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释奠礼仪在北宋地方社会的深入展开

三、孔庙释奠礼仪在北宋地方社会的深入展开

唐末五代政局动荡，礼仪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但是依然有州县孔庙创立或翻修的实例。天圣五年（1027），文彦博出任绛州翼城知县，到任后，赴孔庙“伸祠谒之礼”，完成仪式后，“立于庑下，观其石记，即后唐长兴三年创是庙也”。尽管此时已是“岁月滋久，庙貌弗严，屋瓦皆毁，梁木其坏，上不庇于风雨，下不容于俎豆”，但是至少说明孔庙及其释奠礼仪在五代并不是完全被忽视。^[108]韩琦在《定州新建州学记》中提到：

阅旧记，始唐大中末，州帅卢公简求以庙本会昌所废天祐佛祠，其制犹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处直、本朝开宝中祁公廷义、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于兵寇之余，因其极废而复兴焉。^[109]

可以看到，定州的州学和孔庙在唐末五代经过两次修整。卢简求是文人出身，长庆元年（821）进士及第，先后任泾原渭武、义武军、凤翔陇西、河东等四个藩镇的节度使，其中大中十一年（857）“迁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御史大夫、义武军节度、北平军等使”。^[110]王处直是军人出身，在五代长期担任义武军节度使，后被养子王都所杀。^[111]尽管卢简求、王处直的出身迥然有别，但却都为定州孔庙的修建作出了贡献，这充分说明，州县孔庙及其祭祀对地方社会的意义在如此乱世依然得到了共鸣。此外，舒州亦有在南唐新建孔庙的记载。^[112]

到了北宋，士大夫对州县孔庙的新建和重修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所以州县孔庙的碑文数量远远超过了唐代。这些碑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北宋州县孔庙释奠礼仪的实行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北宋孔庙的修建情况。虽然从唐高宗统治时期开始州县孔庙的兴建颇有成效，但是仍有一些州县没有孔庙，前面提到过的绛州翼城县文宣王庙就是在后唐建立的。北宋政权建立后，福州仍没有建立孔庙，“自五代钱吴越王专制甄治，分子弟以莅之，乃作新宫，号为使学。本朝太平兴国中，转运使杨公克让始立孔子庙，以奠春秋”。^[113]江宁府溧阳县也是如此，“国初，县学未设。淳化五年，县令夏侯戬建宣圣庙于县西门外”。^[114]秀州崇德县孔庙的建立，更是到了北宋后期：“元丰八年，括苍吴君伯举为是邑也，始为之筑宫庙以祠孔子，聚学者、择经师而教之。”^[115]

不过，因为大多数州县已有孔庙，所以一个行政区划内从无到有新建孔庙的实例还是少数，大多数的情况是翻修、扩建或迁址。前后两次动工的时间相隔通常较长，以五十年左右居多。司马光为嘉祐元年（1056）闻喜县孔庙重修完毕而撰写了碑文，其中提到：“县有孔子庙，咸平中，武吏慈释回修之，尉李垂为之记。”^[116]县尉李垂的记文仍然能够找到，全名为《解州闻喜县增修夫子庙记》，据记载，咸平四年（1001），右班殿直、知县事兼兵马监押、在城巡检慈释回扩建了文宣王庙。^[117]两次兴修隔了五十多年。再如，由张俞的《郫县文宣王庙记》得知，庆历五年（1045），郫县知县冯沆对孔庙进行了整修：“郫县故有文宣王庙，久坏不治。庆历五年，殿中丞、知县事长乐冯君善于治民，谓庙堂之设，教化所系，遑遑如不及，乃治而新之。栋宇像貌，尊严甚厉，邑之士民，莫不肃向。”^[118]近半个世纪后迁至新址。根据张俞的后人张楚民所撰《郫县移建学记》的记载，“旧有庙学，居廛之隅，庆历中，殿中丞冯君沆始兴作之，楚民先君尝纪其事，逮今五十年，褊迫倾颓”，当地士人虽然屡屡请命，要求修缮孔庙，却一直未果，直到杨汉良任知县后，才实现了孔庙的迁徙新建。^[119]又如，根据曾宏《元氏新建县学记》的记载，庆历末年，元氏县令田照邻对孔庙进行了修葺。^[120]元祐五年（1090），在乡人承议郎郑士宗、殿直学士裴士廉的倡议下，元氏县的孔庙得到了重建，曹景《元氏县重建庙学记》：“元氏之有学，始营于田君照邻，在县之西北隅。观其作室之制，与夫庙貌之饰，究之以礼，陋而不典，是以其道郁而不发。岁月浸久，弊坏穷蹙，遂使先圣之居索然秽寂，而无尊奉之敬。”^[121]从庆历末年至元祐五年，此地的孔庙没有进行过翻修和改建，如此算来，间隔也超过了四十年。

通过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到，州县孔庙往往年久失修，两次修葺的间隔通常很长。修缮孔庙的动力主要来自地方官员和社会贤达。没有地方长官的支持，孔庙的兴修是无法实现的。即使有朝廷的命令，在实施过程中，效果也往往视地方长吏的贯彻力度而定。例如庆历四年（1044），在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仁宗下诏，命令各州县皆须立学：

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骋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吾豪隽奇伟之士，何以奋焉？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敩学养成之法，使与不肖并进，则夫懿德敏行，何以见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学者自以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也。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尽学者之才。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122]

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无论是地方官学，还是与其紧密相连的州县孔庙，都是如此。一方面，随着范仲淹离开朝廷赴西北上任，新政逐渐停顿下来；另一方面，地方的执行力度不一。一些州县忠实地执行了兴学政策，例如庆历五年，饶州知州张某到任后不久，就开始关注州学和孔庙的兴修，他对下属说：“今天子思得贤俊，基固太平，诏启黉校，以广声教，郡国当以新书从事，庸副上意。”他随即将此事付诸实践：“先是，郡先圣祠宫栋干隳剥，前守亦尝相土而未遑缔构也。君于是即其基于东湖之北偏而经营之。”此举得到了当地士人的支持和帮助，新的州学和孔庙于次年完工。^[123]但是，不少州县长官采取了抵制或投机的态度。韩琦说：“上之二十有二年，图讲万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寿其民，始诏州郡皆立学，差赋以田，俾资其用。守臣从风，竞自崇饰，冀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处北边，承诏者不知其本，以谓用武之地，学非吾事也，独慢而寝焉。”直到韩琦担任知州前，定州孔庙“以巨材坚壮，不能摧挠，而上覆穿敝，泄落风雨，升降荐献，仅无所容”。^[124]曾宏在《元氏新建县学记》中指出：“庆历初，天下晏然，台阁多当世豪杰。上访下议，欲使民尽登道义之域。于是益建太学于东都，复诏郡县，皆自立学。士限日隶业，然后应试于有司。时州将邑长，人人以教育为己职。兴创未备，会朝廷虑士或迫于耕养，则不能奉诏，遂罢限日之式。当治者不原其意，以为前制变弛，一切不复问。”元氏县孔庙也没有受益于朝廷的兴学政策，“像貌仅存，而隘且陋”。^[125]所以，州县孔庙的修缮往往依赖于有责任心的地方长吏。

较之唐代，北宋的社会贤达对州县孔庙的整修、释奠礼仪的开展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些不在官位的士人在州学、县学的建设中非常活跃，^[126]与学校密切相关的孔庙的兴建修缮也往往需要他们的支持。天圣八年（1030），闻喜县新建的孔庙已具规模，但是塑像迟迟未能树立，“邑人张会元以文行称于乡曲，累举进士，败于垂成，运舛事违，退而讲授。一日，睹新庙之既成，以殊像之未备，乃率其徒，躬营其事”。^[127]在庆历五年（1045）饶州孔庙的筹建过程中，“郡之秀民闻是谋者，争出家以助其费”。^[128]溧阳县孔庙“旧处其县西偏，既隘且敝”，皇祐四年（1052），“县宰、太子中舍查侯尝议欲迁之邑东南隅，重役民而未果。居一日，邑民相与为请，愿献其地合材而迁之”。^[129]郭灏《清平军重修夫子庙碑铭》记载，清平军的孔庙破败不堪，到了嘉祐五年（1060），因为丁忧而身居乡里的虞曹员外郎张仲宣“率乡闾间好善者数十人，同心协力，输财出缗，得资若干数，尚未周用，则以私财足之。且白于军使程公库部，得丁夫官匠以佑其工，命兵校公胥以督其役。开基托地，朝经暮营，曾未累月，缔构已完”。^[130]嘉祐六年高堂县孔庙的新建，也得益于县里的士人“各率私钱，以助公费”。^[131]据章惇《京兆府蓝田县重修孔子庙记》，嘉祐八年，蓝田县的孔庙“迫陋不足以行礼，像器服冠，不应法度”，县里“诸生闻而自陈，愿奉所有以供费”。^[132]

州县孔庙的新建、整修和迁址，是北宋地方社会的大事，因此时常由州县长官或乡贤撰写碑文以示纪念。通过这些文献可以看到，北宋士大夫对州县释奠礼仪的尊孔功能有不同的认识，这与唐代的情形相似。有人认同韩愈对孔庙释奠礼仪“天下通祀”的赞叹。王禹偁认为：“至述先师之道，则孟轲所谓：‘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其功不在舜、禹下。韩吏部曰：‘天下通祀者三，唯社、稷与夫子庙。’某敢轻议哉？”^[133]李垂在《解州闻喜县增修夫子庙记》中表示：“韩愈谓，夫子与句龙之弃，其贵者以德，故社坛而夫子屋。世或推程浩，以天地、日月、江海喻之，广之明之，大而又过诸。垂且蒙者，敢揆夫子在，则举愈而错浩矣。杜牧曰，尊夫子者孟轲，贵夫子者韩愈。垂谓，致飨者怀德，明道者授福，功至于无穷，思之哉，祀之哉，庶轲、愈之绍焉。”^[134]尹洙也说：“唐韩文公所谓郡县通祀，孔子与社稷者也。自五代乱，祠官所领，在郡邑者颇废坠不举，间或增祀，率淫妄不经，独孔子、社稷，其奠祭器币莫之能益损，真所谓通祀哉。”^[135]

另有一些士人对此不以为然。沈括认为：“韩退之为《处州孔子庙碑》曰：‘自天子而下，得通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与孔子，然其祀事皆无如孔子之盛，所谓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此其效欤？予常以谓退之失言，祀事之盛衰，其得失在后世，孔子何与焉？使孔子无一豚肩之享于墟墦之间，何损其为圣人。”^[136]王安石不满于“事先师先圣于学而无庙，古也。近世之法，庙事孔子而无学”的现状，认为这是本末倒置，极力主张通过复兴官学来宣扬孔子的学说，他对韩愈的说法持批判态度：“或者以谓孔子百世师，通天下州邑为之庙，此其所以报且尊荣之。夫圣人与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万物无可称德，故其祀质而已，无文也。通州邑庙事之，而可以称圣人之德乎？则古之事先圣，何为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无能改。”^[137]

相形之下，州县孔庙释奠礼仪的教化功能在北宋士人的笔下得到了一致的肯定。王禹偁认为：“俎豆之事修矣，礼乐之道兴矣。”^[138]李毅《太原府寿阳县新修学记》：“邑旧有孔子庙，岁久圮陋，不蔽风雨。春秋释奠，唯邑官行礼，无学者以相。张君顾而叹曰：‘欲刬涤故习而变其俗，此其本也。’始有意辟而新之。”^[139]有意思的是，尹洙和沈括对韩愈的孔庙释奠礼仪“天下通祀”的观点持不同的见解，但是都认为这一礼仪有助于提高地方社会的知识和道德水准。支持韩愈观点的尹洙说：“巩为西畿剧县，能尊先圣以励学者，则他邑之兴学从善，又当自巩而始耳，不失著令通祀之典。”^[140]反对韩愈观点的沈括如此描述元祐二年（1087）杭州孔庙释奠礼仪的情景及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州人相携，遮道拥观，旗纛□跲，途不容跬，排躏争进，襁提相先。莫不嗟咨垂洟，知先王之道尊重崇显，礼义可慕，货利可耻，父以告其子，长者归以告其少者。儿童群戏，罗列豆笾，缨冠秉枚，效其拜俯。道之以善，其顺且易入，由此可见矣，况其有以劝之也。”^[141]

在北宋州县孔庙释奠礼仪的实施过程中，有遵守制度规定的一面，例如仪式都是在春秋二仲举行。丁宝臣《嵊县旧学记》：“县令而下与诸学者，春秋释奠之事，朔望朝谒之礼，于是乎在。”^[142]毛维瞻在《处州缙云县新修文宣王庙记》中提到，庆历四年（1044）择地另建文宣王庙前，“每春秋释奠，外无廊垣障庇，羊豕之迹交于庭”。^[143]尽管这一记载的重点在于说明缙云县孔庙的恶劣条件，但是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春秋二仲释奠的制度得到了遵行。并州的文宣王庙一度也是空间狭隘，“官与学生执事者，不能遍列于庭，半立庙门之外”，但是依然“二时释奠，三献从祀”。^[144]在李曼的《移建孔子庙记》中，我们看到绍圣元年（1094）移建之前洪雅县孔庙祭祀的情形：“岁每春秋二丁，有司征廉幕，敛筦箪，以障陋籍湿，供祭奠之事，苟以应令。”^[145]虽然不乏敷衍行事的因素，但是每年两次的释奠礼仪基本上得到了执行。

三献制度在北宋的实行状况也还算不错。在五代宋初的州县孔庙释奠礼仪中，三献制度一度没有很好地落实，所以景德四年（1007），户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判太常礼院李维上奏：“天下祭社稷、释奠，长吏多不亲行事，及阙三献之礼，甚非为民祈福、尊师设教之意也。望令礼官申明旧典。”有司上言：“按《五礼精义》，州县春秋二仲月上丁释奠，并刺史、县令为初献，上佐、县丞为亚献，州博士、县簿尉为终献，若有故，以次官通摄。又云祭社禝与释奠同，牲用少牢，礼行三献，致斋三日。今请悉如故事。”真宗批准了这一建议。^[146]此后，三献制度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前引韩琦《并州新修庙学记》已经提及并州的释奠礼仪实行了三献制度。又如，田矩《新建庙学记》：“合僚属诸生告于宣圣，行三献礼。”^[147]《淳熙三山志》有这样的记载：“唐制，县学立孔子庙，释奠以令、丞、主簿若尉为三献。本州唐以前诸邑，故行之矣。巢寇之后，毁废殆尽，皇朝始渐建庙。景德中，诏定县令、丞、主簿三献之礼。是时令之贤有才者间请于郡自建学，然作者尚寡。”^[148]虽然没有明说，这条史料还是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景德四年后三山县的孔庙释奠礼仪执行了三献制度的讯息。

在北宋，州县孔庙释奠礼仪依然有灵活多样的一面，尤其是神位的安排可谓五花八门。例如，在庆历元年（1041）的福州孔庙中，“设孔子与其徒高第者十人像，又绘六十子及先儒以业传于世者，皆传之壁”。^[149]“先儒以业传于世者”即历代经师。据毛维瞻的《处州缙云县新修文宣王庙记》，在庆历四年修建的缙云县孔庙中，“僦工塑夫子容貌及十哲之像于左右，冠冕服章，咸有秩数。其余六十二子皆图于壁”。^[150]通过丁宝臣撰写的《嵊县旧学记》可以知道，在庆历八年嵊县的孔庙中，“塑孔子像，与门人之高弟者十人，配坐左右”。^[151]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繁昌县“旧虽有孔子庙，而庳下不完。又其门人之像，惟颜子一人而已”。^[152]以上这些州县孔庙的从祀对象皆不相同，但又都是在朝廷制定的国子监孔庙从祀名单内择取的。

此外，国子监孔庙从祀名单之外的某些先贤也被纳入州县孔庙释奠礼仪中。柳开如此描述太平兴国八年（983）重修后润州孔庙的神位布置：“自颜子及孟子以下门人大儒之像，各塑缋配享于座。”^[153]孟子配享国子监孔庙是在元丰七年（1084），但是在一百年前的润州孔庙中就已经有其神位了。在嘉祐元年（1056）建立的连江县孔庙中，“以颜渊、曾参而下十人配享，七十二弟子及传经左氏、公、穀、孟、荀、韩、扬、王通之徒从祀。以闽之文武始于常衮、欧阳詹，亦图于壁，可瞻可像”。^[154]除了十哲、七十弟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连江县孔庙的从祀对象还包括孟子、荀子、韩愈、扬雄、王通、常衮、欧阳詹。荀子、韩愈、扬雄与孟子一样，都是在元丰七年获得从祀国子监孔庙的资格，王通入祀孔庙的时间更是迟至嘉靖九年（1530）。正如前文所说，常衮对福建的文教事业功勋卓著，配享福建的孔庙。欧阳詹是常衮的门生，常衮担任福建观察使期间，“始择县乡秀民能文辞者，与为宾主钧礼，观游飨集必与，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劝仕”，欧阳詹受到了常衮的赏识，考中了进士，“闽人第进士，自詹始”。^[155]作为福建文教事业的先驱，常衮、欧阳詹在连江县的孔庙中受人祭祀，州县孔庙不时显现的地方色彩在这个例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通过蒲宗孟的《重修至圣文宣王庙记》可以看到，经过了治平四年（1067）的整修，夔州孔庙“丰宇广厦，明敞廓大，中严孔子之座，冕旒服章悉用本庙之制，而颜渊已下从燕居之仪，翼侍左右，并图周汉已来及唐之大儒二十余人于壁间”。^[156]尽管我们不太清楚“周汉已来及唐之大儒”究竟指谁，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在治平四年以前国子监的孔庙中尚未有唐代儒生从祀，这个例子亦可说明各州县孔庙释奠礼仪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