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经学是经历秦焚书禁学的浩劫之后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既然几乎是从零开始,先入为主是很自然的事。五经中最早恢复和形成的学派,容易获得学界推崇和官方认可,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时,各经的官方权威学派(即博士官学)均已树立。但是这些经学流派并不能反映经学的全貌,其经说只是一家之言,甚至其所据经文也不见得是完整的,只要对照先秦著述中所引经文就可以发现。如《论语》中引《书》文两处,均为汉代今文《尚书》所无。《孟子》中引《书》10余处,今文所有仅两处。《墨子》引《书》29处,其中今文所无者23处,与今文文字有异者3处,只有3处相同[144]。可见汉以后通行的《尚书》与先秦时相比,显然缺漏甚多。《诗》因可凭讽诵传授,无须借助书籍,故先秦著述所引《诗》文与今文比较接近,但也有所谓逸《诗》句出现。如《论语·八佾》中的“素以为绚兮”,《荀子·臣道》中的“国有天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等。正因为汉代经学起始于书残简脱的破败状态,因此有一个陆续发掘、整理和充实的过程,分歧和论争也由此产生。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籍陆续有新的发掘问世,最为集中的一次是武帝末年从孔子故宅中发现大量经籍。《汉书·艺文志》记载: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此言本自刘歆《移太常博士书》:“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以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145]按鲁共王刘余薨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尚在武帝前期,而巫蛊之狱发于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其间隔有37年之久,故历来有学者怀疑孔宅获书之事。不过《史记·儒林传》也有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看来孔安国治《古文尚书》之事还是有的。
大体上同时的,还有河间献王刘德大力访求书籍,“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146]但《后汉书·儒林传》仍将古文《礼》经56篇及《周礼》6篇归于孔安国所献。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147]。此后,成帝时张霸献《尚书》102篇,被证明是伪作。东汉初杜林获漆书《古文尚书》一卷,也只是单线传授,影响有限。
武帝确立五经博士后发掘出来的古文经籍只在民间传授,献给朝廷的经籍则被收藏于秘府。成帝时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由刘向负责校定经传。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领校秘书,致使古文经学正式进入学术界。而原已立于官学的各家经学,因是以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书写的,故对应称为“今文经学”。也就是说,汉代先有今文经学,后有古文经学,有了古文经学的称谓后才有今文经学的称谓。
顾名思义,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别应该在文字的差异上,即今文经自然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古文经则是用战国以前的籀书书写的。然而文字的差别不应构成学派之分。皮锡瑞说:“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148]无论何种经籍,最初必为古文,而一旦成为教材后,必然一律改用当世通行的文字,不会再保留原来的文字。今古文经学在经文和经说上自然有很大的差异,但这也不能成其为区别两派的标志,因为今文经学内部各师传体系间,如鲁、齐、韩《诗》之间,施、孟、梁丘、京氏《易》之间,大、小戴《礼》之间,也存在着内容上的差异[149],否则就构不成不同的学派了。今古文经学的区别,实质性的表现是在两派治学的指导思想和方式风格上有各自明显的特色。
在治学指导思想上,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为孔子所作,是用以垂教万世的经典教材。其排列应以施教程度的深浅为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由口诵诗歌打基础,到学习知识典故,到行为训练和情操陶冶,再到掌握阴阳变化的哲理,最后钻研“微言大义”。西汉以前的典籍如《荀子》《春秋繁露》《史记·儒林传》均如此排序。古文经学家则认为六经为古代的文献典籍,所谓“六经皆史”。孔子述而不作,只起到整理保存史料的作用而已。其排列应以创作时代的先后为序,即《易》(起自伏羲)——《书》(起自尧舜)——《诗》(起自殷商)——《礼》《乐》(周公所制)——《春秋》(孔子所作)。东汉以后的典籍如《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均如此排序。总之,今文经学家侧重于将经籍视为教义,而古文经学家侧重于将经籍视为史实。
在治学方式风格上,今文经学注重探究圣人下笔的良苦用心,发掘经籍中蕴涵的精深道理,以作为修身、处世和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略,故治学的重点在于阐发义理和联系实际。董仲舒强调治《春秋》应当“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150],反映了今文经学不拘泥于经文本身,主观演绎和联想的色彩较浓。古文经学注重考察经籍的真谛,务求明了经文所表达的本义之所在。故治学的重点在于探究史实,训释概念,考证典章制度。郑玄说他注经的宗旨是“就其原文字声类,考训诂,捃秘逸”,“存古字,发疑,正读”[151],反映了古文经学着眼于文字功夫,客观、严密、笃实的风范。不过今古文经学在治学方式风格上的这些区别也只是从大体上而言,古文经学并非不阐发义理,《左传》中即不乏道德说教,今文经学也不可能不涉及必要的文义解释和考据。
实际上,今古文经学最初的划分,是前者“在朝”而后者“在野”。即今文经学都是已立为博士官学的各家,而此外的经学则都归入了古文经学。如费氏、高氏《易》学,并非起家于相应的古文经,只是未被官方认可,也就被归入古文经学了。《穀梁春秋》也谈不上古文背景,虽一度进入博士学行列,而持续时间则不长,故地位难定,有人将其归为今文经学,有人将其归为古文经学。
二、今古文经学之争
博士是正统学术的象征,又是经师获取官禄的最佳阶梯。“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152]。前文已述,汉代严格按照官方认可的学派及师传系统设立博士,然而经学毕竟不能专属于十几家博士之学,其他学派不会甘心总是居于政治上默默无闻的地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努力争取为官方所承认。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就是从古文经学争立博士开始的,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前期共有三次大的动作。
西汉末年,刘歆在校定秘府藏书时,对《左传》尤为着力。“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153]。《左氏》遂成为《春秋》经学的一个派系。刘歆于是向哀帝正式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博士官。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均不赞同。为此刘歆写了一篇《移太常博士书》的文章,批评他们“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只是火药味太浓,激起众怒。光禄大夫龚胜以告老辞职相要挟。大司空师丹奏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154]。刘歆不得不请求外任地方官,以避祸端。
没过几年,王莽篡位。刘歆再受重用,升至国师。王莽大搞托古改制,古文经学受到空前推崇,“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155]为博士学。还专门征召通习《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等典籍的学者,予以重用。后王莽败亡,古文经学又退居在野。
东汉建武四年(公元28年),尚书令韩歆奏请立《费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光武帝交群臣商议。博士范升上疏反对,认为“如令《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易》)、邹、夹(《春秋》),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156]。指出民间经学甚多,如果开增立博士的先例,则会引起连锁反应,家家争立,使局面无法控制。当然,仅靠这种因循守旧的说法是难以服人的。范升又奏言《左氏》失当之例凡十四件,及不当录入的史事三十一件。《左传》学者陈元(时为郎官)随后上书予以批驳,指出范升所贬斥《左氏》的四十余事,“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亵渎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维,指为大尤”[157],完全是吹毛求疵、无限上纲。而且如按范升的观点,凡是先帝已定的事,后主就只能因袭的话,那么盘庚就不该迁都于殷,周公就不该经营雒城,陛下您定都洛阳,也是违背先帝之举了。他恳请光武帝仿效宣帝增《穀梁》博士之例,以广圣道。陈元与范升反复辩论达十余次,光武帝终于决定立《左氏》学博士。太常推荐陈元为博士第一候选人,而光武帝考虑到陈元是争辩一方的主力,如因此成为博士,恐过于刺激对方,遂确定第二候选人李封为博士。但对方并不善罢甘休,而是议论不止,朝臣们数次为此事而当廷争执不下。不久李封病故,朝廷未再任命《左氏》学博士,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汉章帝本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即位后即召古文经学家贾逵入讲宫苑。贾逵遂上书《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极力推崇该书的价值,请章帝“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158]。博士李育遂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对贾逵欲立《左氏》博士的动议加以牵制。章帝看来也不想为此事再搞得满城风雨,故未涉及议立博士之举,只是允许贾逵于太学从学习《公羊》学的高才生中挑选20人,由他教以《左氏》学。建初八年(83年),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159]。并对学成者授以官职,一时使得“学者皆欣欣羡慕焉”。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古文经学希望得到官方认可的问题。
这几次今古文经学之争,都是以古文经学(打头的是《左氏春秋》)欲立博士而引发。今文经学家猛烈攻击欲立博士的古文经,而古文经学家只是介绍自家学说的长处,一般不攻击对方的经学。今文经学是要保住唯我独尊的地位,所以强调的是正统。例如师丹斥责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范升反对立《左氏》,理由也是“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160]。古文经学只是要求取得与今文经学平等的地位,并没有把今文经学赶下台的野心,所以强调的是兼容。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列举宣帝将《穀梁春秋》与《公羊春秋》并置为博士的先例后指出:“义虽相反,犹并置者,何则也?与其过而废也,宁过而立之。”[161]主张在倡导学术方面,与其宁缺毋滥,倒不如宁滥毋缺。班固肯定了刘歆的这种态度。他说:“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162]两相比较,古文经学这种兼容并存的态度显然要优于今文经学排斥异己的立场。
统治者对经学各派本无固定的偏好,他们所注重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利害得失。由于古文经学力图涉足博士官学所造成的思想动荡不利于政治稳定,所以统治者对今古文经学之争尽量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即一方面安于维持今文经学的正宗地位;另一方面又对古文经学予以适当关照。章帝特选高才生学习古文经学,“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失,博存众家”[163]。灵帝光和三年(180年),“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为郎”[164]。但这种选官毕竟是一时性的,还是不能和今文经学相比。
东汉中叶以后,朝政为外戚、宦官轮番把持,形势动荡不宁,儒家士大夫受到排斥打击,官方学术随之衰落。经学的重心转向民间的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些学有成就的私家经学大师。而博士官实际上已不再被看作是经学权威的代表,政治上的地位也日益下降,所以博士之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昔日争夺的价值。桓帝时有高彪,灵帝时有卢植,都曾上书请置《左氏》博士,但统治者已无心关注此事。
总的来看,后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已不再纠缠在能否立博士上,而是转向学术论争。例如《公羊》学大师何休对《春秋》三传进行综合比较,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强调要墨守《公羊》学,而贬斥《左氏》学病入膏肓,《穀梁》学亦有痼疾。郑玄则针锋相对,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予以反驳。古文经学由于基本上是在民间传习,与今文经学相比,政治色彩较淡而学术气息较浓,不像今文经学那样大讲灾异、图谶及微言大义来为现实政治服务,况且这套功夫在东汉中叶后随着儒家士大夫政治影响的下降,也越来越用不上了,因此古文经学的学术地位逐渐超过了今文经学。
三、师法家法的削弱
师法家法适应于汉代经学初起时的传授特点和统治者独尊儒术早期的政治需要,但它毕竟是一种人为的约束,限制着学者对知识的广泛追求和对学术真谛的深入探索。实际上汉代经学教育界一直存在恪守和脱离师法家法的两种态度。如董仲舒诸弟子中,“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165]。博士张山拊的弟子李寻“与张孺、郑宽中同师,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166]。可见即使在早期的博士直系弟子中,也不乏不守师法的人。实际上新的家法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师法的削弱,即章帝诏书所言:“虽曰承师,亦别名家。”[167]如《尚书》大、小夏侯学从欧阳学中衍生出来,《春秋》公羊学中颜、严二家的分立等。
恪守师法需以专从一师为前提,而求知欲强的学者不会局限于一师之学。例如夏侯胜“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168]。他先事夏侯始昌,又事蕑卿。丁宽受《易》田王孙,学成东归后,复从同学周王孙受古义。萧望之从后仓学《诗》,又事同学白奇。这些尚属于大师传体系内的授受关系的交叉。至于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郡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169];尹更始从田千秋学《穀梁传》,又从张禹学《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170],则已兼及非博士官学。既然一个人学到了不同经师家学的内容,混淆师法家法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古文经学的兴起和今古文经学之争,对恪守师法家法的学风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古文经学晚出,一般不具备今文经学所标榜的严密的师传系统。如马融《尚书序》说:“《逸书》十六篇,绝无师说。”《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邹氏无师,费氏和高氏《易》均无章句。既无师说和章句,当然无师法家法可言,这也是标榜师法家法的今文经学家抵制古文经学的重要理由。早在刘歆倡立古文经学之初,公孙禄就指责他“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171]。范升反对立《左氏》博士,首先提到的就是“《左氏》不祖孔子,师徒相传又无其人”[172]。而古文经学要争取政治地位,则必须反对死守师法家法的陈规。刘歆抨击今文经博士不重视原始文献,却迷信后世师传的东西,是“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173]。两派在师法家法的问题上态度截然不同。
东汉时古文经学日益昌盛,由于不需要像博士官学那样注重师法家法,传授上更多地体现为广泛求师。如贾逵之父贾徽曾先后师从刘歆、涂恽、谢曼卿等多人受业。班固甚至所学无常师。马融也自称“少而好问,学无常师”[174]。郑玄更是游学在外二十多年,遍访名师大儒。广泛求师使学者能吸取各家精华,而不必拘于一家之说。郑玄的经说虽多本于其师马融,但并不盲从。如《尚书·尧典》“修五礼”,马融注为“吉、凶、军、宾、嘉”;郑玄则注为“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礼”。“教胄子”,马融注“胄”为“长”,即通过教学使子弟长进;郑玄则注“胄子”为“国子”,即教导贵族子弟。[175]显然郑玄的解释更有道理,这是不拘师说的结果。
不拘师说也就不拘章句,这也是古文经学的学风。如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176]。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177]。韩融“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178]。卢植“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179]。正因为古文经学与仕途禄利关系不大,有志于博学精思的学者方能冲破师传体系和章句之学的束缚。
在古文经学的强力挑战下,今文经学各学派为抵御共同的对手,也有必要拆除内部的派系藩篱,同时也受古文经学学风的影响,因此今文经学内部的师法家法也在逐渐削弱。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虽因兼说颜、严两家经学而丢掉了博士职位,但“诸儒服其多通,著录千余人”[180]。可见混淆家法的做法反而深受后学者的欢迎,此风气乃至发展到太学诸生中。和帝时司空徐防上疏指出:
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尊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世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181]
虽然今文经学中的正统派力图维护师法家法及所属章句之学的权威地位,然而在学习途径增多、学术交流和论争频繁、各家学说的长处和不足都日益明显化的形势下,仍要求学者尊一师之说、守一家之学的做法是越来越行不通了。十四家博士之学后来虽再无变动,但一些古文经学家也能当上博士。如周防习《古文尚书》,太尉章禹荐补博士。卢植通古今学,不守章句,灵帝征为博士。郑玄更是不专一师之说的博学之士,也被征为博士(未就任)。可见到了东汉末年,连博士家法都彻底动摇了。师法家法的削弱是经学融合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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