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想

第二节　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想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和宋明理学的衰颓及其“空虚之弊”的暴露，中国出现了一股反对空谈性理、主张面对现实的强劲的实学思潮。这股实学思潮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冲破道学的樊篱，解放思想，发扬理性，经世致用，治国救民。这股强大的思潮发端于明清之际。“时势造英雄”、“天崩地裂”的时代造就了一批志在扭转乾坤的英才，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创造了巨大的思想文化财富。

一、启蒙思想家的基本教育主张

（一）启蒙教育思潮简介

在经济背景上，明代中期以后，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经济基础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地主阶级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思考现实的社会问题。在政治背景上，明封建的生产关系开始腐败，土地高度集中，人民困苦不堪，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同时，汉满民族矛盾也在不断激化。^[12]人们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都归于理学的空疏无用，因而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文化背景上，早期启蒙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儒学经世致用思想，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传统，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同时，由于科学进步和西学东渐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及清朝初期中国出现了一批自然科学家及著作，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都为启蒙思想家产生“经世致用”的思想创造了基础。

（二）启蒙思想家的基本教育主张

1.早期启蒙思想家明确提出了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的教育目的，不仅能够明道，而且能够救世，“仁义与事功合一”，“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2.早期启蒙思想家都提倡“实学”，批判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脱离实际，认为教育的内容必须注重实际，学习实用的东西，如礼、乐、兵、农、医等。

3.早期启蒙思想家都注重“践行”的教育方法，认为知识不只来源于书本，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客观事物，来源于社会实践。“行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

二、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号薑斋，字而农，湖南衡阳人，自称船山老学，后人称之船山先生。著作现存《船山遗书》，其中较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与教育有关的论著主要有《太甲二》、《说命中二》、《书院》、《学记》等。

（一）教育的作用

王夫之认为人性是生理，生理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人性也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之中。他认为人性是天然的理性，是发展的潜在力量，是发展的可能性。教育对人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善成性，二是改变因“失教”而形成的“恶习”。同时认为教育对国家的作用也很重要，“谋国者”要想“安天下”，当以“文教为重”，把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王者之治天下，不外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13]。

（二）道德教育

王夫之反对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道德观，主张“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提倡不以一人之私而废天下之公，实行民主。王夫之的这种道德教育观适应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王夫之提出了很多有用的见解，首先是要立志，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取决于志向是否远大和坚定，强调教师必须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志向；其次，王夫之认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学生的自觉，要能“自勉”，要有“自修之心”；最后，道德修养不能仅停留在意识里，要付诸实际行动。

（三）教学方法

王夫之认为，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在教学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要善于引导和教学；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自觉自悟十分重要。王夫之揭示了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认为除了道德修养方面的三种方法也适用于学习之外，还有以下几点主张：

第一，在知行观问题上，王夫之既不同意朱熹的“知先行后”，也反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提出“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的主张。认为知识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

第二，王夫之认为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学”，一是“思”。“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持己之聪明，而一惟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于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14]。学与思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两者不可偏废。

第三，王夫之认为事和理都有序，因而教学要有序，即“施之有序”，并提出教学的五个步骤：第一步是教学粗小的事，如洒扫应对；第二步是教学粗小的理；第三步是教学精大的事，如修齐治平等；第四步是教学精大的理；第五步是将大小粗精之理综合教学，通过这五个步骤就可达到教学目的。

第四，王夫之认为学生是存在着个性差异的，教育应当顺应学生的个性施教，偏高或偏低都会影响教学效果。教师平时应考察学生的品质和志向，观察学生的行为，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施教。“君子之教因人而进之，有不齐不训焉”。

三、颜元的教育思想

颜元（公元1635—1704年），清初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省（今河北省）保定府博野县北杨村人。毕生从事教育活动。62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一百多人。高足李恭（公元1650—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主要代表作是《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其中较集中论述教育的有《总论诸儒讲学》、《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性理评》、《漳南书院记》等。他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教育，极力提倡“实学”和“实用”的教育，其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革新的作用。颜元生活的时代正值明末清初之际，明王朝的灭亡，满人入主中原，建立以满人为核心的政权，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引发出对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进行历史性反思的潮流，形成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而颜元正是实学思潮中较突出的代表者之一。^[15]

（一）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宋明之际，程朱理学取得学术上的统治地位，但学术风气日坏。颜元尖锐地批判程朱理学、八股举业培养出来的尽是些“白面书生”、无用学究，整天伏案背诵《四书》、《五经》，揣摩八股教条，只会静坐空谈心性，毫不关心国家兴亡，只知谋取功名利禄，毫无“利济苍生”，以谋事功的才能。颜元认为，培养人才应密切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政治需要，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学为君相百职”“为天地造实绩”，解决社会、政治、经济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人”。颜元还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而那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实学，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反而会引学者入歧途，贻误人才。

（二）教育内容

颜元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是以反传统、反教条、反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文字教育的战斗姿态出现的。为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出了“真学”、“实学”的主张。其特点是崇“实”而卑“虚”，与传统教育，特别是与程朱理学教育，针锋相对，“彼以其虚，我以其实”，以“实”代“虚”，以有用代无用。颜元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学术便是“真学”、“实学”，所以大力提倡当时的“六府”、“三事”、“三物”。这里所说的“六府”、“三事”，即《尚书·大禹谟》所说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礼·大司徒》所说的“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颜元看来，“三物”与“三事”是异名同实。“三物”之中，又以“六艺”为根本，“六德”、“六行”分别是“六艺”的作用和体现。所以，颜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在于强调“六艺”教育。颜元提倡的教育内容，不仅同理学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无论是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六艺”教育。除了经史礼乐等知识以外，还把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正式列进教学内容，并且实行分科设教，这在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的，已经蕴涵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

（三）教学方法

颜元认为，教学方法要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相适应，主张通过习行实践培养有用人才，反对程朱学派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提出“习动”和“习性”的教学方法。“习”就是练习，即通过练习以掌握和巩固知识和技能的一种认识和实践过程。“习”的过程以“行动”为中心原则，但具体实践中，“动”和“行”又有不同的侧重。要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必须通过自己亲身的“习行”，“躬行而实践之”，求诸客观的实际事物，强调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唯有如此，学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不和自己的躬行实践相结合的知识是无用的。

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其主张“见理于事，因行得知”，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只有接触事物，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家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从静坐讲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一是由于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终日兀坐书房中，影响健康。为了改变理学家把道全看在书上，把学全看在读和讲上的教学方法，颜元大力提倡“习行”教学法。具体如下：

1.因材施教

颜元肯定“人各有禀赋之分”，因而倡导教要“随人随分尽道”。他说：“学乃随人随分可尽，无论贵贱贫富、老幼男女、智愚聋替，只随分尽道便是学。”^[16]他在强调各尽个性之所长的同时，主张补救个性之所短。但当他把因材施教方法用于实践时，把人们质性、心态、才力的不同，简单地归结为“聪明”和“愚蒙”，因材施教实际上变成了因“聪明人”、“愚蒙人”施教，有一定的局限性。

2.循序渐进

颜元说：“吾愿有志者，先其粗，慎其小，学得一端亦可。”^[17]有志于学者，要先从粗和小着手，先学个一端，进而，再学那精和大，学得个全面。他认为，学者应“学为圣人”，而圣人是由庸人变的。庸人要变为圣人，首先当然要立志做圣人，下了决心后就要“肯做工夫”，因为“圣人是肯做工夫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圣人”^[18]。做工夫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不要企求暇等，不论是“尊德性”还是“道问学”，都必须由下及上，由粗及精。

3.主张全面发展

颜元认为：“兵学才武，圣教之所先，经世之大务。”^[19]据此，他要求学生做到全面发展，要求学校既教文又教武，指出：“一学校也，教文即以教武”^[20]，认为“上下粗精皆尽力求全，是谓圣学之极致”^[21]。颜元特别重视礼、乐两门课，“礼，序此五伦者也”^[22]，是头等重要的课程。颜元的道德教育，从内容上讲包括参加农业劳动，因为艰苦的劳动可以克制淫邪恶念的产生。关于体育，颜元反对宋儒重文轻武的做法。强调体育，引导学生锻炼身体，射箭、骑马、驾车等军体科固然具有体育锻炼的作用；即便是以德育为主要目的的礼乐等科目，同样具有增强体质的效果。关于技能，颜元专设“艺能”一斋，教授水、火、工、象数等科。

4.主张培养专才

颜元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同时也要求学生有所专长。“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是谓圣学之极致矣！不及此者，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如六艺不能兼，终身止精一艺可也。如一艺不能全，数人共学一艺，如习礼者，某婚礼，某丧礼，某宗庙，某会同，亦可也”^[23]，治国安邦需要专才，应是大量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

总之，颜元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传统教育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教育，创立了实学教育思想体系。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但他强调培养实才实德之士，提出拓展教育内容，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都包括进来，提倡要实际、躬行实践的“习”的教学方法，都是中国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新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新的市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