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

时间：2022-03-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进入21世纪，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全球文化产业发展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纷纷通过活化历史建筑，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在彰显城市历史与文化特征的同时，结合老旧空间与建筑改造，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努力建设一个文化商业主义的世界城市。新天地也成为中国其他各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城市更新争相模仿的标杆。在产业结构转型及房地产业的冲击下，莫干山大部分工业产房被拆迁改建。

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_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

很长时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活动中，人们特别强调建筑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认为要保护就必须原封不动地进行保护。从1990年代初外滩建筑功能置换开始，上海开始意识到历史建筑作为“一部具体的真实的人类文化记录簿”，除了向人们传递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之外，还蕴含着巨大的商业发展机遇，因而城市遗产的“经济价值”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进入21世纪，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全球文化产业发展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纷纷通过活化历史建筑，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上海作为中国最具国际性和现代性的城市，迫切期望跟上世界步伐，也迅速加入到这个时代的大潮中来。在彰显城市历史与文化特征的同时，结合老旧空间与建筑改造，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努力建设一个文化商业主义的世界城市。

一、上海的若干案例

1 . 上海新天地

上海新天地位于淮海中路南侧，东至黄陂南路，西到马当路，北沿太仓路，南接自忠路，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是上海市黄浦区太平桥地区旧城改造项目的一部分。太平桥地区在1990年代，大部分房屋破旧不堪，许多房屋已近危房，因此被划为旧城改造区。新天地广场北里作为改造计划的一期项目，在太平桥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被界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新天地是一片拥有近一个世纪历史的石库门里弄建筑。石库门起源于1860年代，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江浙大批有产人家为躲避战乱纷纷涌入上海。外国商人把握这次房地产开发机遇，设计外墙为欧式联排房，内部保留天井、客厢房等江南民居特色的中西合璧住宅，出售给蜂拥而来的移民。为满足买家追求家居安全的心理需求，特别在住宅门上大做文章，选用花岗岩石料为门框，黑色厚重木料为门扉，于是建筑得名“石库（箍）门”。石库门里弄是旧上海这个独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中西文化汇合和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商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由于这种住宅占地少、设计合理、坚固耐用，适合市井居民的消费水平，很快在上海风靡一时，每年以数万计递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由石库门建筑形成的里弄达到9千多处，占上海市区全部面积的四成以上1。不过，在1990年代上海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建设中，大片大片的石库门里弄由于居住条件较差而被拆除。

新天地的开发目标是从完善和提升上海城市功能，增强上海城市竞争力和改善城市品质出发，把百年石库门旧城区改造成集餐饮、商业、娱乐、文化于一体，拥有一种人文和历史底蕴、具备综合服务功能的国际化、世界级的商业社区。该项目总投资约1.5亿美元。自1999年开工建设，2001年大体建成。

新天地被认为创造了上海旧城改造的一个奇迹。不但成为上海著名的休闲游览胜地，还带动片区房价大幅飙升，无论对来自国外的游客还是对来自其他城市的国人来说，似乎不到新天地就不算到过上海。新天地也成为中国其他各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城市更新争相模仿的标杆。在中国许多城市里，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天地”。

2 . 思南公馆

思南路最早叫马斯南路，1913至1914年间修筑，路名是为纪念1912年8月在巴黎去世的法国作曲家马斯南。1943年汪伪政府在接收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后，马斯南路被改以陕西省蓝田县名命名。1946年又改以贵州省思南县名命名，沿用至今2。

19 09年比利时商人奥尼尔等人创办了上海著名的义品地产公司。1920年始，义品地产公司购进了复兴中路以南、马思南路东侧的三十余亩土地，开始逐年兴建富有欧洲乡村别墅风格的独立式花园洋房。新中国成立后，思南路保留了原有历史风貌。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来只住一户的小洋房挤入了“72家房客”，独立式花园洋房变成了大杂院。2003年上海市确定了12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思南路47、48街坊成为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重要部分。该风貌区以花园住宅为特色，主要由数十幢2至4层的独幢和联幢近代西式乡村别墅组成。

思南路改造计划主要是指现在的思南公馆区域。项目对整个街坊进行成片的形态保护，对地块环境、建筑物进行全面的整治和修缮，以恢复别墅原有风貌和小区环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7.88万平方米，其中保留保护老建筑近3万平方米，新建建筑2.7万平方米及2.2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思南公馆这一历史街区形成时，正值上海城市转型，中产阶层兴起壮大，消费主义方兴未艾之际，加之国际风云激荡，大量外侨涌入，造就了一种“世界性”和“本土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相融汇的特殊的文化氛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有名的文化人、政治家、商人都曾在此居住。因应历史痕迹，思南路改造计划的目标，是使其成为具有上海近代独特文化和历史特点的、高品质的生活居住及商业休闲社区。

3 . 莫干山路50号

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之后，产业建筑成为很多艺术家特别钟情的对象。一方面，就要成为人类历史遗产的工业元素，是当代艺术家灵感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产业建筑空间规模大，可以灵活、自由使用，且租金低廉。于是一些艺术设计师，对城市旧工厂区中废弃的工厂、仓库进行改造，将其发展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场所，从而赋予这些旧建筑以新的生命。这成为当今许多城市更新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莫干山路50号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澳门路以北、昌化路以东的苏州河中段南畔，是莫干山路历史工业区的一部分。莫干山路历史工业区，是上海乃至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兴盛的代表和标志，拥有1930年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业建筑，包括阜丰面粉厂、福新面粉厂、信和纱厂与信孚印染厂等在内的重要工业厂房都位于此地。其中，M50最原始的前身——始创于近代徽商代表人物之一周氏的家庭企业——信和纱厂（后更名春明毛纺厂），1949年后几经变革和扩建，60余年累计建造4万平方米的厂房，形成了完整的聚落风貌。

20 世纪90年代，上海实行退二进三的产业政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转型及房地产业的冲击下，莫干山大部分工业产房被拆迁改建。另外一些厂家由于经济效益下滑，停产歇业，藉由出租厂房收取租金解决下岗工人生活问题。1999年春明毛纺厂资产重组，厂房4万余平方米调整出租，与此同时出租的还有著名的西苏州路1131号仓库和其他几个厂房。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这块土地的开发商将厂房租赁给艺术家作为工作室，结果聚集了大批自由艺术家，一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逐渐自发形成。

从2000年起，在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和纺织控股集团公司的支持下，春明毛纺厂逐步将M50定位为以视觉艺术和创意设计为主体的艺术家工作室、文化艺术机构和设计企业集聚区。经过十几年发展，从最初十几个画家的工作室和三家国内外画廊开始，渐渐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户艺术家工作室、画廊、高等艺术教育以及各类文化创意机构，已经成为苏州河乃至上海最大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之一。今天的M50已经不仅仅具有艺术品的创作、展示和销售功能，它还在文化创意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发展出艺术交流、食宿、会议、演出等功能，俨然形成了一条文化产业链。由于文化产业的集聚辐射功能，M50带动了苏州河沿岸其他工业仓库建筑的再利用，实现了苏州河历史厂区由工业功能向文化功能的转型。M50也是到访上海的许多国内外游客必去的地方。上海世博会期间被选为“最美上海”的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持有M50运营权的上海M50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利用M50的知名度，将M50的运营模式加以复制，在上海各区创立了M50品牌创意园的分基地，这样M50的文化、艺术及经济效应就辐射到了全上海，同时也成为上海现代艺术产业的标杆。

4 . 田子坊

田子坊原名志成坊，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泰康路210弄，前身为上世纪初开始在街区内逐渐聚集起来的各式里弄住宅、花园住宅和里弄工厂，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海派文化、老城厢风情。1930年始建时，画家汪亚云夫妇入住泰康路志成坊的隐云楼，创办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和艺术家协会“力社”，成为这个街坊历史文化积淀的源头。2001年泰康路210弄择名时，画家黄永玉根据《史记》记载的我国古时最年长的画家“田子方”之谐音，将之取名为田子坊，意寓此坊必将是艺术人才和成果荟萃之地3。今天的田子坊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里弄范围，其概念早已扩展到了整个街坊和周边，大体包括今天上海黄浦区打浦桥西北部，东临思南路、西至瑞金二路、南临泰康路、北抵建国中路的区域。

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工厂效益逐年下滑导致泰康路若干厂房闲置。1998年12月，一路发文化发展公司首先进驻泰康路，揭开了泰康路上海艺术街的序幕。不久又有著名画家陈逸飞、尔冬强、王劼音、王家俊等艺术家和一些工艺品商店先后入驻泰康路，使原来默默无闻的里弄小街渐渐吹起艺术之风。此后在政府支持下，通过租赁、转让、置换等方式，逐步把旧厂房、旧民宅改建成为画家工作室、艺术家设计室、画廊、摄影室、陶艺馆、时装展示厅等，渐渐形成以室内设计、视觉艺术、工艺美术为主的产业特色，吸引了包括来自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英国、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等在内的26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20个省市的179家中外创意企业入驻4。2005年田子坊成为上海市第一批授牌的创意产业聚集区，并且获得2006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奖。

二、多元化的开发模式

在对历史建筑再利用、城市历史街区发展更新模式的研究中，人们经常停留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分析框架中，或者简单地归之于政经合作、权力与资本的结盟而大加鞭伐。其实这样的分析未免过于粗浅和笼统了。在上海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众、民众与市场等多元化的合作开发模式。

新天地是典型的由上而下的开发模式。卢湾区政府将新天地地块定位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从规划层面对开发商进行引导和调控。为了鼓励开发商参与旧城改造，出台减免、缓交土地使用费等优惠政策，并作为投资主体参与项目开发和拆迁安置等工作。开发商投入资金，完成空间改造从规划设计到建设的全过程，获取空间增值利益。为满足对地块的历史文化保护要求，开发商投入13亿元对新天地建筑进行修整，同时为了实现资本增值，采用容积率外推方法将新天地的容积率损失转移到周边地块，实现总体巨额赢利5。

在思南路改造项目中，上海市提出建立“政府扶持、企业运作、市民参与”的运作机制，政府不直接介入更新改造项目，而只是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公共设施建设。企业在保护规划的指导下，对城市遗产区进行保护更新和再开发利用。通过历史文化遗产本身所具有的市场价值，以及新的合适的功能定位，来得到长期的利益6。期间由于多方利益博弈，思南路的改造至少经历了10个年头才彻底完成。

M50是以专业自重、以市场自立的艺术家和企业联盟，利用艺术产业激活城市遗产，带动历史建筑的功能置换，具有民间性和顽强的自发生命力。也就是说，从启动关键的角度来说，是由于工厂管理方与艺术创作者群聚的力量所促成的。正是在企业与艺术家的激荡之下，艺术工作者群聚在老旧工业厂房进行艺术创作，并且自发性地将莫干山50号这块工业空间塑造为艺术工作场所，在此营造出浓厚的艺术气息，也因此使上海政府对此的规划发生转变，同意保留老旧工业厂房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空间，从拆迁转为支持的角色7。

当前，M50管理及运营权属于上海M50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M50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搭建“M50创意者之家”，作为M50园区的创意互动平台。在功能定位上，“M50创意者之家”有五个功能：开展党建活动的组织平台、园区内外交流的互动载体、助推园区形象的重要窗口、社区与园区创意者沟通的桥梁以及社区服务园区创意者的温馨家园。但很多艺术家都表示这个平台实现的功能不过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对于一些交流、互动及诉求却很难通过这个平台来实现。

田子坊起初并非政府规划项目，几度面临被拆迁命运。按2004年官方方案，田子坊石库门旧里弄的商业街坊都要被拆除来做台湾日月光地产。田子坊之所以保存下来，发展起来，从宏观上来说，上海从工业城市向后工业城市转型，为其更新改造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来说是田子坊发展出一种有效的地方精英与草根市民合作开发模式。在上海改革开放中实行的行政权下放，赋予了街道办事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使其能够在田子坊地区更新的过程中调动各类社会资源，不断扩大利益团体，争取到广大居民、艺术家、商户和消费者以及城市学者、建筑师、历史保护者、各类媒体以及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的支持，从而推进了田子坊地区更新的不断发展8。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他们凭借对卢湾事业的执着，对社会转型时期大气候变迁趋势的捕捉能力，以及对我国传统体制逆向可利用价值的洞察力，经过对社会人脉的广泛梳理和整合，构建起一支跨越条块体制、突破隶属边界、志同道合的团队。这个团队有三个特点9：（1）善于寻找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夹缝”，利用时间差打政策“擦边球”，为田子坊获取先发性效应奠定基础。（2）决策过程能广开言路，不计私利，胸无宿物，言必信，信必果，一旦看准方向锲而不舍，义无反顾。（3）善于将社会资源为我所用。例如艺术大家陈逸飞、尔冬强、黄永玉，建筑大师郑时龄和阮仪三，创意产业开拓者历无畏，以城市区域改造运筹策略高手张建君和商业运作巧匠吴梅森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先后成为田子坊发展的编外团队。居改非则使居民直接参与到城市发展项目中来，为居民带来了实际的利益，从而赢得了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

三、原真性与绅士化

1 . 原真性问题

原真性，它的英文是Authenticity，本义是表示真的、而非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非虚伪的，神圣的、而非亵渎的。20世纪60年代原真性概念引入遗产保护领域。1964年《威尼斯宪章》奠定了原真性对国际现代遗产保护的意义，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1994年12月在日本古都奈良通过的《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肯定了原真性是定义、评估和监控文化遗产的一项基本因素。

在上海通过活化历史建筑，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出现了许多“成功”的开发案例，如被视之为自上而下改造经典的上海新天地、思南路公馆，以及自下而上的上海田子坊、M50等等。只不过这其中许多具有明显特征性的历史性建筑，虽然免于被拆迁的境地，但已“面目全非”，丧失了原真性，成为新一代的旅游产品符号。有批评者认为，新天地的“老上海”是在一个被清了场的旧址上人为制造的，它有石库门的外形，却没有原真石库门的生活痕迹。它徒有历史的外壳，却未能保留住其精神内涵。人们在消费这一历史空间时却没有感受到这一空间的历史。相反，让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一种人工的“做旧”。因此，新天地的成功，只是建筑美学、商业招徕或还可加上赝品的成功，而非遗产保护的成功10。也有学者认为，新天地在旧建筑的更新和利用方面走出了非常成功的一步，揭开了一层城市遗产保护的面纱，使得它变得时尚，变成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让人们反思城市遗产所蕴含的更广泛的意义，去思考更多样化的保护途径和模式11。建筑学家罗小未则指出，从国外经验来看，不同的保护对象可以有不同的保护要求。有的要求原封不动的保护，如“preservation”；有的在保护中予以适当改造，能使之适当地再使用，如“conservation”；有的为了给旧建筑以新生命，划出保护外壳，里面完全更新一适应新用途，如“recycling”。新天地虽然只保存了建筑外墙，但事实上已经做到了保护。或许开发商利用保护来为其开发增值与抬高身价，但起码它认认真真地、热情地把保护做到家。相比之下，很多更好的旧房子在城市建设的大潮中由于找不到保护与开发的结合点而被推倒，新天地这种利用里弄建筑的魅力为广场开发带来商机的方式何乐而不为呢12。

有关遗产原真性的争论，显然在上海遗产保护实践中得到了真实地回应。如思南路公馆项目，目标是定在还原到其最辉煌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记忆中去。这片建筑采用边置换、边修复的方式小心推进，尽量做到修旧如旧，使思南路别墅群的整体建筑风格“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今日思南路47－48号街坊的保护与复兴已经初见成效。从物质形态上说，不仅仅是23幢优秀历史建筑得到了保护，甚至其他非登录建筑也基本保存了下来.田子坊则被认为是在真实的民居里发展出来的，从真实的地方中创造了世界主义的场所。在这个世界主义的新城市空间里，上海的普通市民是在场的，居民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网络是被保留的，他们不是这个空间的背景，而是如同其他的创业者、打工者、消费者、中外游客一样是行动者13，这似乎更符合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M50是在保留仓库原貌的基础上，对厂房硬设备进行部分修缮和维护。承租户在装修工作上必须通过厂方的审查，不得破坏建筑物原貌。

2 . 绅士化与社会公平

在历史街区保护整治的过程中，伴随传统风貌维修和和居住环境改善，往往会出现地区的绅士化现象。1963年英国学者胡斯·格拉斯（Ruth Glass）在描述发生在伦敦内城街区变化时首先使用了“绅士化”（Gentrification）一词，揭示了绅士化“双重存在过程，一方面，一些位于城市中心历史街区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较贫穷的居民为中产阶级取代；另一方面，大量中产阶级的投资改善了街区的基础设施，修复了历史建筑，美化了居住环境，使街区得以复兴”14。绅士化现象虽有利于街区物质形态的保存和历史风貌的延续，但不利于街区社会网络结构的维系和无形文化遗产的继承。历史街区往往是城市工薪阶层甚至贫困人群的聚居区，街区的绅士化会加剧社会分层和空间隔离，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15。

作为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概念，绅士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涵义和机制。Hackworth和Smith总结了1960年代以来绅士化的三次浪潮，并检验了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第一次浪潮从1950年代开始，以零星的绅士化和政府主导的绅士化为特征；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绅士化不断扩张和对绅士化的抵抗并存的阶段；第三次浪潮开始于199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之后，绅士化受到强烈的政府干预。在第三次浪潮中，权力下放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补贴减少也迫使地方政府和私营资本建立合作关系来吸引和留住中产阶级。目前的绅士化现象是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参与密切相关的。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学者们提出绅士化的“第四次浪潮”之说，亦即新的绅士化现象的出现与全球资本流紧密相联，并得到政府政策的明确支持和鼓励16。

就上海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来说，绅士化也是人们所诟病的地方。如上海新天地的服务对象锁定在上海小资一族、居住在上海的外籍人士以及到上海旅游的外地游客，其经营内容主要有酒吧餐馆、咖啡馆、画廊、时装专门店、时尚饰品店、电影院及极具规模的一站式健身中心等。由此新天地从一个平民的象征转化成了一个奢侈的商业社区中心。思南路将规划区内的居民全部外迁，代之以高档餐馆、商店和酒店等，这样的消费品结构和消费等级把大多数的普通市民拒之门外。总之，商业化的历史建筑活化、旧区改造是在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产生的，它往往违背历史遗产保护公平性的原则，使得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市民无法行使其享有和接近历史遗产的权利，也无法让商业开发所带来的发展成果惠及到他们身上。

四、以艺术始，商业终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文化创意园区都经历了一个由艺术始而由商业终的过程。似乎一旦进入艺术市场，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无法躲避资本支配的力量，这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先是废弃厂区、街区通过艺术家们的自发聚集而成为闻名的文化创意基地。继之因艺术家的聚集效应，导致一个区域的商业价值提升，从而带动该区域地价上涨，并由此吸引大量商业机构进驻，从而进一步推高房租和土地价格。无论是房租上涨还是商业机构进驻，都会造成聚集区域整体环境和气氛的改变，同时也加大艺术家的生活成本。结果是园区内的许多艺术家，因不堪忍受日见高涨的房租以及越来越商业化的氛围而次第撤出，去寻觅新的艺术创作空间，并再次进入历史的循环往复。

从产业建筑发展而来的上海M50，高额的租金是艺术家们在此生存的一个难题。据了解，M50厂房的平均租金为每月120元/m2，一间面积较小的厂房面积在300至400平方米，则每月租金可达到4万元以上。对于一些有名气的的艺术家及老牌的画廊经营者来说租金是完全可以承担的，但对于一些年轻的入行不久的艺术家来说，在这里生存发展就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田子坊虽然特色相对鲜明，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过度商业化现象。大约2005年以后，田子坊地区的功能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由于商家的竟相入驻，加之其便利的区位优势和品牌知名度给商家带来了较丰厚的利润回报，使得田子坊的租金不断攀升，远远超过了创意文化产业生产者的承受能力，许多艺术家不得不外迁，商业氛围开始取代艺术氛围。有资料表明，现如今田子坊的商铺已经有300多家。这说明仅仅基于市场的自发行为，如果没有严格的业态和租金管控，没有促进创新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引导，无论起初多么“成功”，最终也可能走入一去不返的迷途。

以艺术始，商业终，这不仅仅是M50、田子坊所面对的，也是国内大多数艺术产业园区所共同面临的困境，在艺术和商业化的十字路口，文化创意园区应当何去何从？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问题。

注释

1 桦子《上海石库门》，《上海房地》，2011（3），55

2 尤莼洁《思南公馆的“寻根”与“再造”——历史街区保护的“上海样本”》，《解放日报》，2012年9月26日

3 朱荣林《解读田子坊》，文汇出版社，2009，9

4 朱荣林《解读田子坊》，文汇出版社，2009，35

5 姜文锦等《我国旧城改造的空间生产研究——以上海新天地为例》，城市发展研究， 2011（10），87

6 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33

7 洪启东、童千慈《从上海M50创意园看城市转型中的创意产业崛起》，《城市观察》， 2009（3），102

8 孙施文、周宇《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城市规划学刊》，2005（1），39

9 朱荣林《解读田子坊》，文汇出版社，2009，22

10 于海《田子坊实验：超越全球-地方二元对立的城市更新模式》，《中国名城》， 2009（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