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朔方建功勋

二、武将朔方建功勋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张金城的《乾隆宁夏府志序》称，宁夏地区民风“强梗尚气”，“性勇，锐于战斗”，“土沃而民庶，士秀而兵强，文通武达者后先相望”。该志凡例也称宁夏“奋迹行阵，秉节钺任封疆者”代不乏人，又因“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所以史称汉兴以来，北地等缘边诸郡“名将数出”，故而古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说。

历史上武将建功于朔方者代代相继，尤为突出。从《诗经》所赞美商周之际的南仲、尹吉甫“薄伐西戎”“城彼朔方”起，到秦汉间大将军蒙恬、卫青、霍去病、公孙敖等，于塞北大败匈奴，扬威漠北的壮举，再到唐宋时期的李道宗、张仁愿、郭子仪、仆固怀恩、李怀光和范仲淹、韩琦等各族名将重臣耀兵塞上的业绩；以及党项族羌人元昊族系对西夏的经营，后至元明清三代，宁夏首建行省，朱明王朝庆藩建国和清季的八旗驻防，都为武人的表演开辟过广阔的天地。

商周时代，名将南仲和尹吉甫，曾率兵北伐狁，到达朔方，并筑城于大原（今宁夏固原市），史称“宣王中兴”。

秦汉间，大将蒙恬奉秦始皇之命北逐匈奴于漠北。蒙恬在治边的10余年间，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率军民在北国边境大修长城，并将原秦、赵、燕等国的旧长城连接起来。其间，蒙恬又进一步在长城之外利用黄河天堑，修筑一批前沿防御设施，并派军驻守，徙民屯戍。在今河套至甘肃沿河各地筑44座县城，巩固和开发了北部边疆，为宁夏开发第一人。至汉代，又有名将卫青、霍去病、公孙敖等在塞北大败匈奴。霍去病一军越贺兰山，一直打到祁连山下大败敌军。卫青亦率部在灵州黄河上第一次架设桥梁，渡河直捣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市西北）。

东汉时，今固原人梁氏家族为刘秀统一西北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征隗嚣到高平第一城（今固原城），东汉三百六十五功臣之一的梁统与窦融率河西诸郡太守及步骑数万、辎重5000余辆，到高平第一城与光武帝会师，从此东汉政府重用梁氏。梁统之孙、梁雍之子梁商为东汉“良辅”，成为朝廷中权势最重的大臣。永兴二年（154年），梁氏分封达到高潮，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灵州傅氏家族为北地一大望族。傅燮自幼好学，文武全才，任北地郡将。当时境内羌胡各少数民族众多，因不堪地方官吏的欺压与勒索，以羌人为首不断进行反抗斗争，成为东汉统治者的心腹之患。傅燮任职后，抚恤羌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附”。他又广开屯田，列置40余营，安置羌胡与广大边民，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后守汉阳城战死。

东汉名将皇甫规（今彭阳县古城镇人），文武兼备，称西州“三明”。延熹九年（166年），南匈奴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并杀吏掠人”。朝廷召皇甫规为度辽将军。他至营数月，见中郎将张奂才略兼优，上疏荐贤，自居中郎将。不久，张奂入京任大司农，他继续任度辽将军，“在事数岁，北边威服”。后来，皇甫规被梁冀迫害，返归乡里朝那赋闲时，“以《诗》《书》教授门徒三百余人”，著《皇甫规集》已不存。

南北朝时期，刁雍任薄骨律镇镇将，采用筑坝拦河抬高水位办法灌溉官田，使粮食自给有余，供应外地。又自行造船，开创黄河上游水运。他上表“造城储谷”，所建的仓城被皇帝赐为“刁公城”，以示对刁雍的嘉奖。李贤、李远、李穆兄弟三人都曾为将军，李贤妻吴辉因抚养皇子有功，宇文泰赐姓“宇文氏”。李贤任原州刺史时，统兵有方略，敌兵“不敢犯塞”，因功位列三公。

隋代，虞庆则（原籍灵州）为著名将领。隋初，朝廷命虞庆则率军驻防弘化（今甘肃庆阳县境内），以备敌从灵州、固原道入犯。两地失守后，隋文帝即命右仆射虞庆则领兵出原州道，河间王杨弘领兵出灵州道，左仆射高颎领兵出宁州（今甘肃宁县），并为元帅，分击来犯之敌。虞军打得非常英勇。

唐朝诸如杨师道、李道宗、李靖、薛万彻、李、李大亮、王孝杰、娄师德、魏元忠、张仁愿、郭元振、王、薛讷、张说、牛仙客、王忠嗣、李林甫、郭子仪、仆固怀恩、浑瑊、韩游瓌、史敬奉、路嗣恭、李光弼、李怀光等建功塞外名将众多。其中郭子仪名声最著。天宝末年（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继承皇位，诏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郭子仪回防灵州后，又召集回纥、大食、南诏等蕃蛮各部入卫行在，一时灵州一带各族兵马云集。至德二年（757年），郭子仪率各民族15万联军，大规模反攻，一举收复长安。郭子仪成为唐代中兴名将，被封为汾阳王，位极人臣，连德宗皇帝都尊称他为“尚父”。郭子仪的裨将仆固怀恩、韩游瓌、浑瑊也在“安史之乱”中屡立大功。仆固怀恩随郭子仪在河北参加平叛战斗，是郭部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唐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在危急关头，韩游瓌以3000弱兵与叛军展开殊死血战，保卫了奉天孤城，挽救了危局。浑瑊先世属铁勒族浑部，世为唐将，他因平叛立大功，官至宰相。三人史称“中兴名将”。娄师德一生在治边和对今宁甘青三省区的屯垦方面最有建树。20多年间，不仅御敌战守有方，而且在治水、营田方面成绩突出，往往亲身“衣皮袴，率士屯田”，作为封疆大吏实属难得，给边陲军民带来很大实惠，为朝廷节省了开支，为巩固边防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身材矮小的史敬奉武艺十分高强，与凤翔将杜叔良、泾原将郝玼三人“各以名雄边上”，是吐蕃军的克星，对他们畏惮如虎。尤其是史敬奉，他虽说身材矮小，但武艺高强，骑术精绝，飞马取敌首级如闪电一般，史称“走逐奔马，长矢在手，前无强敌”。

宋代，自西夏崛起，多次侵犯边境，宋守将往往失利。宋室治边名将虽多，尤以“韩范”（韩琦、范仲淹）和杨家将（杨文广等）著称，但是由于朝廷软弱，边将们屡屡打败仗，鲜有作为。而北宋御夏名将周美（灵州人）前后与夏军10余战，共扫平敌方族帐220多个，招引蕃部内附者11族，收复和修建城堡甚多，可谓战无不胜，屡立战功。宁夏籍抗夏将领还有曲珍、向宝、郭成、曲端、刘铸、吴璘、吴瑜等，他们在金的大军压境下，奋起反抗，有的战死疆场，有的遭冤致死。曲珍好驰马使剑，又有百步射穿铜钱之功。宋神宗称向宝其勇，以比薛仁贵，有“飞将军”之称。高宗帝手书：“郭成尽忠报国，有功于民，宜载祀典。”榜其庙曰“仁勇”，表彰其英勇。曲端是位深得军心民心、文武双全的爱国将领，却被宋朝当权者下狱冤死。南宋时宋“南渡十将”之一刘锜（今隆德县人）为儒将，在抵御西夏和金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他亲自指挥对金兀术的战斗，兀术损兵十之八九，挫金兵锐气，被迫“悉徙而北”。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调兵60万南下，列举南宋诸将姓名，问敢于相抗者。提到刘锜时，无人敢应一声，金主完颜亮只好亲引大军与刘锜对垒。南宋还有抗金世家吴家军——吴玠、吴璘、吴挺，都为抗金作出了贡献。

元代的疆域庞大，宁夏武将已无用武之地了。

明代宁夏成为“九边重镇”，在固原设三边总督，造就了一大批安边名将。在众多的武人中，有开国功臣大将军徐达和常遇春、耿炳文、汤和、冯宗异、李文忠、沐英、叶升、冯胜、李景隆等；有后来戍边宿将何福、柳升、梁铭、史昭、陈懋、神英、姜汉、周尚文、姜应熊、董一魁和马世龙等；还有总督三边大员项忠、马文升、王越、杨一清、王琼、张泰、石茂华、王之采等。明正德五年（1510年），藩封宁夏庆王朱栴之孙、安化郡王朱寘发动宁夏兵变。朝廷起用治边名臣杨一清为总制三边军务，很快平息了宁夏事变。就在用兵宁夏期间，杨一清和监军张永策划了铲除刘瑾的秘计，这一事件意义深远。而何福在镇守宁夏期间，能安内抚外，草创卫所，兴办屯戍，首开回回马市，招揽残元将众归附，对宁夏地区的军政修举，边防建设和盐政、马牧、驿传、卫学等诸务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为明代开发宁夏的第一人。他还于宁夏镇城东城墙下开凿窦门，引红花渠水入城，既解决了城中居民饮用碱水的困境，又改良了城中土壤盐渍化问题，使城中王府、公宇与民居的园囿花木茂盛，从而使宁夏镇城成为塞上有名的园林城。张泰镇守宁夏期间，能保一方平安，根据宁夏地处偏僻、地广人稀、敌方流动性强等特点，制定出以积极防御为主的御敌策略，并设计制作先进的武器设备武装军队。罗凤翱在宁任间，为官勤勉，多有建树。他一上任就首先巡视宁夏边防，集中财力对干渠进行整修，他还重视教育，编修宁夏方志。

清代，宁夏作为面对内部少数民族的西边国防前沿和后方基地，战略地位仍有增无减，故清廷在宁夏设立满洲八旗将军府，驻八旗劲旅，坚守国门，以备不测。所以宁夏屡为大规模征伐出发地和兵源、后勤支援补给地，又成就了一大批武人的立功建树。清初涌现了诸如刘芳名、陈福、赵良栋等忠心耿耿的平叛将领。刘芳名在镇守宁夏10余年间，使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塞上各族人民渐渐过上了安宁的生活，宁夏地区的人口开始上升，对巩固北部边防的安全和开发宁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陈福为了表示自己忠于清室的立场不动摇，置妻儿的安全于不顾，坚持不叛清。赵良栋由征讨甘肃前明叛将贺珍、武大定起家，到为平定“三藩之乱”立下大功，被清廷破格提拔为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后康熙皇帝得知他患病需要治疗，特批把自己巡视江南时所乘御用大船奖给他专用，乘赴南方就医和休养。在赵良栋病故后，又特命皇子胤褆亲临赵府吊祭，还御制碑文褒扬其功。后乾隆皇帝再追加赵良栋一等伯爵位，享受世袭殊荣，故史志评价“国初良将，论者以良栋为最”。清末，宁夏又涌现出大将董福祥，他是一个由农民起义首领，后蜕变并被提升为清末武将大员。董福祥曾配合陕甘回族起义军抗击清军，后被湘军大将刘松山收编，改编为“董字三营”，掉转枪口，参加镇压宁夏马化龙领导的回民反清斗争。董福祥还带领宁夏、甘肃子弟兵，成为西征军先锋部队的左宗棠西征新疆前锋。董军在消灭英帝国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巩固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伟业中屡建奇功。董军成为声震国内的劲旅，时称“甘军”。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后被清廷视为“长城”，是抗击外国侵略军，保卫京都的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所以在议和时，董福祥被列强联军指为“四凶之首”而遭革职。随董福祥南征北战的“甘军”约有96人被清政府重用，升为各级武官，其中有提督衔的21人、总兵衔的4人、副将衔的3人、游击衔的20人、都司衔的18人、守备衔的10人，内有相当数量的回族。西北马家军事集团就孕育和发展于这一时期。清代，还涌现了很多回族将领，马福祥、马进祥、马维衍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