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第二节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今文经是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古文原本，而由战国以来的学者师徒父子相传，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今文经包括三家《诗》（申培所传的《鲁诗》、辕固所传的《齐诗》、韩婴所传的《韩诗》），出于伏胜的《尚书》（分为欧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出于高堂生的《礼》（分为戴德、戴圣、庆普三家），出于田何的《易》（分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出于胡毋生、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分为严彭祖、颜安乐两家）以及江公所传的《穀梁春秋》。以上今文学各家，三家《诗》于文帝、景帝时最早立博士，武帝时遍立五经博士，至宣帝时今文五经各家全部分立博士。

古文经是指战国时代用东方六国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汉代的古文经有三个来源：一是武帝末年鲁恭王扩建宫室时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逸礼》；二是流传于民间的《毛诗》和费直、高相所传的《易》；三是秘府中所藏的《周官》和《春秋左氏传》。许慎说《春秋左氏传》是北平侯张苍所献（见《说文序》）。以上古文经在西汉时并没有立博士，王莽时才立《周官》《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五家古文博士，东汉初即被取消。古文经学在西汉一直处于“私学”地位。

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今文经学，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从表面看只是书籍抄本的不同，从实质看它们对经书的意义理解有很大区别，对古代制度及人物评价都很不相同，因而形成两大派别。今古文经学的不同可以从两派对《六经》的排列顺序说起（依据周予同说）。今文家的次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如董仲舒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春秋繁露·玉杯》）不唯董仲舒这样排次，除特殊例外，今文经学对《六经》的排次都是这样。古文家的次序是《易》《书》《诗》《礼》《乐》《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排次是《易》《书》《诗》《礼》《乐》《春秋》。不唯《汉书》这样排次，除特殊例外，古文经学对《六经》的排次都是这样。今文家是按《六经》内容不同从浅到深排次，古文家则按照《六经》产生的时代先后排次。这反映出，在今文家看来《六经》是孔子为“托古改制”而写的著作，在古文家看来《六经》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所整理保存下来的古代史料。对《六经》看法不同，由此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认识也产生出不同观点。在今文家看来，孔子主要是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甚至是“受命”的“素王”，孔子把《六经》当做发挥自己思想的躯壳。在古文家看来，孔子主要是史学家、教育家，是儒学的先师，孔子的精神即在《六经》本身。由此对经学本身的认识也产生出不同的观点，今文经学重在阐发《六经》中包含的微言大义，重视《公羊春秋传》，因而很容易与纬书相结合，表现出浓厚的神学色彩。古文经学重在考究史实，重视《周礼》《左传》，因而向阐述古制、古文字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比较朴实的学风。由此出发，今古文经学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看法，对上古历史的看法，对史学史的看法以及对文字学的看法都发挥出一系列不同的观点。

今古文经学之争还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汉代帝王一般不是站在今古文两派中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而是保持不过分倾斜的态度。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表面理由，往往是爱好学问，扶持微学，增广见闻等。更深一层原因则在于汉代政治的基本原则。试看武帝的用人，他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所重用的却不是董仲舒，而是“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公孙弘。用衣服作比方，“文法吏事”是衣服本身，儒术只不过是衣服上起装饰作用的镶边而已。经学本来就不是也没有被当做高于政治利益的学问，最高统治者宁可采取比较超然的态度，以便依据政治需要在今古文两派之间自由选择。今文派公羊春秋学那个“孔子为汉制法”的编造迎合了汉代的政治需要，所以能够久居官学地位。古文派左氏春秋学那个“汉为尧后”的说法很自然引申出“禅让”的观念，迎合了王莽的政治需要，所以受到王莽重视而被立于官学。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今古文经学各有众多门徒，世代相传，壁垒森严，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形成各自的集团。一直居于官学地位的今文派固然势力强大，古文派也成为不能压制的势力。

西汉末到东汉末今古文经学的四次重要争论，现略述如下：

第一次是刘歆（古文派）与太常博士们（今文派）的争论。西汉哀帝建平、元寿年间（前6—前1年），刘歆提出立古文经《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博士。刘歆的理由主要有二：①经过秦代焚书和禁止挟书保存下来的今文经传残缺不全，古文可以补其残缺。《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逸礼》较《礼经》多39篇。今文经传中存在脱简漏字，可以用古文校补。②今文《公羊》《穀梁》是经孔子再传、三传弟子传授而后记录的，古文《左传》是孔子同代人左丘明所传，后者更为可靠。这个见解是刘歆受命校书中看到《左传》后形成的，他曾根据这个见解与他的父亲、今文学家刘向辩论。刘歆还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谴责太常博士们“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汉书·楚元王传》）。这封信引起很深的怨恨。有的以罢官威胁，有的弹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同上），刘歆被迫要求去做地方官以避祸。这次争论以无结果而告终。

第二次是韩歆、陈元（古文派）与范升（今文派）的争论。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55年），尚书令韩歆上疏欲立古文经《费氏易》和《左传》。范升以《左传》“不祖孔子”“无有本师而多反异”“非先帝所存”（《后汉书·范升传》）等理由加以反对。接着又奏《左传》之失十四事，并说各家纷纷争立，“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同上）。古文派陈元又上疏以《史记》多引《左传》作为古文经可靠性的证据，遂引起对《史记》评价的争论。争论几十个回合，光武帝决定立《左传》于学官，以李封为博士。适遇李封病卒，《左传》复废。这次争论仍无结果，但古文派的影响扩大了，可见学术风气转变和古文经学渐兴的景象。

第三次是贾逵（古文派）与李育（今文派）的争论。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贾逵条奏《左传》优于《公羊》《穀梁》之外，并以图谶附会《左传》，博取章帝信任。李育作《难左氏义》，提出41个问题反诘。至建初四年（79年）白虎观会议，双方继续反复辩论。白虎观会议的结果没有作出古文经学立于学官的决定，但肯定了古文经学的不少论点。

第四次是郑玄（古文派）与何休、羊弼（今文派）的争论。东汉桓帝至灵帝时期（147—182年），今文学家何休作《公羊春秋解诂》，并“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1]《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后汉书·何休传》）。郑玄看到后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传》）

从上述四次争论可以看出，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的内容，始终以《左传》为中心，争论《左传》与《公羊传》的优劣问题。所争的目的是古文经学的官学地位。今文派一直利用政治力量压制古文派，反对立古文经传博士。古文派一直不甘心处于无权的私学地位。争论的发展趋势是古文派越来越壮大。东汉时期出现了郑众、杜林、桓谭、贾逵、马融等著名古文学家，遂使今古文经学趋于融合。郑玄就是这样一位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大师。

【注释】

[1]李贤注：“言《公羊》之义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