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公羊学之渊源

黄圣修^[1]

一　前　言

清人皮锡瑞（1850—1908）在其《经学历史》中，将两汉经学之发展视为“经学昌明时代”与“经学极盛时代”。在这段昌明和极盛的时代中，《公羊传》不仅是最受重视的经典之一，且大师辈出，师法传授，渊源可考。当其时，不但武帝“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廷议上亦多有引《公羊传》义作为决断，“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更可一窥当时公羊学之兴盛。皮锡瑞认为两汉经学之所以如此“昌明”和“极盛”，其原因有二：一是两汉以“经术取士”，天下学士靡然乡风，故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之谚。二则是两汉经学之发展特重“师法、家法”。说经重视师法，也就是重视解经者的师承脉络与系统，换句话说，即是关注解经体系的“系谱”构成，这样的系谱构成，主要涵盖着两个面向，一是经学体系，即所主之“经”为何？其经学体系有何特色？另一则是师承关系，即此学派之开创者为谁？又有谁承接并加以发扬？

然而，两汉的经学体系之所以能够充分发展，最重要的原因能在于朝廷的功令，当东汉王朝灭亡之后，旧有的政治以及学术系统都面临瓦解，今文十四博士之说自然也就难以延续过去的辉煌。仅就公羊学的发展而论，当公羊学殿军何休（129—182）作《春秋公羊传解诂》之后，原本如日中天的公羊学，便再也不是学术的主流，甚至陷入了后继无人的窘境。此一事实，可以从替何休作《春秋公羊传解诂》的“徐彦”究竟是谁？以及有无此人都难以厘清，便可见一斑。《魏书·儒林传》中虽曾云“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然而考“宋、齐、梁、陈、魏、齐、周、隋”等诸书《儒林传》，除高允、梁祚等人之外，尠闻有以《公羊》名家者，则《魏书》的记载究竟是否可信，实令人怀疑。唐代以降，虽然有明经取士之科，但各经所习人数多寡却相当悬殊。开元年间，时任国子祭酒之杨瑒便曾上书云：“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望请能通《周》、《仪礼》、《公羊》、《谷梁》者，亦量加优替。”此后《公羊》等经虽获优礼，学者依然甚少，故韩愈（768—824）于《答殷侍御书》直言“近世公羊学几绝，何氏注本外，不见他书”，则公羊学在入唐以后之凋敝，盖可想见。当两汉公羊学兴盛之际，虽然大师辈出，以至于先有颜、严二家之分，后颜氏复分出冷、任、管、冥之学，严氏也别为樊侯、张氏、冯氏等，但是这些公羊先师的著作并没有留传下来，仅有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的《春秋繁露》以及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二书留传于世，而后世欲复兴公羊学，也只能以此二书为张本。

然世事却有未可一概而论者，公羊学在沉晦千载之后，却又复兴于清代。淹没几近二千年的“绝学”再起于一朝，甚至对清末的学术、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进而更延伸至民国，其流风之于晚清已降近代史各层面影响甚大，自不待赘述。也正因为如此，当学界探讨晚清公羊学何以风行之时，必然会循源而上，去追溯清代公羊学之“开端”，并循序而下，建立起清代公羊学的系谱。

近代以来，论及清代公羊学复兴之学者甚火，而影响最大者，则当推梁启超（1873—1929），梁氏既身逢其役，再加上极富感染力之文笔，其影响遂不能不披于当代，更及于后学，其所著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皆为清代学术研究之典范作品。梁氏论清代公羊学之发展，首推常州诸子，如以庄存与（1719—1788）为“今文学启蒙大师”、刘逢禄（1766—1829）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称常州学派“由庄方耕、刘申受开派”。有意纠梁氏之偏失，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1895—1990），其言清代学术，亦以为“常州之学，始于武进庄存与”。又如周予同（1898—1981）于《经今古学》中，也认为“清代今文学复兴的出发点是《春秋公羊传》，……至于复兴今文学的首倡者，当推庄存与”。此后如杨向奎（1910—2000）、汤志钧、陆宝千、陈其泰、艾尔曼（Benjamin A.Elman）、赵伯雄、戴维等诸多学者，皆持庄存与为清代公羊学之开端，并以此为起点，往下建构出常州学派与清代公羊学之系谱。

上述诸位学者言及清代公羊学系谱之建立，多数皆持清代公羊学之发端始于庄存与，这种线性继承的系谱式论述，相当大地影响了学界对于清代公羊学的认识，笔者亦不能自外其间。然而，笔者在翻检近人所编《四库未收书辑刊》时，忽见其中辑有庋藏于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之董天工（1703—1771）《春秋繁露笺注》一书共十七卷，其生卒年则略早于庄存与，对于公羊学之关注亦当在常州庄氏之前。由于该书流传不广，前辈学者尚未有论及此书者，是故笔者不揣简陋，试为初探，望方家指正。

二　董天工及其生平概述

董天工，字材六，号典斋，崇安曹墩（今武夷山市曹墩村）人。雍正元年（1723）拔贡生，曾先后担任福建甯德、河北兴化训导。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东渡台湾，任彰化县教谕，后擢山东观城县、河北香河等知县。河北任职期间，因治蝗有功，升任安徽池州知府，任满致仕。六十八岁时因病卒于武夷山，葬于幔亭峰下今“大王阁”后山，墓茔至今保存良好。清人余文仪（？—1782）纂辑之《续修台湾府志》卷三“职官·彰化县儒学教谕”条中载有：“董天工：崇安人，癸卯拔贡。乾隆十一年六月任。”又周玺始纂于道光十年（1830）之《彰化县志》卷三“官秩志·彰化县教谕”条中亦有相同记载。1916年陈衍（1856—1937）编修《福建通志》，则将董天工收入《文苑传》中，其传云：

董天工，字材六，崇安人。雍正元年拔贡，受宁德训导，调彰化，擢观城知县，以艰归。因武彝旧志阙略，搜罗放矢，都为一集，凡若干卷。补香河知县，擢池州同知。

至于《清史稿》中则未有立传，仅于《艺文志》中载有其所著之“《武夷山新志》二十四卷”。

由上文可知，董天工较为人所熟知的著作实为《武夷山志》。董氏由于性喜山水，钟情于家乡武夷山，于山东任观城知县时，因丁母忧回乡，为养心静性，便在武夷山接笋峰下，父亲董茂勋所建之留云书屋后，构筑望仙楼。此外，更遍览武夷山水风光，广征旧志诗文，将明代衷仲儒《武夷山志》、徐表然《武夷山志略》、清代王梓《武夷山志》、王复礼《武夷九曲志》等所修纂的四种《武夷山志》进行比对考证，终于乾隆十六年（1751）纂成全新的《武夷山志》二十四卷，该志不但详细地描述了武夷山的山水形胜、历代所受封赐，也记载了历朝以来曾游历过武夷山的名臣、隐士、文人、僧道等。此外，关于武夷山中之遗迹、物产等，亦有详实的纪录，实为集历代《武夷山志》之大成。迄今其父子所筑之留云书屋与望仙楼俱仍保存于当地。

不过，对于台湾学界来说，董天工之所以会为人所知，与其说是因为《武夷山志》，不如归功于他的另一部著作——《台海见闻录》，该书为董天工于乾隆十一年调任彰化教谕后，“一舟航海，覩山川之美秀，水土之饶沃，风俗之华丽，物产之丰隆，有见有闻，退而识之”而成。据该书作者《自序》与毛大周《序》皆称四卷，然今存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分馆之乾隆十八年（1753）刊本，则仅存前两卷，当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汇编《台湾文献丛刊》时，由于未能寻得后两卷，故仅以此二卷发排付印，编入《台湾文献丛刊》第129种，是以今人所见之《台海见闻录》多为二卷本。然考今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馆藏目录，则见有《台海见闻录》四卷本之收藏，皆为乾隆十六年（1751）本，此本不但为全本，且刊刻时间较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分馆所藏本更早，则当有可资校对互勘且补完之用。

《台海见闻录》中记载了董天工当时所见台湾的山川、建置以及官爵、武备、田亩、输将、风俗、物产、名贤、烈妇等，乃至于咏台的词赋诗歌，都搜罗于其中，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地记录了乾隆年间台湾当时的各种面向，且所记载之事多经过其考证而非道听途说，故可信度较高。张湄序其书称董天工“君故闽之博雅君子也，道究天人，绳其家学，多士奉若楷模，蒸蒸向风，一时号称海滨邹鲁”，而毛大周则称其“夙吞丹篆，素富青箱，本曲水名宿，作彰山楷范”。二人之词虽或不免溢美，但亦可见董天工为当时福建地区的知名文士。

三　始注《春秋繁露》

前言中曾经提到，当两汉结束而公羊学也随之没落后，仅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何休的《公羊传解诂》保存下来，因此后人要想再次复兴公羊学，舍此二者则无措手之处。相较于后人多重视何休《公羊传解诂》，以及庄存与引公羊义解《春秋》的方式不同，时间稍早于庄存与的董天工，则是从公羊学的另一个源头董仲舒入手，直探西汉《公羊》学的另一个源头。其之所以选择笺注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远比庄存与引《公羊》义解《春秋》要来得单纯得多。前文引用《台海见闻录》时，两位替董天工作序者都曾提到董天工的“家学”，张氏称董天工“绳其家学”，毛氏则称其“素富青箱”，而清代知名的诗人沈德潜（1673—1769）为《春秋繁露笺注》作序时，则更称董氏“本《公羊》家学，旁及《左》、《谷》，穿穴注疏垂三十年”。沈德潜之说，或许是因为董仲舒本为汉代传授公羊学者，而董天工既为其后人，则公羊学自然可以称为董氏的“家学”。然而，董天工在《凡例》之末自言“余祖由乐安居闽之崇安，仰瞻谱像，企慕宗风，谬为笺注，恨未成册”可见早于董天工之前，其先人便有为《春秋繁露》笺注的想法，只是未能完成而已，则或许董天工真有“家学”渊源，亦未可知。不论如何，在此种“企慕宗风”的感情下，董天工为避免《春秋繁露》一书“日久烟没”，先重新刊行了王道焜刊本，随后更将其完成的《春秋繁露笺注》刊行以供同好。

由于传统以来关于《春秋繁露》一书的流传，一直为学界所争论，甚至有今之《春秋繁露》非董仲舒所作之说。《汉书·艺文志》载“《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又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董仲舒传》中则言：“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直到《隋书·经籍志》才著录“《春秋繁露》十七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则与《隋书》相同。北宋之《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均著录为十七卷，八十二篇。而欧阳修（1007—1072）所见馆阁本为八十余卷，又有四十余篇、三十余篇之不同，《馆阁书目》则著录为十卷。又楼钥（1137—1213）曾据写本、京师印本、萍乡本、潘叔度本相互参定，遂成定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为其非《崇文总目》著录之旧，且当时尚有十八卷、七十九篇之别本流传。明代以后，通行刻本讹误脱漏甚多，流传至今者有无锡华氏兰雪堂活字本（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铜活字版）、周沩阳刊本（嘉靖三十三年〔1554〕刊）、王道焜刊本（明天启年间刻）、沈鼎新刊本（明天启乙丑〔1625〕花斋刻本）、两京遗编本（明万历年间刊）等。

入清以后，除王谟（1731—1817）取楼钥本翻刻为汉魏丛书本外，乾隆年间开四库馆，馆臣取《永乐大典》收录之楼钥本详加校勘，是为武英殿聚珍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自云：

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

而后卢文弨（1717—1796）更取武英殿本为底本，并以自称源自宋本之周沩阳刊本及王谟汉魏丛书本参校，成为抱经堂丛书本，较武英殿本更为精审。

以上为《春秋繁露》版本传演之概略，然上述诸多版本，均只有考订文字，校勘异同，或略具评语，而于内文义理则未有注解。学界过去多以为凌曙（1775—1829）之《春秋繁露注》为学者注《春秋繁露》之始，苏舆（1874—1914）于其《春秋繁露义证》之《例言》中便曾云“此书凌氏曙始有注本”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言：

原书向无专注，嘉庆间，凌晓楼创为《春秋繁露注》十七卷。晓楼传庄、刘之学，谙熟公羊家法，故所注独出冠时，与段氏《说文》同功。

张之洞（1837—1909）撰《书目问答》及范希曾（1901—1930）之《补正》，于《春秋繁露》条下，亦仅著录凌曙注本与苏舆注本，未闻有他种注本。按，凌曙，字晓楼，一字子升，江苏江都人。据包世臣所撰《清故国子监生凌君墓表》所述，其早年甚为寒苦，不假师资，以经为师，自学以成。嘉庆十五年时，从游阮元之门，校辑《经郛》。阮元尝诲之曰：“《公羊》孤经，久成绝学，以子精力强盛，曷不尽心？……武进刘君申受于学无所不窥，尤精《公羊》，与之讲习，庶几德其体要矣。”于是遂转随刘逢禄门下，学习公羊学，三年之后皆能通就本末。而后凌曙“深念《春秋》之义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遂博稽旁讨，撰《春秋繁露注》十七卷，并刊行于嘉庆二十年（1815）。

相较于凌曙于嘉庆十五年以后对公羊学和《春秋繁露》的关注，董天工《春秋繁露笺注》既刻于乾隆二十六年，且前已深思精研三十年，则其书自然远早于凌曙，而为清代《春秋繁露》的第一本注本。此外，从清代《公羊》学发生的先后来看，《清儒学案》称庄存与“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所撰述皆密不示人”，而董天工不仅先重新刊行了王道焜刊本，更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完成《春秋繁露笺注》之后，先就教并请序于沈德潜，隔年随即付刻“以公同好”，则董氏之研究公羊学，或许并不晚于庄存与，而为清代首先关注公羊学之学者。

四　《春秋繁露笺注》之特色

从今存的文献来看，在董天工之前并没有学者对《春秋繁露》作过注解，因此，该如何注解此书，其发凡起例，一切皆出自董氏之手。而董天工在《春秋繁露笺注》之中，也确实展现出一些独特的处理方式。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董天工一方面受到明代已降解经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展现出自我的特色。

1.《春秋繁露笺注》的底本采用

如同前文所述，《春秋繁露》一书在明代的流传较为混乱，各种版本的流传状况也不甚理想，董天工在深怕此书湮没的情况之下，先刊行了王道焜刊本，并在笺注完成之后，立即付刻，以供同好。关于其采用何种版本作为底本，其在《凡例》中曾言：

《繁露》一书自前朝孙月峰评本、王道焜刊本之后，未有重刊者。恐日久湮没，因于辛未夏将王本重刊流播，兹笺注成册，就正巨公，再付梨枣，以公同好。

从上文中可知，董天工对于《春秋繁露》在明代的版本流传状况，掌握得并不够充分，因而未能看见周沩阳刊本等其他版本。文中透露其曾于辛未夏（乾隆十六年，1751）先将王道焜本重刊流传，十年之后又将自己所著之笺注付刻，可见其对此书之重视。今存乾隆二十六年觐光楼刻本之《春秋繁露笺注》，每页九行，每行十八个字，四周双栏，单鱼尾，花口题有“春秋繁露”，首页有一牌记，中书“董子春秋繁露笺注”，右左两侧分别有“大宗伯沈归愚先生鉴定”与“觐光楼藏版”字样。沈德潜序文后附有董仲舒像一幅，并〈谱传〉一篇。〈谱传〉后为〈凡例〉，正文结束之后并附有〈附录〉与〈传序题跋〉两种，分别各收录若干与董仲舒有关的文章如下：

《附录》：

《雨雹对》、《庙殿火灾对》、《论种麦奏》、《论限民名田疏》、《士不遇赋》

《传序题跋》：

《董仲舒传》、《春秋繁露序》、《崇文总目》、《中兴舒阁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六一先生书春秋繁露后》、《新安程大昌泰之祕书省书繁露后》、《跋春秋繁露》

从上述的编排方式来看，可以看见董天工对于《春秋繁露》一书用力甚勤，除对全书做笺注外，亦收集了许多董仲舒的相关资料作为附录，以供读者参考。而《传序题跋》中虽曾引用楼钥之《跋春秋繁露》，然该跋文显然为转引，而非真有得见楼钥原本，此观《春秋繁露笺注》中第五十五篇《四时之副》阙文以及第五十六篇《人副天数》阙近四百字便可得知。又，董氏于第五十六篇中亦自注云“原注宋本阙文十五行，诸本阙文十六行”，可见董氏当时并未得见宋本，而王谟汉魏丛书本、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与四库馆臣所详校之武英殿聚珍本，又皆于董天工稿成付刻之后才陆续刊行，董氏自然无缘见到。

是故，从书中的《凡例》以及内容来看，董天工《春秋繁露笺注》的底本，应该是使用先前曾刊行过的王道焜本。由于缺乏其他版本可供精校，因此董天工《春秋繁露笺注》在底本的采用上，不仅未能上采宋代的楼钥本，亦来不及吸收卢氏、四裤馆臣等对《春秋繁露》精校后的新成果，因而在最重要的底本问题上，沿袭了明代《春秋繁露》的样貌和缺点。本书之所以流传不广，或许与此一问题有关。

2. 《春秋繁露》作者辨析

前文曾提过，由于《春秋繁露》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始见著录，而《公羊》学复早已成绝学，几无人能通晓全书。宋代以来，一直有人质疑《春秋繁露》非董仲舒之书。如南宋学者程大昌（1123—1195），便撰有《书秘书省春秋繁露后》，认为今所传《春秋繁露》并非真本，其指出：

右《繁露》十七卷，绍兴间董某所进。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其所引《繁露》语言，顾今书皆无之。《寰宇记》曰：“三皇驱车抵谷口”《通典》曰：“剑之在左，苍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钩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彖也；四者人之盛饰也。”此数语者，不独今书所无，且其体致全不相似。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真本也。

又：

淳熙乙未，予佐蓬监馆本，有《春秋繁露》，既尝书所见卷末，而正定其为非古矣。后又因读《太平御览》，凡其部汇刊，叙古《繁露》语特多。如曰：“禾实于野，粟缺于仓，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谓也。”又曰：“金干土，则五谷伤；土干金，则五谷不成。”张汤欲以鹜当凫，祠祀宗庙，仲舒曰：“鹜非凫，凫非鹜，愚以为不可。”又曰：“以赤统者帻尚赤。”诸如此类，亦皆附物著里，无凭虚发语者。然后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谬也。

针对程大昌的论点，董天工则驳斥云：

按，“剑之在左”一段，载今《繁露·服制像篇》。大昌何谓今书所无，于《通典》见之？可知大昌不遍阅《繁露》，肆其偏见，猖獗极矣。

按，“禾实于野”二句，载今《繁露·郊祀篇》。“金干土”四句，载今《繁露·治乱五行篇》。“鹜非凫”数语，载今《繁露·郊祀对篇》。“赤统者帻尚赤”，载今《繁露·三代改制篇》。何谓“读《太平御览》叙古《繁露》语特多，今遂逸不传？”至今之《繁露》，大昌未全见也。肆其狂瞽，谓正定其非古，贻诮千古。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程大昌之所以坚持今本《春秋繁露》为伪，是因为他发现《太平寰宇记》、《通典》、《太平御览》里所引用“古《春秋繁露》”的文字，在“今《春秋繁露》”皆未见到。而且他认为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春秋繁露》的体例应当是“附物著理”，而非凭虚发语。因为如此，他更按此体例，自己模拟撰写了《演繁露》一书。对此，董天工则举今本《繁露》之文，逐段加以驳斥，认为是程大昌并未遍阅《春秋繁露》，以至于出现这样的误解，并认为今所传《春秋繁露》，当为董仲舒所撰无误。事实上，考虑到程大昌所见的版本，即使他遍阅数次，也可能找不到他所提出的那几条缺漏。这是因为《春秋繁露》的版本流传在当时极不稳定，各本之间差异相当的大，直到楼钥参校各本之后，才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版本出现，对此，《四库全书提要》便指出：

案，绍兴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证以《通典》所引“剑之在左”诸条，《太平御览》所引“禾实在野”诸条，辨其为伪。因谓董仲舒原书，必句用一物，以发己意，乃自为一编拟之，而名之以《演繁露》。后楼钥参校诸家，复得《繁露》原本，凡诸书所引者具在，讥大昌所见不广，误以仲舒为小说家，其论良是。

从上引文便可知，程大昌仅以所见的版本与类书相比对，便认为《春秋繁露》是伪书，确实犯了“所见不广”的错误。而董天工之所以会用“肆其偏见，猖獗极矣”、“肆其狂瞽，贻诮千古”等如此严厉之词来批评程大昌，恐怕也是在“企慕宗风”的感情下所发出的情绪性语言。

3. 讹字与阙文之改正

如同前文所述，由于时代以及版本掌握的关系，董天工并未能够利用清代的成果。然而明代《春秋繁露》各版本脱错之处甚多，几至不可读之地步，是以要为本书作笺注，必须先解决内文中过多的讹脱文字，使其恢复至基本可读的状态。董天工在无其他材料可资参考的情况之下，只好自行改订文字，其《凡例》曰：

《繁露》由来无善本，中多讹字阙文，原本以讹传讹，阙仍原阙，未经改正补阙，余亦不敢以谬见补阙。惟《五行相胜篇》，乃五段文章，原本阙水胜火句，接连土者君之官为四段，兹按前后说五行俱为五段，为补水胜火一句作五段，方是五行相胜。其讹字如《五行之义篇》木火土金水等字有显然错者，并各篇中有一二讹字，悉为改正，其讹字仍赘本字之下，以似识者鉴正。

从上引《凡例》中可以看出，董天工亦自苦于无他善本可校，只好依前后文义改正文字，而将原字夹注于下，以待识者正之。举书中实例来看，如例中所云《五行相胜篇》，其补“曰水胜火”四字，其注云：

原本阙“曰水胜火”四字，照前后文法补之。

考凌曙本与苏舆本，不但正文有此四字，下亦注云“官本云：‘各本脱“曰水胜火”四字’”，可见董天工此处所补与四库馆臣所校相同，也解决了董氏在校读上的问题。

不过，仅依照前后文意来改动文字，仍然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如在董氏增添“曰水胜火”之后，于下一段文字中，也作了些微的改动，其文曰：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营为乱。（原作神非。）

在这段文字中，董氏认为原本的“司营为神”是读不通的，这是因为董天工认为“此应坐罪司营之人，而曰楚灵王是也。臣无诛君之礼，殆以楚灵骄奢，有可诛之罪”则不当“为神”，因此据后文“司寇为乱”改为“司营为乱”，而注云“原作神非”。翻检凌曙本，则凌曙本在此处作“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营，司营为神”。而未有解释，可见“司营为神”为各本通行的用法，只苦于未能通解。对此，苏舆则引俞樾（1821—1907）之说注云：

俞云：“宣三年《左传》‘使神知民奸’，是神与奸同类。上云‘司农为奸’，此云‘司营为神’，则神亦不美之名。故与司马为馋，司徒为贼，司寇为乱一律。

从文意上来看，董氏将“司营为神”改为“司营为乱”，虽然并未违反原本的文意，但事实上透过俞樾的解释，“司营为神”本非有错误，而董氏将其改为“司营为乱”，就不免画蛇添足了。

又，同属卷十三的《治本五行》第六十一，在凌曙本、苏舆本乃至王道焜本中，标题皆作“治水五行”，而董氏则径改为“治本五行”，其言曰：

原本作“治水五行”。按，篇中无治水语，水字当是本字之误。

以篇中无治水语，故将篇名迳改为“治本”。对此，凌曙注本则引《尚书·洪范》注疏解之云：

《尚书》注：“治水失道，乱陈其五行”疏：“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鲧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则五行皆失矣。”

此条苏舆亦引用凌曙之说，无论其是否正确，但都是从古籍中寻找义例以解之，而非径自更动原文。类似这样依照文意改字的情况，董天工虽然在《凡例》中仅言“各篇中有一二讹字，悉为改正”，但事实上书中例子几乎不胜枚举，除“原作某非”之外，亦有“原作某错”者，也有作者疑某字当作某字而无法决断，因而存疑者。这样的改动虽然使得文章得到更好的阅读，但如此一来，却又失去了追寻原书所引用之典故以及其背后所引申之意涵，不免令人有买椟还珠之憾。不过，在没有更好的校本以及其他参考资料的情况之下，更动原文使文章更通顺可读，再保留原字于更动字之下，或许是一种不得已而又不得不的妥协方式。

4. 借《左传》、《谷梁》之事以补《公羊》

董仲舒既以公羊学闻名于西汉，其所著《春秋繁露》自然当主《公羊》之说，董天工于笺注之时亦相当重视此点，故于《凡例》之三、四、五条皆特别讨论此点，如第三条强调“春秋三传各有互异，公《繁露》宗公羊”，第四条则辩楼钥“汉承秦敝，《左氏传》尤未行世，《繁露》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说”为非，认为《春秋繁露》中亦有与《左传》、《谷梁》相合之处，故可知董仲舒曾见过《左传》、《谷梁》二传，但因为董仲舒笃信《公羊》，且与胡母子都共业于公羊五世孙公羊寿，因此《春秋繁露》多宗《公羊》之说。可见董天工对于《春秋繁露》一书持《公羊》家法，是有足够认识的。不过，由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讨论到的史事甚多，部分于《公羊》无载，却可见于《左传》、《谷梁》，董天工为笺注之需要，于此处亦会间引《左传》、《谷梁》，而为免遭他人误解为“援引他经”，因此便不得不在《凡例》中特别说明，其文云：

公宗《公羊》，所引传说有《公羊传》中未见者，见之《左》、《谷》，亦可以引用，以在公前也。至何休《注》、杜预《注》、《胡传》则在公后，理不可引。注中间或引之，缘《左》、《公》、《谷》有未明处，引以明其意，非谓其本此也。再有出鄙见注解者，俱用一按字以别之。

从上引《凡例》来看，对于引用《左传》、《谷梁》乃至于何休、杜预、胡安国等人的作品，董天工所持的立场并非古今文或家法的判别，而是以“时间先后”为判断标准，来衡量引用的去取与否。当然，即便以“时间先后”为标准，对于常州学派形成以后，古今文判别严格的今文经学家来说，《左传》的成书时间是否能“以在公前”，也是需要重新商榷的，但对于身处于清初的董天工而言，在公羊学沉沦了两千年之后，能够以此明确地标准来重新注解《春秋繁露》，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

按照传统遵守公羊学的角度来看，学者在解释《春秋繁露》时，往往会先考虑采用何休的注解。不过，由于董天工并非严谨的今文经学家，因此在解释上除了依“时间先后”外，也会选择其认为较正确者以解释之，因而往往有取用《左传》、《谷梁》甚至《胡传》，而不采用何休见解之处，例如卷三《玉英》第四中，在解释“桓不言王”一句上，其解云：

《谷梁》曰：“桓弟弒兄，臣弒君，以为无王之道。”然桓公元年，书春王正月。《谷梁》曰：“所以治桓也。”按《胡传》：“以天道王法正桓之罪也。”二年书“王正月”，《谷梁》曰：“正与夷之卒也。”按《胡传》：“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十年又书“春王正月”，按《胡传》：“十者，盈数也，桓公至是，宜见诛于天人，故书之。先《谷梁》谓正曹伯终生之卒，非矣。”十八年，桓公薨，又书“春王正月”按《胡传》：“复书王者，明弒君之贼，虽身已没，王法不赦也。”

董天工之所以在此直接引用《谷梁传》和《胡氏春秋传》，是因为“桓不言王”一事，《公羊传》并没有发传，何休虽然在桓公三年针对此事作出解释，却不为董天工所采用。吾人虽无法确切的理解为何董天工不采用何休之说，但从此例却可以明确地看出，董天工在注解《春秋繁露》时，并不一定会遵从公羊学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之下，甚至会舍弃何休等公羊学旧说，而改采《胡氏春秋传》的新义。

除此之外，从内文来看，董天工在书中也经常引用《左传》，这样的做法自有益于读者理解《春秋繁露》的内容，特别是在史事的部分。不过，检视这些引用之处，可以看出董天工在部分地方对于《公羊》义的理解还未能完全透彻，如卷一《玉杯》第二中，在“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卢来是也”一句，其注解云：

鲁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注：“介，东夷国，葛卢，介君名。”又冬介葛卢来。《左传》谓：“未见公，故复来朝。礼之，加燕好。”

从上文中可以明显地看见董天工在注中引用了《左传》的传文，但事实上董氏注解中的“注”，也是引用杜预的注，因此，可以说此段文字完全是以《左传》来解释《春秋繁露》“尚少善之”这句话。然而，这样的解释虽然能让人理解史事，却完全偏离了公羊学的义理。对于“介葛卢来”一事，《公羊传》解云：“介葛卢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而何休则注云：

不能升降揖让也。介者，国也。葛卢者，名也。进称名者，能慕中国，朝贤君，明当扶勉以礼义。

从《公羊传》传文和何休的注解中可以理解，之所以要对介葛卢“少善之”，是因为他能够“慕中国，朝贤君”，因此虽然不言朝，但却称名而不称人，不言朝的原因是因为“弗予能礼（不能乎朝也）”，称名则是相对于称人所给予的褒奖，而《左传》所谓的“礼之，加燕好”则是指燕礼与好货，其意义与《公羊传》完全不同。

事实上，此一例中并非是不可以引用《左传》之说的，凌曙在解释“介葛卢”之时，亦引用了杜预之说，但凌曙的引用，仅是涉及到基本的名词理解，而与经义无关，所以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董天工之引用《左传》，则完全偏离了《公羊》的义理，反而无法彰显出董仲舒所谓“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的精神。

此外，在《公羊》学中相当重要的“元年春王正月”之解释上，董天工亦不完全取用《公羊》之说，而间采《左传》、杜预注和《胡氏春秋传》。《三代改制质文》篇中，在解释“王正月”时，董天工笺云：

数语本《公羊传》。《春秋》言“正月”，《左传》“春王周正月”，杜预经注：“周正建子。月，子月也。”

并将《春秋繁露》原文“所以明易姓非继仁”，改为“所以明易姓非继体”。从上述引文可见，董天工虽然认知到此段“三代改制质文”的原文是来自于《公羊传》，但却未能进一步从公羊学的立场阐释由“元年春王正月”所引申出来的“大一统”之义。在简单的注明出处之后，便引用《左传》和杜预之说，来说明周代的历法，甚至在眉批之中还大段引用了《胡氏春秋传》的解释，却完全不采用何休或徐彦的论点，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颇为可议，且并非董仲舒之原意。而将“继仁”改为“继体”，也显示出董天工在《公羊》学上的不足之处。因为“继仁”之“仁”字，诚然有不通之处，但改作“体”字，亦仅能使文句通顺，而无任何根据。反不若凌曙、苏舆以“声之误”和《白虎通义》、何休《解诂》“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改为“继人”，来得有根据，且复渊源于《公羊》学。

5. 《春秋繁露》的文学价值

从董天工引书不别古今文与三传，仅以时间和己意为准，便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位严谨的“经学家”，如果再从他的另外两种著作《台海见闻录》和《武夷山志》来观察，则可以看出董天工对于诗文实较经学更为爱好，故在《武夷山志》中留下了大量歌咏武夷山的诗句，而陈衍将其列入《文苑传》，亦为相当合适之安排。也因为如此，董天工在笺注《春秋繁露》时，除了在史事、义理的解释之外，也特别重视《春秋繁露》一书的文学价值。关于此点，其在《凡例》中特别用了三条来反复申明，其言云：

《繁露》不独天道、人事义理明理彻，而文气之雄，恣肆汪洋；文法之精，结构严密，尤堪为文章之楷模。王充《论衡》云：“仲舒奇说道术，文之乌获也。”知言哉。

董天工既以为《春秋繁露》中文章精妙，为使读者读而知文章本源，因此便不能不对《春秋繁露》中所引用的典故作一番爬罗剔抉的功夫，故自言曰：

《繁露》前贤惟有批评，文章之妙，未有细为笺注者，观者不知其由，殊觉惘惘。其所言之《春秋》，一篇之中，或数条或数十条，逐一追求，殊费搜寻。更有疑似之间，颇难指确。又有不本经中明文，而出于传中之语。余经三折肱而始注于句下，并有不本经传句语，其中有难明者，亦为注解。积月累年而成一册，质诸同好，非敢谬为倡举也。

董氏虽然自谦言“非敢谬为倡举”，不过事实上他的笺注也的确是“首倡”，而此种爬梳原文，搜寻典故的工作，即便在检索功能极度发达的今日，都需花费不少时间精力，更何况董天工仅能于公务之余，依靠着原始的方法来翻书检索，其难度更不可以道里计。

此外，为了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体会《春秋繁露》文章之美善，除了搜寻典故出处之外，董天工在书中也利用圈点的方式，直接指出文章精妙处，以供读者鉴赏玩味。其言云：

《繁露》连篇累幅，一篇之中，或词句叠见，或滔滔不已，若不细绎篇章，察其词意，不讶其重复，即惊其散漫。谬为画段注出，庶知古人文章之妙，层峦叠嶂，仍复峰回路转，游玩不尽。

因此董氏《春秋繁露笺注》书中，不只内文与注解皆有句读的断句，在其认为文章精妙之处，也加上了大量的圈点，从而显示出董氏对于《春秋繁露》一书文学价值之理解。

又，于“圈点”之外，“评注”也是理解文章法度之所在，特别是前人评论的精妙之语，更是指导后学的要津。对此，董天工于《凡例》中亦言“其前贤评语，采其佳者，著于各篇之上，吉光片羽，足为千载之音”，故书中大量摘引了前人对于《春秋繁露》一书的评语，所举之人除袁宏（328—376）、刘知几（661—721）外，多宋元明之人为主，如真德秀（1178—1235）、黄震（1213—1281）、刘辰翁（1232—1297）、邱濬（1418—1495）、归有光（1506—1571）、王维桢（1507—1556）、唐顺之（1507—1560）、茅坤（1512—1601）、王宗沐（1524—1592）、王世贞（1526—1590）、孙（1543—1613）、汤显祖（1550—1616）、王衡（1561—1609）、叶秉敬（1562—1627）、陈仁锡（1581—1636）、李光缙等等。这样的做法，很明显是受到明代经典评点的风气影响，所引用之评语则多为文学评论或抒发心得者，于经学义理较少发挥。

五　结　论

在有清一代中，以董仲舒后裔的身分整理《春秋繁露》者，除了本文所论的董天工之外，清末尚有董金鉴所辑纂的《春秋繁露集注》一书，该书于《自序》中尝论及清代《春秋繁露》的研究发展，其言云：

我朝开四库馆，儒臣纪文达等以《永乐大典》中所存楼氏钥本与明刻诸本合校，复多所补正，以武英殿聚珍版印行。卢氏文弨抱经堂校注本，即以聚珍本为底本而加校注。凌氏曙注本更由卢本注语而增广之，遂较明刻诸本精详。……今人德清俞氏有《繁露平议》二卷，……仁和谭氏改移篇次，……名其书曰《董子》。……南海康民割截其文词，分类编辑，名其书曰《春秋董氏学》。

董金鉴所论，除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因晚出而未得及见之外，几乎可以算是清代研究校注《春秋繁露》的系谱。在此一系谱中，可以很明显看出，本文的主角董天工并没有被提及。董天工的《春秋繁露笺注》虽然是第一本《春秋繁露》的笺注，但类似董金鉴这样的忽略，所反映的不仅是后人在逆时性的研究系谱追寻上之遗漏，更是作品本身未能存在时序性影响力所导致的。因此，董金鉴未将《春秋繁露笺注》列入其中，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可以说都是符合实情的。

倘若吾人将观察的角度放大至整个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来看，由于董天工的《春秋繁露笺注》几乎未见任何引用与影响，后代学者自然很容易将其忽略。而常州诸子则在门生师友、亲族的相互激荡下，逐渐由地方席卷全国，成为一代学术风尚，如前文所举之凌曙，其虽出身于孤苦之中，但在自学有成之后，复问学于刘逢禄，使其得以上接常州学派。凌曙之后，高弟陈立（1809—1869）又能传其学，著《公羊义疏》，集常州庄存与、孔广森等以来公羊学之大成，其影响力之大，自然远非董天工孤身一人所能企及。

因此，董天工的《春秋繁露笺注》在清代乃至于今日，可以说既不属于《春秋繁露》的版本∕研究系谱，也未能名列公羊学发展的系谱，而陷入“双重系谱之外”的窘境，此点恐怕绝非当初“穿穴注疏垂三十年”的董天工所能想见。不过，如果从本文对于《春秋繁露笺注》的初步讨论来看，则会陷入如此窘境，亦非完全没有原因可循，其原因，约略可归纳三点如下：

第一：董天工之书虽然刊行甚早，但由于对版本掌握的不足，往后又未能利用到四库馆聚珍本以后的校对成果重新增订，使其底本本身便有着许多缺陷。这些缺陷，董天工虽然企图用自行增删改动文字来解决，但除效果不佳外，当更好的版本出现后，便不免遭人遗弃。

第二：董天工身当清代乾嘉汉学兴起之际，《春秋繁露》虽可称为“汉学”，但仅从其笺注的方式与内容来看，不仅缺乏严谨的考据，对史料的征引也未能达到汉学的要求。此外，对公羊学的义理发明不多，甚至有违背之处。且评语多引宋明文人之说，很明显地仍残留明代评点经典的学术特色，与经义绝少关系，自然不容易引起当时学者的兴趣。

第三：学术系谱之建立，必须上有所传授，下有所承接，方能发挥出影响。如前文所述凌曙与常州学派诸子，便是最好的例子。董天工虽然很早就注意到《春秋繁露》，但在前无所承、后无继者的情况下，欲以一人之力发扬绝学，实为不可能之事。

也因为如此，董氏之书虽然早在乾隆二十六年便已刊行，但对于后人研究《春秋繁露》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董天工在完成《春秋繁露笺注》后，立刻就教并请序于沈德潜，且立即刊行，其实是有意宣扬此著作的。因为沈德潜在当时为乾隆皇帝最喜爱的词臣之一，不仅与乾隆皇帝以诗歌相唱和，乾隆皇帝更赐诗“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初”，为时人所钦羡。致仕之后，乾隆多次南巡，都指定沈德潜前来陪护，并先后赐礼部尚书衔、太子太傅等职，而位极人臣之宠。因此董天工特别在书首牌记上标举“大宗伯沈归愚先生鉴定”，也可以算是一种寻求“名人加持”的做法。然而，生前备受荣宠的沈德潜，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却因为徐述夔诗案受到牵连，不仅被夺官罢祠削谥，甚至还曝其墓碑，反而成为清朝之罪人。如此一来，董天工《春秋繁露笺注》书首的沈德潜牌记，不仅失去了名人加持的效力，反成为禁忌的对象，这或许也对《春秋繁露笺注》在流传上，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所幸，《春秋繁露》一书也没有因为董天工的著作不为世人所重，而完全湮没亡佚。在凌曙、苏舆等人的努力下，反而在清末成为康有为（1858—1927）倡言变法改制根据。此点，或许是长眠于武夷山下的董天工，可以稍微感到安慰的了。

书影一：董天工《春秋繁露笺注》牌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书影二：《春秋繁露笺注》卷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注释】

[1]作者单位：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