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思想

第十二章　扬雄的思想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8年。

据《汉书·扬雄传》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由此可见扬雄的为人品格，为学宗向。他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却好学深思，读圣哲之书，尤好辞赋。

汉成帝时，有人向朝廷推荐扬雄说:“雄文似相如，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辞曰:“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号，同符三皇，录功五帝，恤胤锡羡，拓迹开统。于是乃命群僚，历吉日，协灵辰，星陈而天行。”初入京师，即受人推荐，而作《甘泉赋》。

汉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对嘲讽者的议论，作了回答。

有人认为，扬雄作《太玄》是为了求名、成名，不然何必要作《太玄》呢?扬雄的回答是:“萧规曹随，留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响若阺愦，唯其人之赡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之时，则凶。夫蔺先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业于金马，票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作《太玄》，并非为了求名、成名，而是为了会时之可为，有功于世，有利于国。为此，扬雄模仿《周易》而作《太玄》。他说:

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五》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之以三策，关之以休咎，之以象类，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知。无主无名，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摛》、《瑩》、《数》、《文》、《》、《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

扬雄的《太玄》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他模仿《周易》而构造一个天、地、人的宇宙演化图式。他在《太玄赋》中说:

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曒曒著乎日月兮，何俗圣之暗烛?岂愒宠以冒灾兮，将噬脐之不及。若飘风不终朝兮，骤雨不终日。雷隐隐而辄息兮，火犹炽而速灭。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极?

扬雄从《周易》和《老子》的思想中吸取营养、智慧，构建自己的世界观。然而，由于他思想的种种矛盾，从而造成《太玄》“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的情况，这便是扬雄《太玄》的失败之处。

扬雄认为经莫大于《周易》，故模仿《周易》而作《太玄》;而传莫大于《论语》，故拟之而作《法言》。关于作《法言》的具体原因，扬雄说: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这是扬雄著《法言》的原因。与《太玄》的艰深难懂相比，《法言》则是通俗易懂。

扬雄三十多岁，自成都游京师，在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门下作门下史，王音奇其文雅，向成帝推荐，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左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王莽篡位时，扬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收扬雄，扬雄深恐自己不能幸免，而从阁上跳下，几乎摔死。扬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扬雄“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侯芭为起坟，丧之三年”。^[1]扬雄虽为大夫，但“三世不徙官”，政治上不得意，不受重用;虽与王莽同朝为官，但王莽篡位后，却不趋炎附势，清贫自苦，“恬于势利乃如是”。他一生志在文学创作、学术思想研究。他能吸纳各家思想要义，而归根于儒家，故尊崇儒家。他说: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2]

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圣人之材，天地也。^[3]

扬雄所尊崇的为人、为学的样板，则是儒家“圣人之材”、“圣人之学”。所以他说: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4]

在扬雄看来，儒家圣人能通天、地、人，并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所以是崇高而伟大的。从政治伦理上说，先秦各家思想都不足取，只有儒家学说可取，而选取、判断的标准，则是圣人之言。他说: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人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5]

众人争论，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究竟应当以谁的言论为判定的标准呢?扬雄认为，如同万物陈杂，以天为标准一样，众说纷纭，应以圣人的言论为标准。圣人在世，与圣人并立于世，应视圣人之言以正众人之言;圣人不在世，在圣人之后，应以圣人之书以正众人之言。因为圣人之书是不亡的，所以不怕看不到圣人，其统一标准是永存的。扬雄指出，自孔子以来，尽管“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参差不齐”，但都“一概诸圣”^[6]，一切都以圣人之言、之道而齐之、平之，即以圣人之言作为决定是非、好坏的标准。因为圣人之心常而存，所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故能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他说:

学者审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7]

学者审定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圣人之言。由于扬雄等人此论，汉代以后，的确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既抹杀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