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法国人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北方法国，巴黎上空飘扬着“卍”字旗。德国人好像正有组织地将德国人迁居到这里，开展工农业生产活动。阿尔萨斯和洛林更离谱，德军一进入，他们就表示了欢迎，还说是愿意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两地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加入了德国军队。最开始逃难离开北部的法国人，看着德国人挺懂礼貌的，彬彬有礼的，也都陆续回到了占领区，成为德国统治下的高卢顺民。顺民的日子并不好过，德国人在自己家都“要大炮不要黄油”，要求老百姓为了战争勒紧裤腰带，他们更不可能让法国人吃饱喝足了。在占领区，所有的生活资料一律实行配给，吃饭凭票，很难见到肉类，甚至衣服鞋袜也都是配给的。相比之下，农村人的生活比城市略微好过点。
第二部分是南部的维希法国。虽然还号称是法国，基本跟德国的殖民地没区别，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优先向德国人纳贡，而因为原料匮乏，工农业也没什么有规模的生产。士兵复员找不到工作，生活贫困而艰难。
除了法国本土这两块吃不饱穿不暖的法国人，还有一部分法国人，他们不愿意做顺民，也不愿意泡温泉，他们要收复国土，要跟纳粹作战。于是，他们选择过海到英国去，那里是反击德国的大本营，那里有个叫戴高乐的家伙在等着接应他们。
戴高乐，男，生于1890年，籍贯法国里尔，家庭出身教会学校教师。参加过一战，受过伤做过战俘当过军校教师。1940年，戴高乐被任命为法兰西的陆军次长。从宣战开始，就一直张罗着跟德军拼命。法国节节败退时，他建议法国政府应迁往法属北非，并继续领导抗战。当时主战派在所有法国人看来是脑残兼非主流。
1940年6月17日，戴高乐送一位英国将军回伦敦，飞机即将关闭舱门那一刻，他突然跳上了飞机，跟着英国人一起到了伦敦。英国首相现在是好战的丘吉尔，戴高乐知道去找他才有前途（老杨沿用主流历史书的写法，但在很多历史书中，国家尚未完全沦亡，作为一个高级军官这样跑到英国去，可以定性为叛逃，所以后来贝当政府定他“叛国罪”，判处他死刑）。
戴高乐到达伦敦的当天夜里，贝当就向德国人要求停战。当天戴高乐就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6·18”讲话：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人、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绝不应该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刚到伦敦时，丘吉尔首相真没把一个法国准将看在眼里，戴高乐口口声声说自己“代表法国”也让丘吉尔很不以为然。法国高瘦子和英国矮胖子后来成为“二战”中著名的一对伙伴冤家，他们离奇地互相吸引又互相嫌弃。
没有被泯灭了血性的法国人，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法国人，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学生、学者想方设法来到伦敦，聚集在戴高乐组建的“自由法国”麾下。不久，丘吉尔就不得不承认，戴高乐可以代表“法国”，他将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
7月，戴高乐号称他已经拥有了一支7000人的军队。带着这支军队杀回法国去显然是不现实的，戴高乐决定先到法属北非地区，想在那里先站稳脚跟。
戴高乐在北非的工作，不仅是军事上的，还有政治上的，因为1942年年底登陆的美国人貌似并不愿意让他成为法国的唯一代表。对美国人来说，法国已经沦陷，战后要不要让法国恢复还要重新考虑，所以，美国人扶持了自己看中的法国代表。戴高乐看出他未来的工作，不仅要对抗德国占领法国，还要防止继德军之后盟军占领法国。好在戴高乐是穿军装的人中间最会玩政治的，他成功地将美国人扶持的“法国代表”排挤出局，自己成为法国海外抗战的唯一老大。就是在北非这段钩心斗角，让戴高乐和美国存了芥蒂，以后的戴高乐什么时候都不给美国佬好脸色。
1943年，“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法国的海外战时政府。
在海外闹腾没用，在盟军登陆前，只有法国本土才算真正的抗战。大约从1941年开始，也许是生活所迫，也许是终于感觉到了屈辱，或者是一时激愤，渐渐开始有人组团对抗德军了。到1942年，随着盟军在海外战场有了成绩，各种法国国内的反抗团体越来越多，简单合并后，成为法国的抗德游击队。
对戴高乐来说，取得海外抗战的领导权是空洞的，能够收编国内的游击队，法国本土认可他领导抗战才是实在的。这时，他得到了一个优秀的帮手，让·穆兰。
照片上的让·穆兰清隽俊朗，喜欢戴条围巾。生于大学教授家庭的穆兰前半生异常顺遂，学习法律，进入政界，先是法国最年轻的区长，后来成为法国最年轻的省长。
德国人来的时候，法国政界降声四起，让·穆兰是不肯降的。德军开进了他主持的厄尔—卢瓦尔省，因为拒绝跟德军合作，穆兰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他想自杀殉国，用意外发现的玻璃碎片割了喉咙。德国人发现及时，救了他，脖子上留下一个疤痕，所以后来戴着围巾就成为他的标志。德国人怕他再寻死，只好将其释放，他辗转逃出国境，来到伦敦找到了戴高乐。
1941年12月31日晚至1942年1月1日，作为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代表，43岁的穆兰只身伞降到法国南部萨龙地区。穆兰这次冒险出差的使命是：建立自由法国与国内抵抗组织的联系。
穆兰潜回国的工作业绩可能大大超过了戴高乐对他的预期，他在法国各地穿梭游说，居然将支离破碎各自为战、有点土匪习气的各路游击人马整合在一起，而且这些“土匪头子”都愿意奉戴高乐为老大，以“战斗法国”为战旗有系统有组织地抗战（本来是叫“自由法国”，后来戴高乐改成了更煽动的“战斗法国”）。后人说：“在让·穆兰到来之前，法国曾有一些抵抗者。在让·穆兰到来之后，法国有了抵抗运动。”
在法国从事这种地下活动危险重重，半年后，穆兰终于没逃脱德军的围捕，被盖世太保酷刑折磨而死。让·穆兰的牺牲是戴高乐和战斗法国的巨大损失，好在法国的抵抗运动很快就不用孤军奋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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