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武庙释奠礼仪

三、北宋的武庙释奠礼仪

正如前文所述，武庙的建立是武学价值体系形成的重要一环，并在唐后期引起了文武究竟应该合一还是分途的争论，唐德宗在大体上采纳文官的意见、贬抑武庙释奠礼仪的同时，肯定了武作为与文相对的文化形态的价值。唐末五代，文武两个群体的对立和冲突加剧，文武之间的选任隔离开始形成，并且在北宋进一步制度化。^[238]文武分途、崇文抑武也成为赵宋祖宗之法的重要内容。^[239]这对武庙释奠礼仪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作为武的精神价值的一种象征，武庙释奠礼仪依然受到了重视，朝廷以此来维持文、武表面上的对等；^[240]另一方面，朝廷始终维护孔庙对武庙的优势地位。

北宋的皇帝对武成王庙颇为重视。太祖在乾德元年（963）、开宝二年（968），太宗在淳化五年（994），仁宗在天圣二年（1024）、庆历四年（1044），哲宗在元祐六年（1091），光顾过武成王庙。^[241]其他皇帝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拉近武庙和文庙释奠礼仪的差距。景德四年（1007），真宗下诏在西京建立国子监、武成王庙：

化民成俗，素王祖述于六经；保大定功，尚父章明于七德。胶庠是奉，祠宇载严，四方之人，表则斯在。两京之地，制度宜均。定河南府营建国子监、武成王庙，监成日，当议置官讲说，及赐《九经》书。^[242]

真宗将孔子和齐太公相提并论，褒扬了前者教化民众、后者武力建功的勋业，出于两京机构对应的考虑，他下令河南府同时营建国子监、武成王庙。又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封禅泰山后，亲临曲阜祭祀孔子，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同时改谥齐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孔庙和武庙的全称遂变为玄圣文宣王庙（后改为至圣文宣王庙）和昭烈武成王庙。真宗在给孔子加谥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齐太公，两者在称谓上依然平起平坐。

文庙和武庙释奠礼仪在不少祭祀环节上趋近。在北宋，两者的祭祀等级都是中祀。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说，唐至北宋时期，随着祭祀等级制的落实，祭祀的等级差别在斋戒时日、笾豆数量和祭品种类等事项上得到了体现，所以，北宋的文庙和武庙释奠礼仪在这些方面是一致的。即使在那些与祭祀等级没有对应关系的环节上，两者也往往相同。例如，嘉祐七年（1062），知礼院、博士、校理裴煜的奏文提到“释奠文宣王、武成王，皆羊、豕各一”，因为这两种祭祀的从祀神位颇多，请求“皆加羊、豕各三”，奏请得到了批准。^[243]此后，两种祭祀的牲牢长期相同，只是到了《政和五礼新仪》颁布后，才有所区别：“释奠文宣王，羊五、豕五；武成王，羊三、豕三。”^[244]自从隋代建立大祀、中祀和小祀制度以来，牲牢与祭祀等级一直没有建立对应关系，文庙和武庙释奠礼仪所用的牲牢在北宋却是长期相同。

在三献官方面，文庙和武庙释奠礼仪也经历了逐渐趋同的过程。前文说过，贞元二年（786）以后，武庙释奠礼仪由将军充当三献官，与孔庙释奠礼仪由三公行礼不同。这一差别到了北宋前期依然存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判国子寺孙奭说：“上丁释奠，旧礼以祭酒、司业、博士充三献官，新礼以三公行事，近岁止命献官两员临时通摄，未副崇祀向学之意。望自今备差太尉、太常、光禄卿以充三献。”^[245]此举是为了改正以两位官员通摄三献的做法，孔庙释奠礼仪的初献仍由太尉担当。宋初的武庙释奠礼仪则由判兵部事掌管，《宋史·职官志》：“旧判部事一人，以两制充。掌三驾仪仗、卤簿图、春秋释奠武成王庙及武举，岁终以义军、弓箭手户数上于朝。”^[246]既然武庙释奠礼仪由兵部掌管，三献官很有可能依然是武将出任。元丰四年（1081），因为认为太尉和光禄卿在历史上本与礼仪无关，朝廷对国家祭祀中的祭官进行了重大调整，取消了有司代替皇帝主持重大祭祀时采取的太尉、太常卿和光禄卿三献的形式。^[247]孔庙释奠礼仪改以国子祭酒或司业为初献，丞为亚献，博士为终献，武庙释奠礼仪以国子祭酒或司业为初献，带有武阶的官员亚献和终献。随着武学隶属于国子监，武庙的三献官逐渐改为国子监的学官。国子司业朱服上奏：“今武学隶国子监，长、贰、丞、簿，官属已多，请并以本监官充摄行事，仍令太常寺修入《祀仪》。”^[248]我们不清楚朱服的奏请是否得到了认可，但是在政和三年（1113）颁布的《政和五礼新仪》中，文庙和武庙释奠礼仪的三献官确实是完全一致：“太学辟雍释奠文宣王、武学释奠武成王，大司成、祭酒、司业为初献，祭酒、司业、丞为亚献，丞、博士为终献。”^[249]

另一方面，孔庙始终保持对武庙的优势地位。与唐代一样，北宋也没有建立州县的武庙释奠礼仪。^[250]尽管从制度层面看，文庙和武庙的释奠礼仪大致相当，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武庙的神圣性不时受到损害，这与孔庙截然不同。武庙在北宋经常挪作他用。太平兴国六年（981），田锡上奏：“礼部无贡院，每贡士试，或就试武成王庙。是岂太平之制度耶？欲望别修省寺，用列职官。”^[251]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庆历六年（1046），蔡天经“以乡荐覆试武成王庙，名在第二，是年登科”。^[252]在张方平和欧阳修的文集中，分别有《武成王庙试举人策问三道》、^[253]《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二首》，^[254]北宋中期的科举考试仍然经常借用武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元符元年（1096），“臣僚上言，请自今太学公补试，视贡院别试所空闲排办，更不以武成王庙作试所，从之”。^[255]除此之外，武庙还曾用来培训医官。庆历四年，参知政事范仲淹说：“乞于翰林院选医师三五人，于武成王庙召京城习医者，教以诊脉，并修合药饵。”^[256]这些行为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武庙的神圣性。

到了南宋，武庙释奠礼仪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当南宋政权还在东南一带流亡的时候，驻跸于建康的高宗就开始着手建立国家祭祀，武庙释奠礼仪即在其列。绍兴七年（1137），“太常博士黄积厚乞以仲春、仲秋上戊日行礼”。^[257]于是，高宗“诏礼官条具举行文宣王、武成王、荧惑、寿星、岳、渎、海、镇、农、蚕、风、雷、雨师之祀，用太常博士黄积厚请也”。^[258]那时的武庙释奠礼仪怕是没有牲牢，所以到了绍兴九年，国子监丞林保上奏：“上戊享武成王，不应废牲牢，且用枣、脯二笾而无配享。”“其后礼官并从公言，仍增管仲至郭子仪十位配坐”。^[259]绍兴十六年，南宋政权在临安稳定下来，高宗“诏临安府修建武学，创武成王殿，祀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以留侯张良配，诸名将从祀”。^[260]此后，武庙释奠礼仪在南宋一直稳定实行，孝宗和宁宗都有前往武成王庙行礼的举动：“淳熙、嘉泰，主上临幸武学，谒武成王，行肃揖礼。”^[261]元初，吴自牧在回忆南宋临安时，还提到“武学祀昭烈武成王，配留侯、历代忠烈臣子”。^[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