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与“石渠会议”

第一节　“古文经学”与“石渠会议”

一、何谓“古文经学”?

正如前面所述，“谶”与“纬”本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由于在纬书中也常常夹杂着一些“谶”的内容，或者是只言片语，所以，人们才不得不把“谶”与“纬”混在一起称之为“谶纬”。其实，这种“谶”与“纬”混杂在一起的情况早在《公羊春秋》中就已经存在了。事实上，“公羊家”们在《公羊春秋》中声称孔子“受天命为新王”，并且“为汉制法”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谶”了。如果仅就这方面来看，纬书和《公羊春秋》又有某些相同之处，这就是两者都非常明显地向宗教与迷信让步和妥协。然而“古文经学”却根本不同，它不但非常坚决地反对用“谶”去解释“经”，而且还极力主张要彻底地清除所有“经学”中的宗教与迷信思想，因而既有反对宗教与迷信的含义，也有反抗统治思想的明确指向。由此可见，“古文经学”作为当时新兴的思想运动，它的斗争目标就是公然地反对用《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其重点就放在反对官方的《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今文经学”)上面，这当然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

这里说的所谓“经”，其实就是指某一重大的领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核心内容的经典理论形式，比如，《易》是中国远古时期的哲学经典，《礼》是中国远古时期国家政治体制的经典，《春秋》是中国远古时期历史学的经典，等等。在西汉中后期至东汉时期的所谓“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斗争，在其现实性上，其内容都是当时在哲学领域中争论的焦点。因为，确定儒家为“一尊”已经是既成事实，因而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争论的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都非常需要用“经学”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表现出来，并且固定下来。据说，孔子教育学生主要学六门功课，汉代的人将它们称之为“六艺”。然而在这“六艺”之中，除了“乐”这一领域“无经”以外，好像其他各艺都有自己的“经”，并且都被汉代的人们称为儒家的“经典”。对此，汉武帝还专门设置了讲授《易》、《诗》、《书》、《礼》、《春秋》的“博士”等教师席位，以教授其弟子。这就是当时西汉的中央政府设立的所谓“学官”。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博士”们所讲授的经典，都必须用汉朝通行的“隶书”的字体来书写，因而又被当时的学界称为“今文经学”。后来据说又“新发现”了一些用“篆书”的书法来书写的经典，由于“篆书”是秦始皇和秦王朝规定的官方文字，所以，这种“新发现”的用“篆书”书写的“经典”又被人们称为“古文经学”。这样一来，在汉代就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经学”，这就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从表面上看，“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不同，不过是它们所根据的“经典”有文字书写上的差异，然而在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简单。这两种“经学”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它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不仅有出发点的不同，而且还有本质上的差别，因而所代表的思想方法也各不相同。

不言而喻，董仲舒本人就是西汉初中期“今文经学”的最主要的典型代表。他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是《春秋》。而《春秋》又有三个不同的“传”本:《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事实上，这三个“传”也就代表着当时及其后来的人们常常说起的《春秋》的三个不同的派别:《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和《左氏春秋》。其中，《公羊春秋》、《穀梁春秋》都属于“今文经学”，而《左氏春秋》则属于“古文经学”。而在这三个所谓的“春秋派别”之中，董仲舒就是《公羊春秋》中极具大师级身份的灵魂人物。也正是由于他根据并且利用了《春秋》讲“历史”的形式发挥了自己“奉天法古”和“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才有“今文经学”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今文经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所以，董仲舒的历史地位无论在哲学领域和思想领域，还是在历史领域和政治领域，永远都不可能被忽略不计。由于当时在官学里的“博士”们都属于“今文经学”这一学派，因而他们都在各自的理论中发挥了“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而“古文经学”在官学中却没有任何地位，因为它原本就“不立于学官”，只属于官方经学的“反对派”。换言之，由于“今文经学”为官方“经学”，它所代表的主要是处于当权者地位的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古文经学”却只属于民间“经学”，因而它至多只能代表地主阶级中不当权者的利益。从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上看，“今文经学”的思想倾向是企图把儒家思想“宗教化”，而“古文经学”的思想倾向却是反对用“天人感应”等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其思想家们所要奋斗和追求的，正是试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把儒家学说从当时神秘主义的“今文”思潮中分别开来。本章所要讲述的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桓谭及其思想就是当时“古文经学”中最突出、也是最典型的代表。

二、“石渠会议”及其基本精神

虽然《公羊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制定了一整套思想上层建筑，从而巩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经济基础，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准备了条件。但是，到了汉宣帝时期，在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又开始出现反对《公羊春秋》以“新王受命”为核心的那一套理论。因为，董仲舒关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述并没有绝对地肯定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集团或者家族可以长期地维持不变。在“春秋公羊说”看来，地主阶级的统治是不会变的，这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封建统治集团或者家族的统治是必然要改变的，也唯有如此，才合乎客观的规律。但是怎么改变呢?“春秋公羊说”根据“三统说”的理论认为，每一个朝代在其开始的时候，都一定要“受天命为新王”。然而在经历了一定的时间以后，“天”又要重新立“另一个新王”，重新开始“另一个新的朝代”。这一理论在汉朝开始时，当然要受到新的西汉统治集团的欢迎。因为，这对于巩固他们的新王朝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但是，到了西汉中叶以后，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社会危机的日益严重，统治集团也开始恐慌起来。他们都非常害怕别人也同样会用“受天命为新王”来夺取政权。汉哀帝就曾经搞过一个所谓“再受命”的闹剧，王莽也曾经以“受天命为新王”为理由篡夺了帝位，并且还建立过一个所谓的“新”朝。所以，在汉宣帝的晚年，他很可能已经意识到某种危险的存在，因而采取了不少措施，借以削弱“公羊春秋说”的不良影响。

其中，最大的措施之一恐怕就是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下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汉书·宣帝纪》)由于这次会议在石渠阁举行，所以，人们又把这次会议称之为“石渠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汉书·儒林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说法，汉宣帝听说他的祖父卫太子很喜欢《穀梁春秋》，他本人也曾经学习过《榖梁春秋》，并且还专门培养了一些学习和研究《穀梁春秋》的“人才”。在作了十几年的充分准备以后，自认为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才召开了这次“平公羊穀梁同异”的学术研讨会议。在会议上，“公羊”和“穀梁”两边都各自安排五人发言，辩论的结果当然是“穀梁”这一派的代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穀梁”一派参加会议的五位代表中，就有两位代表晋升为讲授《穀梁春秋》的博士。这当然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讨论会，汉宣帝不仅亲自参加了会议，而且还以皇帝的名义对会议作出结论(“上亲称制临决焉”)。会议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在太学中也设立了《穀梁春秋》博士，这就称之为“立于学官”，借以与《公羊春秋》相对抗，至少是可以据此削弱《公羊春秋》对自己的统治地位的不良影响。

毋庸置疑，“石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公羊春秋》派、《穀梁春秋》派两个不同儒家派别之间的斗争，《左氏春秋》派的代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很可能是《左氏春秋》这一派的人在当时还没有取得参加会议的资格。所以，《汉书·儒林传》才直接地将会议的任务称之为“平公羊穀梁同异”。《汉书·艺文志》虽然著录了与会发言稿的“议奏”，并且将其称之为“石渠论”，但是却没有具体内容，致使“石渠论”的详细内容至今无法考证。仅就现存的《公羊传》和《穀梁传》来看，其“同”与“异”都非常明显。相同的是两者都记载了那些所谓的“微言大义”。不同点则是《穀梁传》没有孔子的所谓“受天命为新王”的说法。根据《春秋》记载: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在《公羊传》看来，这是孔子受天命为新王(即“受命之符”)。而在《穀梁传》中却根本没有这种说法。显而易见，“石渠会议”用《穀梁传》代替《公羊传》，其目的就是为了否定“受天命为新王”，以免再次为王莽之流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