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庙释奠礼仪的建立

一、武庙释奠礼仪的建立

武庙的主神是齐太公，齐太公崇拜在唐以前就已经存在。《魏书·地形志》提到，汲郡的治所汲城有太公庙。^[198]《水经注》有更详细的记载：

〔汲县〕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濬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太公，载在经传，今临此国，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义。’于是国老王喜、廷掾郑笃、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坛祀，为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竞茂。相传云：太公之故居也。晋太康中，范阳卢无忌为汲令，立碑于其上。^[199]

由此可见，汲县有两个太公庙。县城东门北侧的太公庙碑文提到了杜宣和崔瑗，两人皆于史有征。《风俗通义·神怪》：“予之祖父郴，为汲令，以夏至日诣见主簿杜宣，赐酒。……〔宣〕官至尚书，历四郡，有威名。”^[200]崔瑗在《后汉书》中有传：“岁中举茂才，迁汲令。在事数言便宜，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201]所以可以断定，此处的太公庙建于东汉。城北太公庙的建立时间无法确定，庙碑于西晋太康十年（289）由汲县令卢无忌树立。以太公裔孙自任的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嶓嵠之下，旧有坛场，而今堕废，荒而不治，乃咨之□征，访诸朝□，佥以为太公功施于民，以劳定国，国之典祀，所宜不替。且其山也，能兴云雨，财用所出，遂修复旧祀”。^[202]郦道元在北魏撰写《水经注》时，两所太公庙都还存在。至东魏武定八年（550），太公在汲县的后裔尚氏“慨卢忌置碑僻据山阜，崔瑗列石不枕康衢，遂率亲党更营碑祠，以博望之亭、形胜之所，西临沧谷，东带洑川，周秦故道，燕赵旧路，构宫镌石”，于是请汲郡太守穆子容来撰写碑文。^[203]

长安附近也有一所太公庙，“渭水又迳太公庙北，庙前有太公碑，文字褫缺，今无可寻”。^[204]此外，岐州岐山县也有一条磻溪：“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兹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谓之兹泉。泉水潭积，自成渊渚，即《吕氏春秋》所谓太公钓兹泉也。”^[205]《史记·齐太公世家》：“以渔钓奸周西伯。”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括地志》除了此条《水经注》外，还用《吕氏春秋》和《说苑》的记载，来说明齐太公垂钓的磻溪在岐山县。^[206]不过，岐山县似乎没有建立太公庙，而且此地的太公崇拜远没有汲县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庙祭祀日后配享武庙的张良。义熙十三年（418），宋武帝北伐途中，“军次留城，经张良庙”。^[207]《水经注》对留城的张良庙有记载：“留县故城，翼佩泗、济，宋邑也。《春秋左传》所谓侵宋吕、留也。故繁休伯《避地赋》曰：朝余发乎泗洲，夕余宿于留乡者也。张良委身汉祖，始自此矣。终亦取封焉，城内有张良庙也。”^[208]

太公庙、张良庙建立以来，其影响主要在地方社会，属于圣贤崇拜性质。即便是唐初官方介入当地的太公崇拜后，仍然如此。贞观年间，朝廷“以其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209]这里的磻溪当是指汲县的磻溪，因为《元和郡县图志》中唯独汲县有齐太公庙的记载，^[210]不见关中有太公庙。此后，朝廷设立了太公庙令，国家对磻溪太公庙的介入更加深入。

太公崇拜的性质在唐前期逐渐有所改变，特别是在两京建立太公庙后。神龙二年（706），太公庙署“始分两京置”，^[211]由庙令主管。开元十八年（730），两京的太公庙又设丞各一人。^[212]开元十九年，玄宗更是下诏建立武庙释奠礼仪：

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以张良配享，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诸州宾贡武举人，准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每出师命将，辞讫，发日，便就庙引辞。仍简取自古名将，功成业著，宏济生民，准十哲例配享。^[213]

这条诏书的要点有二：一是规定两京和各州建立太公庙，春秋二仲祭祀，以张良配享，择取历代名将以确定武庙十哲；二是招待武举人的乡饮酒礼、将领出师前的引辞仪式也在太公庙举行。玄宗在诏书中指出：

乾坤冲用，阴阳所以运行；帝王大业，文武所以垂范。故四序在乎平分，五材资于并用，式稽乾坤之意，载明文武之道，永言旧章，斯典未洽，自我而始，爰备阙文。^[214]

由此可见，玄宗创立太公庙释奠礼仪的意图是文武学术并举，以此来展现武学传统，这与此前太公庙的圣贤崇拜性质有明显的不同。

在8世纪上半叶，文武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虽说随着儒家思想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确立起支配地位，重文轻武是一种常态或趋势，但是尚武风气并没有被压制，汉代官吏的理想品质即以允文允武为典型。^[215]统治北周隋唐的关陇集团更是以君臣一体、胡汉融合、文武合一为特征。^[216]然而，关陇集团的逐步解体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一个方面是出将入相模式的终结。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文治风气日盛，出身进士科的文人开始垄断仕途，成为社会效法的榜样。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武力问题，除了依靠胡人蕃将，还创立了武举和太公庙释奠礼仪，以选拔军事人才，增强武人的凝聚力。于是，有了文举和武举、文庙和武庙的并立，并催生了唐后期文武究竟是合一还是分途的争论。^[217]

与孔庙相比，武庙是一个生生被造出来的礼仪空间。正如前文所说，孔庙释奠礼仪特别是其中的配享、从祀制度，反映的是正统的、主流的观念对儒家学术传统流传过程的建构。很多复杂曲折的历史固然从这里面被抽离掉了，没有真实地、完整地显示儒学演变的历史，但是作用于配享、从祀制度的评价标准却是真实的、动态的。换言之，孔庙释奠礼仪的背后既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又有儒学的传承历史作支撑。武庙则不然，所谓的武学传统是生拼硬凑的，既没有共同的经典，武学的代表人物之间也没有师承关系，武人对此也谈不上有多大的认同，更何况武人时常处于统治者的猜忌中，因此武庙的发展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开元十九年（731）玄宗的诏书在不少方面没有落到实处。在唐代，除了原有的磻溪太公庙，太公庙未曾在地方上建立。建立武庙十哲的计划，也是到了安史之乱后才实现的。尽管如此，武庙释奠礼仪还是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开元礼》中，其祭祀等级与孔庙释奠礼仪一样，都是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