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与常平之争

五、青苗与常平之争

王安石以青苗钱替代常平仓，就是要以货币借贷取代实物借贷，以官营低利借贷取代私人高利贷，以生产性贷放取代赈济性贷放。而其中用货币借贷取代谷物赈济则是关键。

在王安石看来，赈济只是临时的权宜之计，绝非长久之策。因为“以有限之食，给无数之民，某原其活者，百未有一”。只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立足于自救方为根本之计。特别是“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在农业社会，百姓供养国家的出路只能是发展农业生产，国家以农业为本，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依靠，才是找到了根本出路，这既符合国家的长久之策，也符合农民的根本要求。因之王安石立足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由官府经营信用贷出货币，以解决生产急需用款，使得百姓免遭高利贷的掠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他针对常平法“为饘粥之养，出糟糠之余，以有限之食，给无数之民。某原其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已被野矣⁽⁵⁶⁾”。“方今田桑之家，时尤不可得者，钱也⁽⁵⁷⁾。”制置三司条例司也指出:“今新法之中兼在旧法，但以旧法广储蓄，抑兼并，赈贫弱之方尚为未备⁽⁵⁸⁾。”新法不是对旧法的全盘否定，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和完善。在常平仓的条件下，灾荒饥馑一旦发生，不可能拯救百姓于水火，不能保证贫弱之家安渡危难。在古老的生产方式下，百姓不用钱，很难见到钱，王安石变法就是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然而，王安石是维护地主占有制和承认贫富存在的。他不是一般地反对发家致富，只是反对“兼并者，皆豪杰有力之人，其论议足以动士大夫者也”;反对“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反对“校固取利”;反对“富姓赇吏，寓田势家⁽⁵⁹⁾”。即反对那些豪强富贵，有权有势而又恣肆兼并的大官僚地主，他们足以干预朝政，动摇决策决心和方位，威胁政基安定;他们利用官府法令，仗势欺人，重利盘剥，或乘人之危，攫取暴利，侵害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他主张通过法令制度，经济手段对于豪强兼并之家予以适当的约束和限制。在商品货币经济范畴中，作为官府的一个职责，他鼓励做到“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青苗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台的，它的突出特点就是由物物借贷步入了货币借贷。

常平法一概用物计量，青苗法一概用钱计量。常平法的实施已有千百年的历史，青苗法则一改常规旧习，立即遭到反对派代表人物司马光的猛烈抨击。特别是在货币借贷问题上，他大喊大叫:“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不得私为也。自未行新法之时，民间之钱固已少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及唐末兵兴，始有税钱者。故白居易讥之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言责民以所无也。今有司为法则不然，无问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钱是求。……今货益重，物益轻，年虽饥，谷不甚贵，而民倍困⁽⁶⁰⁾”。

以货币借贷取代实物借贷，是信用形式发展的必然，是进步而不是倒退，是“袭故守常”、“安于所习”的司马光所无法接受和容忍的。青苗法改变了贫富间实物借贷的古老方式，富人无以“自饶”，尤为司马光所不能容忍。“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为行青苗钱)，以春秋贷民……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⁶¹⁾”。在商品货币交换发展的条件下，势必冲击自然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农业。从长远来看，自然经济必将被商品经济、货币交换所腐蚀和瓦解。对此，司马光具有敏锐的觉察力和高度的警惕性，所以他抬出白居易以为护符。其实，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以及货币借贷、赋税，均不是始于唐末。若依司马光所说，只有回归到物物交换的原始形态，走完全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道路。这只能是一个“山林野人”的梦幻，商品货币交换的发展是任何个人或集团都阻挡不住的，它绝不允许任何力量凭借政权的力量来维护自然经济的稳定性，以致“闻见致华”，各见“常分”。

青苗钱有利于加速货币流通，以此来促进商品流通、物流的加速，则钱重物轻的现象可以得到缓解。沈括所论得到证实。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村，商品经济的新生力量顽强地表现，与旧势力的抵御顽强抗争，在统治集团内部同样得到反映，是顺乎潮流，还是代表习惯势力坚决打压和制止，形成对立。司马光竭力反对青苗法的要害，是反对货币借贷，而顽固地维护实物借贷。朱熹对此曾一语道破真谛:“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⁶²⁾。”王安石新法变实物借贷为货币借贷，不植根于乡土而上浮于县城，不倚仗乡绅土豪而依赖官吏，只顾国家富强，而不考虑豪绅利益，自然遭到朝野旧势力代表的顽抗和诋毁。想来陆游在司马光身后120年，曾反驳他提出的财不在民则在官的巧言，是有道理的。陆氏的《书通鉴后》讲:“司马丞相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其说辩矣，理则不如是也。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方是时也，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自非治世，何代无之?”此说与王安石所做并无二致，真是不期而遇。王安石“抑兼并，均济贫弱”实在是为着国富兵强，为宋廷积蓄财力，使府库富足，以图大业，似不该遭责备或苛责，然而权臣、贵戚之家，强藩大将，寺庙老衲的利益被侵害，自然会起而反对，毫无问题。

近人梁启超，1908年写《王荆公》专著时，对王安石评价极高，誉之为“若乃于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充分肯定王安石依法治国和重视人才的作法，认为他的理财思想“与今世经济学、财政学原理相吻合之甚”。他的“青苗法者，颇有类于官办之劝业银行，荆公惠民之政也”。“不过一银行之业耳，欲恃之以摧抑兼并，其效益至为微末，而银行之为业，其性质乃宜于民办而不宜官办。……夫中国人知金融机关为国民经济命脉者，自古迄今，荆公一人耳已。”此当为最高荣誉，无与伦比。在论及市易法时，梁氏说:“市易务实一银行之性质也。”青苗法似官办的农业银行，市易务又如商业银行，“八百年前，王安石能知道银行为国民经济最要之机关，其识固卓绝千古”。然则市易法不可行，梁氏以为一是由于银行宜民办不宜官办;二是由于“政府笼天下之货，而司以官吏”无第二人敢与之竞争，与竞争原则不合;三是营运之职，尽归诸国家，苟能致焉，“国家为唯一兼并者而莫与抗焉，则民之憔悴安得苏也”。梁氏的认识是否有偏颇之处，倒不妨反复推融，深入探讨。但如果因建立市场经济的需要，对王安石变法取全盘否定，或取怀疑态度，转而支持司马光的反对派，或者替司马光在这一问题上翻案，其实大可不必，因为那样迟早会发现是偏离了方向，失去了自我，违背历史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