。^[69]敦煌文书P．5034是《沙州图经》卷五的残卷，其中提到了寿昌县学：“在县城内，在西南五十步。其（中缺）堂。堂内有素先圣及先师（下缺）。”^[70]P．2005文书是《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的残卷，记载了沙州州学和敦煌县学的情况。州学“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堂内有素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县学“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先师庙堂，内有素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71]此份文书虽然出自安史之乱后编订的《沙州都督府图经》，但是大部分内容沿袭自武后以来的《沙州图经》，州县释奠礼仪应该是很早就有了。这些都说明，自从高宗武后统治时期开始，孔庙释奠礼仪在各地逐渐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开元年间，州县孔庙释奠礼仪还进入了礼典，成为《开元礼》的一部分。^[72]

虽然都是在地方上举行，但是州县孔庙释奠礼仪的性质与岳镇海渎、先代帝王等祭祀不同。岳镇海渎、先代帝王等祭祀是朝廷层面的祭祀，是以皇帝为主体的，只不过祭祀地点分布在各地，所以由所在州的官府代替皇帝举行祭祀。而州县释奠礼仪的性质是地方性的官方祭祀，主体是刺史、县令。这在祝文上有极其鲜明的反映：在《开元礼》中，五岳、四镇、四海、四渎祭祀采取“子嗣天子开元神武皇帝某谨遣某官某敢昭告于”的格式，^[73]先代帝王祭祀采取“子开元神武皇帝某谨遣具官姓名敢昭告于”的格式；^[74]诸州孔庙释奠礼仪祝文的格式是“子刺史具位姓名敢昭告于”，诸县孔庙释奠礼仪祝文的格式是“子县令具官姓名敢昭告于”。^[75]

到了唐后期，朝廷已经无法像唐前期那样用行政力量来推行州县释奠礼仪，地方官府接过了这一责任，在孔庙的修葺或新建、释奠礼仪的举行上颇为用心，连武将也是如此。大历四年（769），“幽州节度使朱希彩奏请于范阳县置涿州，仍割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三县以隶涿”。^[76]韦稔的《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记载，涿州建置后，孔庙一直没有建立，到了建中初年，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刘济“视县前近里之爽垲，心规其制，口划其地，度广狭之量，平庐舍之区，发其居人，直以官俸，给以瓦木丹铁之费，匠人作徒之要，又以家财散之”。^[77]我们再看常仲儒的《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庙碑》，贞元五年（789），检校司徒兼中书令、河中节度使浑瑊因为孔庙“左廛右署，前军后府，晨暮之间，喧阗四起，非肃雍致敬之地”，于是“出退食之中财，任闲人之余力，属役如素，十旬而成”。^[78]他们都是武将出身，却大力促成了州县孔庙释奠礼仪的实施，这突出地反映了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文人士大夫更是大力促成了晚唐州县孔庙释奠礼仪的恢复、展开。他们在地方长吏的任上，就推动州县孔庙的维护兴修和释奠礼仪的实施；不在位时，则撰文旌表这样的行为。例如，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发现“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于是“大惧不任，以坠教基”，组织人力物力修缮孔庙，恢复了释奠礼仪。他还立碑撰文来纪念孔庙的竣工，将孔庙释奠礼仪的意义放在柳州从岭南蛮邦向文教社会的转变中来阐发：

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惟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国，始循法度，置吏奉贡，咸若采卫，冠带宪令，进用文事。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中州之士，时或病焉。然后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79]

同年，道州刺史薛伯高择地另建文宣王庙，柳宗元应邀为孔庙的落成撰写碑文，他描述了孔庙及其释奠礼仪给道州带来的变化：“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怀和，更来门下，咸愿服儒衣冠，由公训程。公摄衣登席，亲释经旨，丕谕本统。父庆其子，长励其幼，化用兴行，人无诤讼。”^[80]

因为在州县层面深入广泛的开展，孔庙释奠礼仪有了“天下通祀”的说法。韩愈认为：

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与孔子为然。而社祭土，稷祭谷，句龙与弃乃其佐享，非其专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坛；岂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当座，以门人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进退诚敬，礼如亲弟子者？^[81]

在韩愈看来，孔庙释奠礼仪在国家礼仪制度中独一无二，孔子南面而坐，门人弟子配享，而且遍及天下州县，可谓自成一体，是统治者尊崇孔子的极好体现。韩愈的观点得到了杜牧的由衷称赞：“自古称夫子者多矣，称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称夫子之尊，莫如韩吏部。”^[82]

刘禹锡对孔庙遍及天下的现象不以为然，并且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考虑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今之胶庠不闻弦歌，而室庐圮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欲振举也，病无赀财以给其用”的现状，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裁减州县释奠礼仪的费用：“罢天下县邑牲牢衣币。如有生徒，春秋依开元敕旨，用酒醴、腶修、腒、榛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许如故仪。然后籍其资，半附益所隶州，使增学校，其半率归国庠，犹不下万计。”之所以要这样，一方面是州县释奠礼仪开销巨大，浪费严重，另一方面是这一礼仪不符合礼制传统：“斯礼止于辟雍頖宫，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于古，且非孔子意也。……今夫子之教日颓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愤悱也。”^[83]可是，刘禹锡后来却褒赞过许州刺史杜悰重修文宣王庙的举动：“俾人向学，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规郁起。庙貌斯严，堂皇有炜。秩秩礼物，祁祁胄子。入于门墙，如造阙里。春诵夏弦，载扬淑声。风于闾阎，浃于郊坰。”^[84]他赞赏杜悰此举的原因，可能与他本人是杜悰的祖父杜佑的门生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孔庙及其释奠礼仪在州县生根发芽的趋势终究不可遏止。

州县的孔庙释奠礼仪在神位的安排上颇有不同。在《开元礼》制定的州县孔庙释奠礼仪中，只有先圣和先师的神位。^[85]上文提到开元二十七年（739）朝廷规定各州孔庙“夫子南面坐，十哲等东西行列”，不过，地方官府对此经常有变通，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有孔子、十哲和其他孔子弟子的神位。例如，大历二年（767），袁州刺史萧定重修孔庙，“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画六十二子之容。江乡土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圬，廊庑庭除，罔不毕葺，笾豆簠簋，罔不毕陈”。^[86]“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87]可见袁州的孔庙中有孔子、十哲的像和其他弟子的图形，没有历代经师的座次。

二是只有孔子和颜回的塑像。道州刺史薛伯高认为：“夫子称门弟子颜回为庶几，其后从于陈、蔡，亦各有号。言出一时，非尽其徒也。于后失厥所谓，妄异科第，坐祀十人以为哲，岂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则曰，释奠于先圣先师，国之故也。”在元和十年（815）新建的孔庙中，他没有完全按照制度来安排神位，“乃立夫子像，配以颜氏”，没有十哲、其他弟子和历代经师的座次。^[88]

三是有一些未进入国子监孔庙的先儒成为个别州县孔庙释奠礼仪的祭祀对象。元和十五年（820），处州刺史李繁“既新作孔子庙，又令工改为颜子至子夏十人像，其余六十子，及后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轲荀况伏生毛公韩生董生高堂生扬雄郑玄等数十人，皆图之壁”。^[89]孟子、荀子、扬雄在北宋后期由国家钦定进入孔庙，董仲舒更是到了元代才成为从祀对象，处州孔庙却早在晚唐就已经有这些儒生的图像了。在有些州县孔庙中，还有个别有功于地方文教事业的士人从祀其中。如常衮担任福建观察使期间，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文明教化，“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所以他去世后，“闽人春秋配享衮于学官”。^[90]这些都体现了地方官府在孔庙释奠礼仪上的自主性，与其地方性官方祭祀的性质是吻合的，同时，这也说明了儒家学术传统的仪式化呈现在各地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