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与储蓄率

Bloom，Canning和Sevilla^[52]认为，人口转变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导致储蓄率上升。本节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人口转变对储蓄率的影响。

（一）第一人口红利是资本的红利

目前，大部分关于人口转变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实际上集中于对第一人口红利的分析。例如，王德文等^[53]实证分析的结论为，1982—2002年，我国总抚养比变化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6．0%，老年抚养比上升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0．9%。王金营和杨磊^[54]的研究表明，在1978—2007年期间，我国少儿负担每下降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老年负担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

从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55]对第一人口红利的界定可以看出，第一人口红利来自人口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一定时期内的上升。人口转变初期高生育率阶段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以后会引起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阶段劳动力供给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等其他生产要素显得过剩，从而使劳动力成本处于很低的水平。因此，这一阶段的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也会相应很低。根据刘伟^[56]的分析，1978以来，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8年时为15．61%，1995年时为13．54%，到2000年的时候下降到10．87%。然而，居民储蓄率并没有出现上升的趋势。根据徐升艳等^[57]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资金流量表分析，1992—2007年期间，我国的居民储蓄率逐渐下降，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逐渐上升。政府储蓄的增幅相对较小，企业储蓄的增幅较大。

由此可见，第一人口红利主要被资本所有者获取，主要体现为资本的红利。正如刘福垣^[58]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第一人口红利所对应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是经济发展必经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并不值得留恋，也不是越长越好的战略机遇期。

（二）第二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59]对第二人口红利的界定，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者人均资本增加和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强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但他们同时指出，第二人口红利不是自动形成的，因为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为养老而储蓄。政府的退休储蓄计划则可以强制性规定人们进行养老储蓄。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也可能限制人们的投资机会。

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必然会导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第二人口红利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新动力。为了充分发挥第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一方面应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促进人们进行养老储蓄，另一方面要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为个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