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的思想

1.战败的思想

战争的伤痕

日军在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下败北。从1944年（昭和19年）夏季开始，空袭已殃及日本本土。因未抓住投降之机，冲绳等地事态严峻，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随后获知苏联参战的消息；终于，日本决定在护持国体的惟一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宣言；8月15日，天皇通过广播向全体国民宣告投降。9月2日在投降文书上签了字。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终结。“满洲国”和“中华民国”（汪精卫政权）伴随着日本的投降而倒台，台湾回归中国的版图，朝鲜获得了解放。日本的进攻和败北，也引发了亚洲各地域殖民地体制的崩溃，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皆由抗日武装斗争转入了独立战争。虽然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以1948年为分界，印度、巴基斯坦及东南亚诸国，陆陆续续地获得了独立。

战争结束，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包括普通民众，日本的死亡人数或去向不明者约有250万人。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仅死者就有约1 800万人。不难推定，包括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大约每30人就有一位死难者。

在联合国军的占领下，日本冲绳和奄美群岛置于美国军政控制下。占领军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语，于是美国“太平洋战争”的说法开始流通。1946年至1948年，在东京施行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战争的决策者们受到处罚。东京审判与德国的纽伦堡审判一样，审判战争犯罪的规格发生了大幅变化，开始追究“破坏和平罪”和“人道性犯罪”，且个人成为处刑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战争的形式乃至战争犯罪的处罚方式，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争的后遗症不胜枚举，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尤其悲惨；“外地（国外）”的撤离者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由中国东北、北朝鲜等地撤离者，大约有57.5万人的残兵败将、官员和眷属被迁移到苏联，强制从事劳动改造。在美国，有些人仅仅因为是日本人，就被当作战俘来对待。战后，关东军七三一石井特种部队进行的活体实验公诸于世，尚有许多类似的、明显而严重的战争犯罪。

伴随着美苏对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美军占领政策的方向发生变化，日本成为东亚反共的桥头堡，获得了复兴和重新武装的机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此为契机，1951年9月签定了旧金山条约（联合国与日本的和约）。然而和约没有邀请中国参加，美国又保留了军事基地，为此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拒绝签字。1956年12月，日苏邦交正常化的交涉进入日程，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努力亦得以实现。1965年签定日韩基本条约；1972年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共同声明。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残留孤儿”问题浮出水面。此外1991年夏，以韩国为中心，原从军慰安妇——日军性奴隶问题亦浮上水面，引起了国际性关注。日军和战时体制在日本内外犯下的恶行，即便在战败60余年以后的今天，仍不断引起人们的反思。

象征主义天皇制与和平宪法

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披露说，昭和天皇曾经要求惩办自己。然而，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却认为，基于日本恢复秩序与社会安定之考虑，天皇制和昭和天皇的继续存在有益无害。退位论也曾甚嚣尘上。但1946年元旦天皇发布了“人间宣言”，声称要以明治天皇的“五条御誓文”为基础，开始日本的民主主义运动。这意味着，昭和天皇欲否定战争时期的“现人神”思想，重返明治建国精神。实际上，“人间天皇”的发布正是一个重建近代国家的宣言。

币原内阁由GHQ获得修改宪法的指示，1946年1月提出了一个草案。但GHQ认为那个提案对于日本的民主化不相适宜，便拿出另外一个草案（麦克阿瑟草案），并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表决通过。日本政府审议了这个草案，略加修正，于1946年11月3日公诸于世（1947年5月3日实施）。新宪法的基本特征是，对外的和平主义（放弃战争和武装力量）与对内的民主政治（国民主权和尊重基本人权）。作为波茨坦宣言承诺条件的国体护持，虽曾有过天皇制废止论和天皇机关说等论争，最终则仅仅采纳一种礼仪上的功用（象征天皇制），以天皇为国民统合的象征。

1946年，津田左右吉发表了论作《建国事情与万世一系思想》（《世界》4月号），支持象征天皇制。和辻哲郎也在《就国体变更论求教于佐佐木博士》（1947年）和《国民统合的象征》（1948年）等论作中，强调了如下历史性事实——“在明治以前的很长时间，天皇并非握有统治权的总揽者”；倘溯至藤原政权时代，“也只有短期的例外，（天皇）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并非真正的当权者。

在昭和战争前期，针对天皇与权力结合的皇国思想，西田几多郎也在其《日本文化问题》中论述了和平主义天皇制，其理论令战后的象征天皇制有了“合理化”的理论依据。毋宁说，殁于战败前夕的西田几多郎在其晚年的最后一篇论文《国体》（1944年）中，似对这样的国家道路已有预感。西田晚年曾被唤至军部中枢陈述意见，年轻时代又与近卫文麿有过交往，而这些皆非其“国体”理论之依据。

宪法九条的放弃战争，是日本引以为荣的国家政策，它向世界表明了日本建设民主主义的决心，也是告诫国民时刻警惕重新武装的思想营寨。就是说，日本已经出现了遵循和平宪法的国民主义。进而言之，宪法九条也获得日本国内外追求绝对和平的、国际普遍主义立场的支持。

1954年（昭和29年），之前的保安队改编为陆上自卫队，警备队改为海上自卫队，新建了航空自卫队，统称自卫队（JapanDefenceForce）。以宪法九条为根据，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那是违宪；相反也出现了“宪法修订”论。在两种主张内斗的狭窄夹缝中，则出现了有关宪法解释的争论——有观点认为日本“并未放弃自卫权”，基于这种观点，宪法虽规定自卫队“不是战斗力量”，但其活动和战斗力却得到不断强化，日美安保条约的每一次实质性强化，皆令日本、美军具有了更加密切的连带作战行动能力。

生存是全部的意义

战败带来了秩序的崩溃和穷乏。当战时的“灭己奉公”和“落樱（牺牲）思想”剥落之后，赤裸裸剖露出来的便是废墟、黑市之类的生存本能。坂口安吾的《堕落论》（1946年）面对那样的世态，这样呼唤道，“人活着，人堕落。除此之外并无拯救人类的便利近道”。石川淳《废墟中的耶酥》（1946年）则描写了战后充满活力的黑市，在那种无秩序的市场中，出现了衣衫褴褛、满身脓包的救世主耶酥的幻影。然而，这样的幻想空间却在官宪的命令下烟消云散，仿佛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

当然也有人在思考从零开始。武田泰淳《蝮蛇的后裔》（1947年）中的主人公，即于小说开篇这样嘟囔道：

“也许生存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难事……总之大家都这样活着，管它什么战争的失败和国家的灭亡，活着才是确切无误的事实。”

武田化解了人们的一个心结——战争失败，国家灭亡，并不证明失去了生存的理由，总之他找回了人们的生存实感。于是在上海，一个除自身的肉体外失去一切凭依的日本人，迈出了由零开始的生命的第一步。

这或许是“民族生命”观念的回归，“生命”的确是为个人自身所拥有。这里包含着某种基于怀疑的再生思想。金子光晴在诗集《人类悲剧》（1952年）序文中记述道：“我希望确认的是我，我的手指、指甲，果真是我的手指和指甲么？”

福永武彦的《风土》（1952年）是一部长篇小说，围绕着艺术和日本的风土性，作品以战时、战后为背景，表现了不同时代人物的爱、绝望和孤独。作中的一位女性把疼爱女儿作为生存之意义，但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却表达了如下不满：

“可是，活着，应当是为自己而活着，我是为当下的自己而活着。那才是真正的生存方式……我不知道，活着究竟是怎样一个状态？但我仍旧是活着……我如今体验着悲伤、体验着痛苦，因此我也更加确切地感知了生命，会活得更好。”

就这样，日本人开始了自我实现和探询自我的旅程。

“停战”的逻辑

实际上，自然而然地使用“战败”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此之前，具有压倒性使用率的是“停战”（日语是“终战”）。

我和我的一些同人则有意使用了“战败”一语。从微妙的语感上讲，“停战”一语包含着“败而不服”的意蕴；更加重要的是没有考虑支撑后方的每一位国民的感受与态度。在德国战后的反战运动影响下，日本也开展了一个普及性运动——追问后方广大女性的感受和态度。那么之前为何喜好“停战”的说法呢？

我们知道，有一些小说描写的是战场上的懦夫，他们感觉自己的生命最为重要，总想作逃兵。梅崎春生的《樱岛》（1946年）描写的便是战争末期极限状况下的特殊心理，一跃而为“战后派”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小说《落日》（1947年）以战场为舞台，主人公预想并自问，部队即将被全歼，自己为何还要留在部队中？答案如下：

“我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冷酷的现实——活着还是被人杀死？不是善也不是恶。所谓真实仅此而已。这是来自内心的呼唤，是活命的希求。为自己活着是惟一的真实。其余的行动皆为感伤。”

十余年前山本有三的小说《路傍石》（1937年）曾写到主人公吾一少年及其朋友，他们鼓足勇气悬挂于铁桥之下。在他们的记忆中，小时侯电影中看到这种镜头时，吓得够呛。火车停下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后来，高等小学校的班主任老师这样训导吾一说：

“人生不是死亡，而是生存。在未来的日子里最重要的是活下去。必须主动地使自己活下去。个人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人生只有一次，倘若不能真切地活着，人就失去了生而为人的意义。”

面对“民族生命”一体化的民族主义风暴，述及对个人生命的尊重惟有遭遇抵抗。然而，正像《落日》中逃兵所表现的，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是，难道真可以抛弃善恶乃至一切道德精神么？因为“灭己奉公”之大义名分的幻影中，逃离战争与另一种自私自利、个人至上的态度仅有一纸之隔。

而这一纸之差异，战时遭受人们的怨恨，战后则成为人们责难的对象。在战后描写军队生活的小说中，不妨说必定要描写到一类媚上欺下的下等士官。关东军在撤离中国和朝鲜半岛时，没有对民间人士提供保护，为此受到了愤怒的谴责。处理战败事务的内阁总理东久迩稔彦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一亿总忏悔”，日后招来民众的反感与驳斥。

他继而说到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国民“在严酷的束缚下无所作为”。战败之后一个通行的论调是，战争的失败乃因军部和“官僚的自以为是与腐败”。对于那些巧妙玩弄“一纸之隔”差别游戏的人，批评者认为挑起战争的是军部和官僚首脑，主张一般民众也是“战争的牺牲者”，因而别开那“一亿总忏悔”之类的玩笑。对我等而言，不是什么“战败”而是“停战”。因此毋宁说，喜欢“停战”而回避“战败”基于前述心情，与回避屈辱感之类的心理并无太大关联。

负疚的擦拭

这里，还想引用梅崎春生的另一部短篇小说《蚬（瓣腮类软体动物）》（1947年）。在战败后满员列车的接口处，一个男人被挤下车去。乘客们没有同情也没有担心，却在大声地哄笑。言及于此的乘客坦白说，当时的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日本人幸福的总量是有极限的。一个人幸福了，相应就会有另一人不幸。我们与其祈愿自己的幸福，莫如祈愿他人之不幸；与其空谈并不存在的幸福，莫如先将身边的他人推向不幸。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活下去。浅薄的善意和侠义心见鬼去吧。我等是生物，活着便是最高的追求，其他的念想皆为感伤。”

人物确信自己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他必将抛弃的是怎样的“其他念想”呢？是对于他者的同情、对于祖国的热爱乃至人类之爱……对不起！许许多多的人死了，惟有自己活了下来。说是从零出发，实际上许多人是从负数出发——因为这里残留着太多肉体与心灵的伤痕。

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过去感觉憋屈，他们没有能够阻止侵略战争的爆发，许多同辈人死于战场，他们却在总力战体制的协力中活了下来。他们被称作“战中派”，怀有负疚的感情且谋求新的人生。然而他们又姿态各异，令战后思想发生了种种扭曲。

占领了日本的联合国军推行间接统治的政策。占领军和政府谋求秩序的恢复。当然在联合国军的指挥下，政府和官僚闻风而动。服从于更高权力且对下属颐指气使的日本人，与战时并无太大的变化，尤其是在面对年轻人和下层民众时。

国民主义建设

战后新秩序的恢复伴随着朝鲜战争，日本在美军的指挥下开始重整军备。为此起用了旧军人和旧官僚，“倒行逆施”一语开始流行。然而，这断然是日本的一个战略——置身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在与美国的协调中提高日本的国力。以赤尾敏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尽管不是发自内心，却也表明了“亲美”的立场。

有人认为，重振日本是自下而上地重新构建近代式的国民国家，他们同时表明，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面对权力摇头摆尾的日本人形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东京大学法学部副教授丸山真男，他主张摆脱战时的“超国家主义”，重构新的“近代化”即“国民主义”，他的观点受到诸多年轻知识分子的欢迎。

当时，丸山真男常常使用“棒棒（战后日本出现的野妓或吉普女郎）根性”一语。这里借喻的是当时招摇过市的女郎们，她们在美军士兵身上赚取生活费和其他好处。丸山真男诘难的是某类人群，对他们而言只是换了主人而已，仍旧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中国文学学者竹内好则将此斥之为“奴隶根性”。丸山真男和竹内好都对自己的战时表现做出了反省，战时，他们自己也未能保持一贯的主体性。他们认为，主体性或自主性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是重新出发的基点。他们认为战前的天皇制象征了丧失主体性行动责任的精神风土或“无责任体制”，这种思想在希冀重建民主主义的国民中间颇具影响力。

这种思想潮流作用于一些文艺批评家，他们也以战争中是否进行了抵抗的图式，来追究战争之责任。他们批评了战争时期的种种旁观者态度——有些是并不赞同总力战体制的懒汉，有些则是日本国内的逃亡者。

无可否认的是，有些人战时协助过近卫文麿内阁，有些人以亚洲人民联合思想为基础却又同时赞同日本与西欧帝国主义的战争，有些人则对战争采取消极的不协作态度。其实所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在某种形式上成为支撑战争体制的一员。有趣的事，近卫文麿内阁与军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且为军国主义的发展设置了障碍。说来说去，前述态度皆为“总力战”思想的翻版。美国的焦土战战术和原子弹投放，才是所谓的“至理名言”。

在或抵抗、或协力的两分法争论益趋激烈时，人们对共产党的少数干部充满敬意——他们被抓进了监狱却仍旧坚守着共产主义。在劳工运动的高涨期，共产党的人气最旺。

日本的后进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是以美苏对立为基础的，双方各持核武器对峙，开展生产力高低的较量和科学技术的竞争，竞相发射人造卫星或送人上月球。相应战后的日本思想，体制一方采取的战略是与美国捆在一上进心恢复日本的国家主权。反体制一方的势力则是推动反美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且与期望建设新“国民主义”的进步派知识分子保持一定的距离。战后的日本思想，正是在某种协调与矛盾之中展开的。亦即，在新的国际关系中开展了不同道路的争论——以何种方式重建日本的近代国民主义。

战败之初，日本共产党将联合国军定位为摆脱战争体制的国民解放军；不久又在苏联国际性反美民族主义战略的影响下转变了立场和战略，改为遵循共产国际1932年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在强调民族独立的主张时，打倒天皇制退为了后景。

战后的日本共产党像人民阵线一样扩大党的影响力。为此，路线对立之类的党内斗争愈演愈烈。1950年，出现了暴力推进反美民族斗争的主流派（感觉派），同时有遵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和平推进民主主义的国际派。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不断有人被清除出党。党内分歧的确益趋严重，有人主张在推进运动的同时协调民主主义势力，有人主张强化阶级斗争并在近代主义者的立场上置疑丸山真男的观点。

1932年的共产国际纲领，将日本定位为（半）封建制国家。同类标准下刊出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堪称惟一的、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分析论著。“劳农派”批判日本处在垄断资本阶段，论争中却败下阵来。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与日本共产党的观点并不一致，却同样将日本的后进性与天皇制联系在一起。

占领军也强调日本的后进国性质。美英政治家，常常采取的是欧洲文明中心主义和蔑视亚洲的姿态。如所周知，麦克阿瑟将日本比喻为12岁孩童。那也意味着，日本人心中将彻底植入败北感。占领军认为，发自象形文字的汉字正是后进性的象征，便要求与文部省协作奖掖罗马字学习。这与明治时期的洋学派如出一辙。

1946年，美国人类文化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日译本1948年出版）问世。实际上，此乃作者战时所做的日本文化分析。这部论作运用诸要素组合而为文化类型的分析方法，指出“菊”（皇室）与“刀”（武士）所象征的日本文化的矛盾两面性。同时强调日本文化的根底里有“恩”与“义理”等，因而并非上下关系中摧毁人心的文化或基于各自良心的“赎罪文化”，而具有面对他者、注重体面的“荣耻文化”之特征。该论著的分析以基督教道德为基准，忽视了佛教的“原罪”。如所周知，重视人际关系和体面并非日本独有的特征。论著亦与某种思想密切相关——认为日本的战前尚属封建制社会。不妨说时过未久，又形成了新的、激烈争论的土壤——将日本社会的特征论证为“纵向社会”或尊重“关系”的社会。

真正的爱国

战后日本现代化的再出发路线，在其内部包蕴着形形色色不同的倾向。这种差异，也表现在日本思想文化的重新评价中。丸山真男等进步派知识分子重新认定了福泽谕吉的思想和自由民权运动，认为那是“健全的民族主义”，是与明治时期的国家主义相对抗的。相对于此，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则力主重建“国民文学”，礼赞民众的传统文化，致力于民间传说和民众艺能的重新评价。此间木下顺二的话剧《夕鹤》（1949年）等公演，备受欢迎。

当然也有种种相反的动向，与前述大的潮流相悖。例如，吉田满欲发表手记作品《战舰大和的沉没》，受阻于GHQ的审查机关。吉田满属学徒动员一代，曾编入大和战舰。战舰在冲绳海战的出击中被击沉，作者却由舰上生还。其手记完全版的刊行是在1952年（昭和27年）。手记接着记述了吉田后来信奉天主教，产生了败北的预感且意识到战争之无谓，他寄希望于祖国的将来。手记亦记录了决意赴死的“学徒动员一代”的真实心境。

对此，非难之声不绝于耳，认为刊行战记作品会勾出战时的思想亡灵。正确的方向是对于战争的反省，描写热爱和平的日本人形象。75名战死学生的遗稿集《海神的呼唤》（1949年）之类作品刊出，则表现许多人虽有反战意念，却在强权的逼迫下无奈地走向战场。《海神的呼唤》全文刊行于1995年。

便于理解的二分法通行于世，要么协力要么抵抗，要么好战要么爱好和平。无论是致力于新的国民主义建设的进步知识分子，还是高举民族民主革命大旗的左翼势力，都会异口同声地论及反对国家主义的“真正爱国”。因此，长期存在的一个思想倾向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愚蠢的梦幻，趋向战争的国内体制便是“法西斯”。

相反，竹内好等人的理论则是“协力与抵抗仅有一纸之隔”。竹内好的发言肯定了亚洲民族斗争，进而言及抵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之意义。

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一个新的时代，更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不断划出新的国境线。为了方便承认这些新的独立国家，联合国制订了新的计划。于是，20世纪50年代陆续独立的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发生了高涨的历史性复权的民族主义运动，且具有相互声援的趋向。相对于美苏两大阵营，出现“第三世界”称谓，也许这相当于某种第四称谓——贵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日本的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赞同这种观点的趋向。

在重新审视日本文化传统时，发挥异样作用的是花田清辉。在昭和战争前期对中世“日本传统性”象征美学充满关心的时期，他尤为关心的是西欧的文艺复兴。他以日本中世的视点观察文艺复兴，且由这种战时的姿态创作了《复兴期的精神》（1946年）。在面对凸现战前日本后进性的路线时，他则强调“以前近代性为否定性媒介的超越近代”，在此命题下展开其活动。

又如，中村真一郎否定一切民族主义，肯定追求绝对和平主义的罗曼·罗兰体现的国际性普遍主义立场，且勉强超越了战时状况。他在平安朝的贵族文化中，发现了日本与大陆文化之融合。然而在左翼民族主义眼中，那却是一种贵族主义或观念性的乐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