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和今文经学

1889年，康有为离开北京。这年年底，回到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是讲“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康有为鉴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又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到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及”，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这样，他便想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议政。在他的撰著中，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今文内容。

在今文经学中，有所谓“三统”、“三世”之说。“三统”（也叫“三正”）说在西汉时的《尚书大传》即有记载：

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

西汉武帝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和东汉班固等纂集的今文经学政治学提要《白虎通·瑞贽·论三正之义》均有发挥。

大体说来，“三统”说的涵义是：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违背天命，便由另一新王朝“承应天命”来代替，新王朝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他们把朝代的交替，归之于“黑统”、“白统”、“赤统”三个“统”的循环，得到哪一“统”而为天子的，其“礼乐征伐”就得按照哪一个“统”的定制去办理。以夏、商、周三代而言，夏是“黑统”（也叫“人统”），商是“白统”（也叫“地统”），周是“赤统”（也叫“天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各有因革损益，不是不变的。那么，“三统”说的实质，实际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但这种历史循环论，却为西汉皇帝信奉，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其较为久远的影响；它的“改革损益”、“因时制宜”，也正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三世”说源于公羊学。《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13]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加以发挥：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他将春秋时代的历史，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等，认为孔子“笔削”《春秋》，或者“微其辞”，或者“痛其祸”，或者“杀其恩”，是以时代的远近而异其“书法”的。东汉时，何休解释《公羊传》，又予推阐，说：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

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14]

何休以“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便有了“衰乱”（康有为叫做“乱世”）、“升平”、“太平”的三世名词。假如以古代为衰乱、近代为升平、现代为太平的话，那么，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愈改而愈进也”。所以，“三世”说的实质，实际是一种历史进化论。他和“三统”说相结合，就成为要救国，要“太平”，就要“因革”“改制”；只有“因革”“改制”，才能进步，才能达到“太平”的愿望。

康有为正是汲取了今文经学“变”的哲学，糅合了“三统”、“三世”学说，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样，康有为就一改过去的尊周公、崇《周礼》为尊孔子、崇《公羊》，并在此后的讲学和著作中，以古文经籍为伪经，以古文经学为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的新莽一朝之学。从而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并尊孔子为教主，用孔子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

通过1888年《上清帝第一书》的政治实践，康有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人类公理》的“大同境界”，也还只是虚渺的臆想。于是他再从儒家今文学说中汲取力量，推演“三统”，比迹“三世”。这样，他的著作中，就有了新的内容。他说：“古今递嬗，事变日新，故《春秋》立三统之法以贻后王，汉儒笃守《春秋》，知所尊矣。”^[15]“吾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统，又作《易》以言变通。”^[16]依附今文“三统”说以强调变通，并准备撰《三世演孔图》。^[17]又刊行《新学伪经考》以反击封建顽固势力，揭!“孔子改制”以宣扬变法维新。之前他所孕育的“大同境界”，至此渗透了今文学说，内容大为充实。

【注释】

[1]《教学通议》，手稿，康氏家属旧藏；今归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载《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见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法》，台湾艺文印书馆影行，1998年版。

[3]《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4]康有为：《与潘文勤书》，光绪十四年，见《万木草堂遗稿》卷四。

[5]康有为：《与潘文勤书》，光绪十四年，见《万木草堂遗稿》卷四。

[6]康有为：《与徐荫轩尚书书》，光绪十四年，见《康有为政论集》，第50—51页。

[7]康有为：《上祁子和总宪书》，光绪十四年，抄稿。

[8]康有为：《与潘文勤书》，光绪十四年，见《万木草堂遗稿》卷四。

[9]康有为：《与徐荫轩书》后康有为亲笔注语，见《康有为政论集》，第51页。

[10]康有为：《己丑上书不达出都》，光绪十五年，见《康有为政论集》，第75页。

[11]康有为：《感事》，光绪十五年，《康有为政论集》，第62页。

[12]康有为：《与黄中弢编修书》，光绪十四年，抄稿。

[13]按：《春秋公羊传》“异辞”凡三见，除上引外，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传》文：“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传》文：“《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14]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

[15]康有为：《长兴学记》第十七至十八叶，万木草堂刊本。

[16]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49页。

[17]《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九年癸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