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古文创新理论与散文创作

(一)忠义耿直,坎壈于世,一生坎坷,旷达超然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别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幼聪颖,7岁知读书,8岁入乡学。10岁时,父洵游学四方,由母程氏亲授以书,并讲述古今成败之大事。苏轼悟性高,立刻能“语其要”,偶发议论也颇中肯。一次,程氏读《后汉书·范滂传》,对之称颂不已。范滂,东汉汝南太守宗资属吏,抑制豪强,严整疾恶,凡行为“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后汉书·范滂传》)。被诬结党,遭逮,释归里。建宁二年(169)大诛党人,范滂自诣狱,其母感其义,与之诀别。苏轼听母叹息,即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表示要像范滂那样,做一个忠义耿直、“澄清天下”的人。程氏亦以滂母自许,鼓励儿子要立身正直。后,苏洵因父丧归里,苏轼受父教,更好地接受家学熏陶。20岁时,已“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宋史·苏轼传》)。奋厉有当世志。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苏轼同弟辙随父洵去成都拜见知镇益州的张方平。张惊轼之才,亦以“国士”待之。嘉祐元年(1056),苏洵又带轼、辙二子赴京参加贡举。次年(1057),轼同弟辙参加礼部会试。主考官欧阳修得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惊喜,拟取第一,又疑为门生曾巩所为,抑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与弟辙同中进士。后以书见,欧阳修更惊,对考官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不久,轼丁母忧,返乡。

嘉祐四年(1059)冬,他同弟辙陪父离家东下去京。父子三人沿途随兴感赋,作诗文100多篇,汇编成《江行唱和集》。六年(1061),轼应制科考试,入三等。自宋初以来,蜀人制策入三等者,惟吴育与苏轼二人。他的试卷《进策》,包括25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改革主张。后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四年间,他深入各地巡察,整修衙规,减轻民苦。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轼任满还朝,改任殿中丞。五月底,夫人王弗病逝于京。轼于悲痛中作《亡妻王氏墓志铭》,称其事父相夫“谨肃”、“敏而静”,知书识礼。次年,父洵病卒京师,轼与辙护柩归蜀。神宗熙宁元年(1068),服除返京,任直史馆,编修国史。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展“熙宁变法”。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且秉性直率,提出“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急躁冒进不利于民。直忤王安石,乞外调。熙宁四年(1071)通判杭州,时知陵州的表兄文同寄诗劝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轼仍赈饥民,灭蝗灾,浚废井,有政声。

熙宁七年(1074),轼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密州连年遭灾,他积极组织抗灾救民。在此期间,曾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表达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报国宏志。

熙宁十年(1077),轼调知徐州。四月到任,秋,黄河决曹村,水高2.8丈,淹州城70余日不退。苏轼亲率武卫营卒筑东南长堤,抗洪抢险,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保全其城。

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调知湖州。因忧心国事,对朝廷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宋史·苏轼传》)。苏轼在杭、密、徐等地任职时,政绩卓著,深得民望,曾获朝廷嘉奖。变法派中一些人生怕苏轼回朝任要职,故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诬轼以诗讽政,八月逮赴御史台(乌台)监狱。从八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二日,共被提审11次,欲置之死。太皇太后曹氏(仁宗后),原朝廷重臣范镇、张方平等纷纷营救,苏辙愿缴纳本身官职为兄赎罪。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说:“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其弟王安礼时直舍人院,也向神宗进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神宗“独怜之”,十二月结案,苏轼出狱,谪贬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史载的“乌台诗案”,受株连者20余人,苏辙也被贬为筠州监酒。

元丰三年(1080)正月,轼安置家眷于河南后,即同长子苏迈赶赴黄州(今湖北黄冈)。其团练副使实为不得签书公事,挂空名而被监督的罪官。只因他名气高,许多地方官吏钦慕他的人品才学而不管他,任其安闲自在。不久,妻儿婢仆来黄州,仅靠微薄薪俸难以度日,便在城东的东坡申请到几十亩废旧营地,开荒种粮以自给,并与田父野老时相过从,自号“东坡居士”。在黄州四年,虽生活凄苦,但能旷达超然,除遵父命作《易传》九卷外,又作《论语说》五卷,还写了大量的诗、词、赋、散文,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均在此间所作。可谓“因诗得罪谪黄州,赤壁声名在此宏。凄苦生涯犹旷达,长教人慕东坡风”。

元丰七年(1084),轼移汝州。未至,道经金陵,特地拜见已退居的王安石,两人相见留连累日。苏轼望王安石继续关心国家大事,并对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做了善意的批评。

元丰八年(1085)三月,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英宗后)高氏临朝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臣。苏轼得复朝奉郎起知登州,不久以礼部侍郎奉召回朝。此后四年间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时值哲宗元祐初,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始”。苏轼认为新法不应尽废,与司马光政见不一,因而受到新旧两党夹攻。元祐四年(1089),苏轼请外调,出知杭州。时大旱,饥疫并作。苏轼易米以救饥民,遣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又浚河通漕,复六井,淘西湖,筑长堤,植杨柳、芙蓉于堤上,望如国画,人称“苏堤”。苏轼知杭州不过两年,因有德于民,“故家有画像,饮食必祝”。

元祐六年(1091),苏轼还朝为吏部尚书,后改翰林承旨兼侍读。数月,复以谗请外,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未历岁以兵部尚书召还,寻迁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八年(1093)八月,继室王润之病逝,丧事未完即命出知定州。时军政坏弛,卫卒骄情,官吏贪污。苏轼至,惩贪污,修营房,严军纪,禁饮博,众皆畏服。十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哲宗亲政,变法派抬头,苏轼又成了他们打击的对象。

绍圣元年(1094),御史论苏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意,讥斥先朝,遂免去两学士及一官,知英州(今广东英德)。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轼只得带侍妾朝云和小儿苏过同赴岭南。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其间,相从多年的朝云病死于惠州,对垂暮之年的苏轼打击甚重。四年(1097),苏轼写《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到汴京,宰相章惇冷笑曰:“苏子尚尔快活邪?”于是重议“草制讪谤”罪,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昌化,即海南岛儋县,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时苏轼已届花甲,携幼子苏过渡海,艰辛可知。至昌化,无栖身之地,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乃买地筑室,当地人士备石运土以助之。苏轼“食芋饮水”,与黎人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以著书为乐。近四年中作《书传》三卷,各体诗文一百多篇,精妙深华,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黄庭坚曾有诗说:“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但苏轼却能时时从父老游,细和渊明诗,表现出一种超然旷达之态。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赵佶继位。五月,苏轼遇赦内迁,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又改迁永州(今湖南零陵)。十一月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苏轼已年迈体衰,不顾颠沛,决定回常州居住。不料返归途中,中暑暴病,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中旬抵常州,借住孙姓宅,一病不起,于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消息传出,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四方贤愚皆咨嗟出涕。第二年,其子苏迈等迁葬他于汝州(今河南临汝)郏城县上瑞里小峨眉山。苏轼赋性刚拙,议论不随,忠规谠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使安于朝廷之上,死后还受攻击,文集、版本被焚毁,直到宋高宗时才追赠为资政殿大学士,谥文忠,世称苏文忠公。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二)富于开拓与创新的古文理论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但在文学创作上却独树一帜,不仅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方面精熟,对文艺批评亦多建树,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多才而多能的作家。他承接欧阳修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在古文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极富开拓与创新性的主张。

1.“道可致而不可求”,苏轼对“道”作了新解,认为“道”即客观规律

他在《日喻》中说:“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岁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岁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苏轼以浅显而形象的类比说明“道”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只有反复的实践,才能掌握其规律,所谓“道可致而不可求”,此之谓也。相较于古文运动强调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之“道”只能是儒家文化的“道统”,苏轼所谓的“道”,无疑是一种新的突破,是认识上的飞跃,是对僵化的“道统”说的更新。

2.文以意为主,搜研物情,刮发幽翳

苏轼认为“作文之要”在于有“意”。《清波杂志》载其言曰:“譬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而“意”的含义,他在《答俞括书》中说:“今观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又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这“酌古御今”、“通经学古”、“救时行道”、“犯颜纳谏”就是指“救时”、“济世”的思想,有现实针对性。而“意”的提炼则应“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就是对客观事物穷尽研究,发现个性,从人们尚未认识理解之处发新声,立新意。

3.求物之妙,了然于心于口于手,是为“辞达”

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就是说作者要对眼中之物做到“了然于心”的认识、理解,转化为“胸中之物”,然后再“了然于口与手”,转化为手中之物,用文字记录下来,这是“辞达”的第一步。第二步还需要做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的绘真绘影的艺术功夫。这样,才是真正的“辞达”。可见,苏轼的“辞达”论就是文学创作“物—意—文”的双重转化论。

4.情如泉涌,随物赋形;有触于中,发于咏叹

散文创作需要激情。苏轼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石山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就是说,他的文章是“如万斛泉源”的激情的产物;思想情感的流动不受任何框束,而是“随物赋形”,随意流淌;最后根据客观事物的规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同时还需要捕捉灵感,“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叙》),要“不能自已”而为之,不作勉强之文。

5.文有所为,“言必中当世之过”,以疗饥伐病补于世

苏轼在《凫绎先生诗集序》中借父亲苏洵的教诲言道:“昔吾先君……以鲁人凫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虽是苏洵的观点,也是苏轼所赞同与遵循的。这是讲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作者的创作目的、动机,必须“有为而作”,以疗饥伐病,有补于世,反对“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的空谈无实的形式主义文风。

6.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绚丽之极趋于平淡

这是就创作个性和语言风格而言的。他在论谢民师之文时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这是提倡一种自然生动、极富灵性的创作个性。他在《与二郎侄》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则是指自然平淡的语言风格实乃从“气象峥嵘,彩色绚烂”中转化而来,是“渐老渐熟”的艺术成熟的标志。苏轼的这些极富开拓和创新性的散文理论无疑是对北宋古文运动的一种推动,为现实主义文风的发展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三)论议蜂出、文采灿然的散文创作

在散文创作方面,苏轼通晓儒、道、释文化,他以政治家的敏锐、哲学家的才思、文学家的天赋,特别是在儒家“仁爱”、“民贵”思想的影响下,写了大量散文作品。有议论、记叙、赋铭、颂赞、杂著、表状、书札、碑传、笔记等,品类繁多,艺术性极强。在现存的《东坡七集》、《东坡志林》等大量作品中,择其要而论,其内容大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宏言谠论,针砭时弊

苏轼参加应制科考试时的《进策》25篇,包括《策略》、《策别》、《策断》三部分。《策略》5篇,概论天下形势、政体弊端及应采取的策略;《策别》17篇,计有课百官、安万民、厚货利、训军旅等,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策断》3篇,分析了宋王朝的内外矛盾、敌我长短及攻守之势,提出了安边御敌之策。《进策》是作者对现实冷静深刻的认识和力主改革的思想体现,内容严密系统,是难得的针砭时弊的宏言谠论。如《决壅蔽》,是《策别》中“课百官”之第三篇,提出“天下治”的关键是“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或者“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但北宋时的封建统治集团却不是如此,而是“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他把朝廷的官僚主义和贿赂风行的腐败积弊揭露无遗,从而提出“省事而厉精”,即精简政务、上下一心、励精图治的改革主张。再如《刑赏忠厚之至论》围绕“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来展开论述,引证史实,一意三折,再以上古先王刑赏之事为例,突出忠厚仁德治天下的道理。其他如《六国论》、《留侯论》、《贾谊论》均能独辟蹊径,立意新警,针对现实而发别人未发之言,以匡时弊。

2.借史喻今,忧国爱民

苏轼深受儒、道、释文化的影响,“少抱有为之志”,虽历经坎坷,至老忧国爱民之心不灭。正如他在《与李公泽二首(之二)》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因此,他常怀忠耿之心,讲古说史,进言献策。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实行新法,苏轼在《上皇帝书》中论其不宜,直言道:“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在谈人心向背对政权巩固之重要性时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以喻代论,言辞恳切。在《教战守》中,苏轼能透过北宋“太平盛世”之面纱,预见到战争之不可避免,提出在契丹、西夏的侵扰下,须“居安思危”,崇尚勇武,教民战守之法,以增强国家、民族的抵抗力,以保边关之安全。在《平王论》中,针对北宋王朝在契丹、西夏的侵扰下,有人主张国都南迁之议,以大量史实说明平王东迁之失策。后来宋王朝迁都临安(今杭州)而后亡,果为苏轼所言中。这些文章一方面表现了苏轼卓越的政治见解,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忧国爱民之心甚切。

3.托物抒情,寄寓深远

苏轼的散文中有一批艺术性极高的托物抒情的散文,以“记”体为代表。《喜雨亭记》记述了苏轼刚入仕途,出任凤翔判官时,久旱,后喜逢三日大雨,而游亭亦落成。苏轼在欣喜之中命游亭为“喜雨亭”。故他在该文中极力渲染“久旱逢甘露”的喜乐:“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他认为天落珠玉均不如雨对百姓有用,表现了他重农桑及“民富乐,官安逸”的仁政思想。《超然台记》避开对超然台的具体描叙,紧扣“超然”二字,从“物有可观”、“皆有可乐”的辩证角度引出“无往而不乐”的超然观,指出人能超然物外则乐;否则,乐少悲多。深沉的哲思与宦海辛酸的交融,全文流露出一种“游于物外”、苦中寻乐的人生感慨。《凌虚台记》从建台的缘起、经过及当时的感受,联系古今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世万物的无常变化,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即“夸世而自足”,应该探求一种理想的可永久依靠的东西。《放鹤亭记》更从云龙山人张天骥之放鹤引起,插入饮酒之议,道出“南面之君”与“山林遁世之士”不可同日而语的“乐趣”。放鹤与纵酒,君主因之可亡国,隐士因之而怡情全真,“故南面之君”不如隐居之乐,暗含作者政治上遭挫之后力图归田隐居的思想。《石钟山记》通过对石钟山的实地考察,得出事不目见耳闻,不可臆断其有无的哲理,体现了一种“求实”之风。这些散文借事托物,寄寓深远。作者不仅随物赋形,物态逼真,更善于跳宕联想,言此而说彼,精于思辨,把人事景物同哲理禅思结合起来,表达了对社会人生的一种理解和释悟。

4.闲适旷达,苦不忘世

苏轼的散文中有一批小品、随笔,写得空灵超绝,小中见大,苦不忘世。《前赤壁赋》系其贬谪黄州时所作。文章先写泛舟夜游,心境悠闲,怡情山水之乐: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再写乐极生悲,忧从中来;后借哲学以求解脱,化悲为喜。在喜—悲—喜的情感变化中,自然展示出赤壁的江水景色以及主客对于人生哲理的思考,从而引出“羽化而登仙”的超然之乐,表现了作者在遭受政治打击后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心路历程。《后赤壁赋》写于“十月之望”,冬景萧然,月白风清,境阔疏放。“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的情景;孤鹤长鸣,横江东来的意象;道士入梦的幻境,实际上是作者内心的苦闷、悲凉中的超脱,是作者苦中挣扎、苦不忘世的无可奈何的寄托。其他如《游沙湖》、《记承天寺夜游》等均是这种放情山水、排忧解闷、旷达闲适之作。《墨妙亭记》阐释了物有成毁、人有生死、国有兴亡的客观规律之后,提出人在天道面前应“必尽人事……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的知命观,饱含积极的人生态度。《先夫人不残鸟雀》类似寓言,记述其母不杀生,禁捕众鸟,众鸟不畏人捕而与人亲近。由于人的保护,雀鸟又可免于蛇鼠猛禽的伤害,自然引出“苛政猛于虎”的结尾,暗刺当时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官”胜于“贼”。这类短文又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刺当世之过”,表现出苏轼的思想仍以“兼济天下”为主调。

5.亲友缅怀,情真意挚

苏轼重感情,待人坦诚,无论亲人友人,他“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因此,他为亲友所写的传记碑铭中,总是真情坦露,悱恻动人。《方山子传》写被贬黄州时,偶遇方山子,极写其弃富贵,游侠隐居不仕之豪气,充满唏嘘赞叹之意。《筼筜谷偃竹记》写于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晒所藏书画时,见到已逝表兄文同赠送的名画《筼筜谷偃竹》,悲痛失声,提笔追记两人情谊,既赞颂文同深邃的画论及高超的绘画技艺,也传达了自己的文艺观。全文议理、叙事、抒情交融,二人亲厚无间之情谊、作者真挚的哀思满溢其间。《亡妻王氏墓志铭》写亡妻对他的劝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再现了王夫人全身心关照丈夫的贤良品质。《祭欧阳文忠公文》在评述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之后,再述对欧阳修的感激与痛悼之情:“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情辞恳切,悲切动人。

苏轼一生悲剧,卷入政治旋涡中,因才遭忌,因忠贞而遭迫害。他通晓儒、道、释文化,入世、出世、厌世思想汇流交融,即使在岭南、儋县投荒,归期无日的艰难时刻,他亦能不弃忠贞之义,一副傲骨坦然于天地。这种人品决定了他的散文多切实之论,多浩荡空灵之气,多幻化奇谲之变。正如古人所论:“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释德洪《跋东坡仇池录》)欧阳修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敏明,文采烂然,论议蜂出”。其风格如“行云流水”,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所谓“韩潮苏海”(《四库提要》),此之谓也。

苏轼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一生忠义,累遭不幸,而“不以一身福祸,易其忧国之心”。出处大节,为后世所赞颂。他又是北宋后期文坛的领袖、全能的艺术家。他在学习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能开拓,敢创新,从散文理论到实践,都有新的开创。他领导宋代古文运动并夺取了彻底的胜利,走向了灿烂辉煌,为散文的实用性、文学性,开辟出了一条平易自然、富有个性和真情实感的道路。应该说,苏轼的散文理论和作品代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散文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