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奠礼仪在五礼之中归属的固定

二、释奠礼仪在五礼之中归属的固定

汉代建立后，学术以今文经学为正统，在礼学领域的表现就是以《仪礼》为经，两汉的礼仪制度也就以《仪礼》为基本框架。因为《仪礼》在本质上是士大夫之礼，与大一统帝国的礼制要求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汉朝将这些士大夫礼仪推演应用到皇帝身上建立国家礼仪时，不能不对此有所超越。后来，随着《周礼》地位的上升，国家礼仪体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从西晋开始，《周礼》中的五礼制度成为国家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各种国家礼仪归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五类，这一礼仪格局一直维持到帝制时代结束。^[91]

在五礼制度建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释奠礼仪在其中的位置很模糊。例如在晋代，释奠礼仪既属于吉礼，又属于嘉礼，在嘉礼部分，释奠礼仪的内容紧随于养老礼仪和乡饮酒礼之后。^[92]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吉礼是各种制度化的祭祀礼仪的集合，主要用来体现人神关系；嘉礼之下是各种欢庆礼仪，主要用来展示人间权力关系。五礼体系制度化以后，吉礼与嘉礼的界限的确有过不太明确的时候，例如婚冠礼仪一度属于吉礼，最终还是成为嘉礼。^[93]相比之下，释奠礼仪在五礼之中归属的不明确性更为突出。在《宋书·礼志》中，因为记述混乱，释奠礼仪属于哪种礼仪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是仍然与养老礼仪、乡饮酒礼一起记载，^[94]鉴于养老礼仪和乡饮酒礼一直是嘉礼，所以释奠礼仪很有可能也是嘉礼。前文引用过《隋书·礼仪志》中的“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的记载，在《隋志》中，释奠礼仪属于嘉礼，与乡饮酒礼行文交错。记录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代典章制度的《隋志》，提到了梁、北齐、隋的释奠制度，因为史料不足，我们无法确定释奠礼仪在这三朝或五朝是否都属于嘉礼，但是至少不能排除这一可能。另外，《隋志》的这种记载方式可能反映了修史时期的情形，即唐代贞观前期的释奠礼仪仍然属于嘉礼。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诏书中提到：“释菜合乐之仪，东胶西序之制，养老之义，遗文可睹。”^[95]这里的“释菜”就是释奠礼仪。^[96]可以看到，唐初释奠礼仪与养老礼仪依然有密切的关系，此时的释奠礼仪很有可能还是嘉礼。

在儒家经典中，释奠礼仪与养老礼仪、乡饮酒礼有很强的亲缘关系。这三种礼仪都是在学校举行的，目的都是教化臣民。释奠礼仪和养老礼仪在国都的学校中举行，《礼记·祭义》：“食三老五更于太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97]乡饮酒礼行于乡学，表达的意涵与养老礼仪大体相同。桂小兰指出，乡饮酒礼是吸收了养老礼仪的因素并充实了新的礼仪内容而形成的。^[98]帝制时代的释奠礼仪建立前，孔子祭祀以犬为牲。东汉永兴元年（153）的《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记载了前鲁国相乙瑛的奏文：“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须报。”^[99]从“给犬酒直”一词看出，此时孔庙祭祀的牲牢是犬。《续汉书·礼乐志》“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的记载，^[100]表明东汉乡饮酒礼的祭孔部分也是以犬为牲的。以犬为牲是养老礼仪和乡饮酒礼的传统。^[101]从前引魏晋时期释奠礼仪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一礼仪使用太牢，即牛羊豕各一，这说明此时释奠礼仪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与养老礼仪、乡饮酒礼的距离，并从一个侧面证明释奠礼仪确实是成型于魏晋时期。但是从总体上看，直至唐初，释奠礼仪与这两种礼仪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所以在五礼制度中也就更偏向于嘉礼。

到了唐代，释奠礼仪与养老礼仪、乡饮酒礼逐渐疏远。尽管帝制时代有不少优待老人的政策，但是以三老五更为对象的养老礼仪趋于消失，清代学者秦蕙田说：“后世举视学养老之典者，惟后汉及魏与后魏及周。”^[102]距唐代最近的北周保定三年（563）的养老礼仪是这样进行的：

三年四月，诏曰：“树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悌，置之仁寿。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处兹南面，何敢遗此黄发，不加尊敬。太傅、燕国公谨，执德淳固，为国元老，馈以乞言，朝野所属。可为三老，有司具礼，择日以闻。”谨上表固辞，诏答不许。又赐延年杖。高祖幸太学以食之。三老入门，皇帝迎拜门屏之间，三老答拜。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南向。太师、晋国公护升阶，设几于席。三老升席，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大司寇、楚国公宁升阶，正舄。皇帝升阶，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进馔，皇帝跪设酱豆，亲自袒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讫。皇帝北面立而访道。三老乃起立于席后。皇帝曰：“猥当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诲之。”三老答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自古明王圣主，皆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唯陛下念之。”又曰：“为国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国家兴废，莫不由之。愿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国之道，必须有法。法者，国之纲纪。纲纪不可不正，所正在于赏罚。若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有善者日益，为恶者日止。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则天下善恶不分，下民无所措其手足矣。”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随，诚宜相顾。愿陛下三思而言，九虑而行。若不思不虑，必有过失。天子之过，事无大小，如日月之蚀，莫不知者。愿陛下慎之。”三老言毕，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焉。礼成而出。^[103]

在这一礼仪中，先是皇帝迎拜三老，三老答拜；升席后，三老面南而坐；皇帝对三老的服侍，与《礼记·祭义》“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的描述大体一致；^[104]用完酒食之后，皇帝向三老问道；最后是皇帝的再拜与三老的答拜。在唐代，随着皇权的强化，这样的礼仪恐怕失去了现实的可操作性。同时我们看到，乡饮酒礼虽然在唐代进入了国家礼典，但是正齿位的功能消失了，变成了地方向朝廷举荐贡生的礼仪。^[105]

随着养老礼仪的形同虚设、乡饮酒礼与释奠礼仪的功能截然分开，释奠礼仪与嘉礼的关系走到了尽头。贞观二十一年（647），许敬宗指出：“凡在小神，犹皆遣使行礼，释奠既准中祀，据理必须禀命。”^[106]此时，释奠礼仪是“准中祀”。而在显庆年间修订过的《永徽祠令》中，释奠礼仪是中祀。^[107]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言，大祀、中祀和小祀制度是针对吉礼而言的，所以释奠礼仪应当是在7世纪中叶成为吉礼的。释奠礼仪在本质上就是祭祀礼仪，进入吉礼体系合情合理。从此以后，释奠礼仪一直属于吉礼。不惟如此，释奠礼仪还成为吉礼体系中单独的一类。在唐前期，随着常祀制度的巩固、从祀神位的建立、州县释奠礼仪的落实，孔庙释奠礼仪的内容更加丰富，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也有别于其他祭祀礼仪。开元十九年（731），朝廷还建立了武庙释奠礼仪。因为上面这些因素的作用，吉礼之中多了释奠先圣先师的类别，并且长期得到了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