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口变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浙江人口变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_2010浙江省人口普查重点课题及优秀论文集

浙江人口变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一、序言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指出，“人口是个大战略”。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包括浙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在“十二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的一个阶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则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人口变动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对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进行一系列调整，这些都与作为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人口的变动密切相关。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口变动包括劳动力变动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浙江经济在全国领先增长的优势逐渐减弱，资源要素环境的制约日益显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增强浙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浙江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质上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让人口和劳动力特别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在浙江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课题试图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特别是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统计资料，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深入研究浙江经济发展中的人口与就业问题，描述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数量变动、人力资本积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揭示原有经济发展方式导致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和被粗放利用、就业结构不合理、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省外低端劳动力大量拥入、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等问题，指出未来人口因素和人口条件变化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进而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给浙江人口与就业带来的影响作出展望，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人口政策与就业政策的相应建议。这对于更好地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的浙江人口与就业问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就业结构，进而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二）研究思路和章节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是，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对于浙江人口与劳动就业的变动、配置、利用程度、效率、收益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系统分析和研究，力求深入挖掘浙江人口普查的资料，在揭示浙江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互动关系、相互影响、作用机制和实现途径，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等方面有所创新，为有关部门深入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的浙江人口与就业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解决人口与就业问题的紧迫性、重要性，以及采取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人口与就业政策措施，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课题的章节内容是:第一部分提出选题的依据和意义，以及研究思路和内容。第二部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特征，揭示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三部分分析原有经济发展方式，即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第二产业带动型、粗放增长型的发展方式对人口变动、劳动力利用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及其带来的问题和矛盾。第四部分阐述未来人口因素和人口条件变化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揭示过度依赖物质资本、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必须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五部分是浙江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互动关系和影响的研究，重点分析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调整与人口变动、劳动力配置、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互动影响。第六部分提出基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人口和劳动力方面的对策建议。

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方式及其因素分析

（一）浙江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为了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需要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有个基本的认识和判断。经济发展方式是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演化和深化过来的。就经济增长方式而言，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粗放增长）；一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叫做内涵增长（集约增长）。”^[1]而测度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为TFP）的提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状况，则可以判断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还是集约，即判断经济增长中，究竟是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份额大，还是生产要素投入的贡献份额大。为此，本节力求通过生产函数模型，对浙江全要素生产率作出相对科学、准确的估算，以此分析资本、劳动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并对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客观的判断。

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要采用增长核算法、指数法和生产前沿法等，每种方法的假设条件、样本数据类型以及适用条件、分解分析状况都有所不同。基于本节研究目的是测度较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状况，从而判断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特征，因此选用了增长核算法中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公式如下:

Y＝AKαLβ

式中，Y表示产出，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TFP），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份额，并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即α＋β＝1。

为方便计算，将等式两边取对数后得到线性模型并微分，函数转变成了增长率的形式:

ΔY＝ΔA＋αΔK＋βΔL＝ΔA＋αΔK＋（1-α）ΔL

式中，ΔY是产出的年增长率，ΔA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ΔK是资本的年增长率，ΔL是劳动力的年增长率。这实际上意味着，产出的年增长率，等于全要素增长率与资本、劳动力加权后的年增长率之和。

对于上述公式，Y取自统计资料中的生产总值（GDP），通过剔除价格变动因素调整为统一的可比价格。L直接采用各年劳动力从业人员。比较麻烦的是资本K的数据，因为没有现存的全社会资本存量的数据，而且已有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数据也是现价计算的，需要扣除价格因素。国内同类研究对K估计，因方法不同存在较大差异，本课题采用了相对科学的永续盘存法，即:

Kt＝K_t-1（1-δ）＋I_t/P_t

式中，Kt和Kt-1分别表示第t年和第t-1年的固定资产存量，δ表示固定资产折旧率，I_t表示第t年固定资产投资数，P_t表示第t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在这里，假定折旧率为5%。由于1993年之前没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我们参考当时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数据加以估算。对于改革开放期初（1978年）固定资产存量数的估算，根据郭庆旺、贾俊雪的研究成果，1978年全国资本存量为3837亿元，^[2]而1953—1978年浙江省国有单位投资仅占全国的1.5%，^[3]考虑到浙江历来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以及20世纪70年代工业发展较快但其投资未计入国有投资等因素，如果以占全国2%的比例推算，则1978年浙江资本存量约为77亿元。又据统计资料，1978年末浙江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67.8亿元，固定资产净值约为48.2亿元。综合起来分析，我们将1978年浙江资本存量估算值定为80亿元。

接下来就是α和β的取值了。α和β可以由时间序列数据回归计算得到（即函数是非约束性的），也可以由事先经验判断决定（即函数是约束性的）。由于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即α＋β＝1，事先决定是常用的方法。α和β的设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相当重要和敏感，同时，对于转型时期的浙江来说，特别难于选择恰当的数值。在这里，我们借鉴世界银行的做法，采用两种假设数据:一是资本和劳动力的系数α和β分别为0.6和0.4，二是α和β分别为0.4和0.6。^[4]

按照上述模型和数据来源，表2.1列出了根据合理的加权假设测算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数据。它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如果采用α和β分别为0.6和0.4的假设（表2.1中的纵栏A），这30多年及各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是负数，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停滞现象。即使采用有利的加权假设（即α和β分别为0.4和0.6，表2.1中的纵栏B），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是比较缓慢的。

表2.1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计数（年均增长百分比）

资料来源:《浙江60年统计资料汇编》《浙江统计年鉴（2012）》。

（二）增长因素的比较分析

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个工具，我们就能具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增长是怎样实现的，即在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中，资本、劳动力投入增加的贡献占多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又占多少。为此，以表2.1中纵栏B的加权假设为前提，可以整理成表2.2的数据。从表2.2中，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点:

表2.2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表2.1资料整理而成。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的，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增长的特征。1979—2011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7.2%，而同期资本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2.5%，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3%。分阶段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但即使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2001—2011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只有23.3%，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其次，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高。改革开放33年中，资本对浙江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72.5%，其中1979—1990年和1991—2000年两个阶段，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都在75%以上。最近11年资本贡献率有所降低，但仍有62.8%。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的特征，即采取的是一种以高额投资增加来支持经济增长的方式。

再次，不同时期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较大。1979—2011年，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3%。但分阶段看，这一贡献比例变化较大。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年均增长速度的起伏变动。1979—1990年，浙江劳动力从业人员增加约760万人，年均增长3.0%，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15.4%。而到1991—2000年，劳动力从业人员只增加172万人，年均增长率仅为0.7%，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因此下降到2.8%。进入21世纪后的2001—2011年，省外劳动力大量拥入，使劳动力从业人员增加948万人，年均增长2.8%，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恢复到13.9%。

（三）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运用生产函数方法对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一些经济学家如丹尼森（E.Denison）、麦迪逊（A.Maddison）、金森久雄等人，还将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细分为从业人员增加、健康和营养改善、劳动工时变化、年龄和性别结构调整、教育程度提高等。事实上，对于处在人口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浙江来说，更有必要对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决定着人口的经济负担状况。由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浙江人口型式出现了由以往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在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期间，浙江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高的时期。进入新世纪之后，省外年轻人口的大量流入，延缓了浙江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提高了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降低了人口抚养系数。表2.3显示，全省按照国际标准的劳动年龄人口（即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64年的54.58%上升到2010年的77.45%，人口总抚养系数则从83.32%下降到29.11%。^[5]

表2.3　历次人口普查年份浙江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抚养系数

续表

资料来源:历次浙江省人口普查资料。

上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扶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二是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从而支撑资本积累的条件。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

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计量测算，丹尼森等经济学家和威廉姆森等经济史学家都做过考察研究。在国内，王德文、蔡昉、张学辉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口总抚养系数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6]如果按照这一相关系数，1983—2010年期间，浙江人口总抚养系数下降24.88个百分点，可以推动浙江GDP增长速度上升2.86个百分点，对同期GDP增长（年均增长12.9%）贡献率大约为22.2%。

2.人力资本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因素。索洛根据前面的经济增长函数模型和美国1909—1949年的统计资料，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有60%依赖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培训的增长。据舒尔茨的估算，美国1929—1957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又据丹尼森的估算，同期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7]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生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内生化，进一步阐述了人口因素与人力资本积累互为影响的关系。

反映人力资本积累最显性的指标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指标。表2.4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人口普查年份浙江省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数据，从中可以看到，随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浙江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明显提高。2010年与1982年相比，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由0.65%上升到11.56%，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别由7.95%和24.75%上升到14.86%和44.70%，而小学和文盲半文盲比重则分别由41.78%和24.87%下降到25.34%和3.54%。全部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79年，提高到2010年的9.18年。

表2.4　浙江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结构

资料来源:近四次浙江省人口普查资料。

除了正规教育以外，培训和通过“干中学”得到的技术经验及通过示范传授得到的技术诀窍，也是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大力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和高技能人力培养，使劳动者技能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最近十多年全省人力资源人数和其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增长较快。另据统计，近年来“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和素质提升工程”累计培训农民860万人。200多万务农劳动力实现了转移就业。

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据有关学者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在此期间劳动力数量增长和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相当，均为24%。^[8]笔者虽然没有看到浙江省内的相关文献和测算结果，但从钱雪亚等学者对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就业、经济结构演进、城市化的相关分析中不难看出，人力资本对浙江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四）简要的结论

总结起来，本章主要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即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来实现的。从经济学家判别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准，即全要素生产率（TFP）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的大小来衡量，这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始终比较低下，在整个经济增长中起着较小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浙江经济增长延续了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粗放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没有实现。

第二，在浙江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粗放增长的过程中，资本及其积累水平又是至关重要的要素，对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正如刘易斯（Lewis，1954）、罗斯托（Rostow，1960）、哈罗德多马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当然，这种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度而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得益于外部环境，对此我们将在后面作进一步分析。

第三，劳动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又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直接相联系。由于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和人口抚养系数逐年降低的阶段，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又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此外，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浙江企业得以克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第四，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表现在劳动力质量提高即人力资本积累上。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浙江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特别是接受高层次教育的就业人员比例大幅度提高，加上通过技能培训和“干中学”，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和劳动技能有了很大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为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提供了动能，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

三、原有经济发展方式下的人口就业与利用

人口及劳动力变动与经济发展方式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技术进步等多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另一方面，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也直接影响到人口就业的规模、结构、利用效率乃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一）投资拉动型、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对人口就业的影响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采取的是一种以高额资源投入，特别是高额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的方式。2010年与1978年相比，按现价计算，浙江GDP增长223.1倍，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31.8倍。投资率由1978年的18.8%上升到2010年的44.6%。

用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维持了30多年的高增长而没有出现20世纪50年代出现过的严重问题，主要得益于作为中国沿海开放地区的浙江，在对外开放中采用了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内需的不足。全省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0.7%上升到2008年的50.0%。最近十几年来，由于城市化红利、住房市场化红利、加入WTO红利和国际秩序红利，不仅没有改变投资依赖型、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反而强化了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过度追求投资拉动型（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方式，容易导致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利用。马克思很早就发现，资本有机构成对劳动供求关系形成基础性作用。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所有者有一种以资本代替劳动力的内在动力，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成为资本所有者的能动行为。张军（2003）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大量投入和积累使得企业在技术选择上显示了资本替代劳动的偏好，使技术路径偏离了要素禀赋的自然结构，加快了资本的深化过程，劳动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受到排挤。

从浙江情况来看，前面的表2.2显示，浙江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1979—1990年为15.4%，1991—2000年降至2.8%，2001—2011年虽回升到13.9%，但仍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劳动投入贡献在经济增长中的下降，意味着就业份额的相应下降。

从投资与就业的相关性分析也可以看出（见表3.1），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无论是从业人员与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之比，还是固定资产投资实际每增长1倍创造的新增就业人员数量，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与从业人员增量的相关性均大幅降低。就是说，增加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能吸纳或创造的就业机会呈现出明显减弱的趋势。

表3.1　浙江投资与从业人员增长的比较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2）》。投资增长速度为扣除投资品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速度。

总体上看，尽管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具有排挤劳动力充分利用的倾向，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新增从业人员的绝对规模和增长速度仍然是可观的。全省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1795.0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3674.1万人，增加1879.1万人，增长1.05倍，年均增长2.2%。这33年新增从业人员数量相当于同期新增常住人口的1.1倍，从业人员年均增长速度（2.2%）比同期常住人口年均增长速度（1.1%）高出整整一倍。

这是因为，如同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是用出口需求弥补内需不足一样，在就业方面，也是用出口导向战略弥补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劳动力的排挤。出口导向战略在本质上是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这种战略将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机连接起来，把低劳动成本优势转化为加工优势，以加工优势换取省外及国外资源、市场和利润，既克服了浙江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从业人员较快增长。正是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和战略，浙江不仅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而且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第二产业带动型发展方式对人口就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受指导思想、体制障碍和路径依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浙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带动。1993年，浙江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超过50%，达到51.1%，其中工业占45.5%，之后的将近20年中，这一比重居高不下。2011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51.2%，其中工业占45.4%，与1993年几乎相同。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缓慢，2002年为40.3%，2011年为43.9%，9年间仅提高3.6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个百分点，大大低于1979—2002年间年均上升0.9个百分点的水平。

经济增长过分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工业带动，对人口就业产生如下的影响:

（1）第三产业在吸纳人口就业方面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2011年，全省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34.6%，比2002年的31.6%仅提高3个百分点，比同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43.9%）还低了9.3个百分点。2011年与2002年相比，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366.9万人，只相当于同期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新增数（798.7万人）的45.9%。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lark，1940）对20多个国家三次产业劳动投入和产出的有关统计数据的分析，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第一产业劳动力日渐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则逐渐增加。而且从次序看，第一产业劳动力一般先向第二产业转移，再向第三产业转移。但从浙江实际情况看，尽管第一产业转移出来和新增的劳动力，也不断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但并没有完全遵循先向第二产业、后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次序。全省第二产业劳动力与第三产业劳动力之比，1990年为1.76∶1，2000年缩小到1.22∶1，但到2011年又进一步扩大到1.47∶1。从表3.2也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省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偏离值，均呈明显缩小趋势，唯独第三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偏离值反而呈扩大趋势。这说明，过分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增长方式，导致了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是浙江就业结构失衡的最主要原因。

表3.2　浙江省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偏离度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2）》，王杰主编:《数字变化看浙江》。

（2）就业人员周期波动较大。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在三大产业中，最活跃和波动最大的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它对经济周期影响最大，而农业和服务业的周期波动相对较小。可以这么说，工业波动直接引发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从最近十多年情况也可以看出，1998、2009和2012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减缓，工业下滑十分明显，并带来了就业人员减少、返乡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盲流增多等问题。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浙江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上年减少了27.3万人，而当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还增加了24.6万人；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比上年减少26.9万人，当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也还增加了51.7万人。

（3）省外低端劳动力大量拥入浙江。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工业发展又过分依赖低成本优势和低价格竞争，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末端，走的是一种低档、低价、薄利的发展路子，造成了对低端劳动力的用工需求。而低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又带动了低端服务业的繁荣。在本省劳动力成本上升、年轻人择业观念和要求提高的情况下，对低端劳动力快速增长的需求，只能通过吸收省外外来人员加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外来人口大幅增加的原因。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11月1日浙江常住人口中，省外流入人口为1182.4万人，占21.7%，省外流入常住人口比10年前增加了813.5万人，增长2.2倍。在这些省外流入人口中，15—59岁和其中20—44岁人口比重分别达到89.4%和71.4%；6岁及以上省外流入人口中，初中、小学和未上过学的人口分别占57.1%、26.4%和2.1%，初中及以下人口比重合计为85.6%；省外流入就业人口中，从事第二产业人员和其中的工业从业人员分别占75.7%和67.3%。这充分说明，省外流入人口以低端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工业劳动力为主。而省外外来人口大量拥入浙江，不仅加重了社会管理成本和负担，而且加剧了浙江本已不协调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

（三）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对人口就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换取经济高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且表现在多年来耕地大量减少、各种物质资源包括能源大量消耗，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1979—2007年，浙江耕地面积减少833万亩，相当于2007年实有耕地面积的35%，尽管期间耕地面积增加了471万亩，但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2001—2007年，围垦海涂和开荒面积仅占同期增加数的22%，其余78%有多大水分就难说了。1990年，全省能源消费量和电力消费量分别为2733万吨标准煤和230亿千瓦小时，而2011年，分别增加到17827万吨标准煤和3117亿千瓦小时，分别增长5.5和12.5倍。2011年，全省废水排放总量39.5亿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20434亿立方米，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4268万吨，分别比1990年增长1.8、6.9和4.0倍。

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对人口就业的影响表现在:

（1）劳动力被粗放利用甚至掠夺式利用。一是压低、克扣和拖欠生产一线员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2011年，在浙江省城镇单位19个门类行业中，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和采矿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居倒数前5位。二是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据“浙江省全面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社会保险覆盖率，2006年仅为39.0%，近五年虽然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到2011年也只有76.6%，与“应保尽保”仍有相当差距。在农村的私营企业，社会保障覆盖率则更低。收入最低的农民工，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却因为企业主不愿缴费或个人缺乏缴费能力而无法参加社会保障。三是一些企业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恶劣，安全事故频繁，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时有发生，导致劳资关系紧张，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2）劳动者素质提高还不够快。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而不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必然影响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此外，结合上面的分析，还有两点影响劳动者素质提高:一是省外低端劳动力的大量拥入，影响了全省劳动力文化程度的提高。尽管最近10多年浙江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又是全国第一个基本普及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段十五年教育的省份，但由于省外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流出省外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见表3.3），使得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二是过分依赖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发展，而忽视人力资本占主导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也必然影响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

表3.3　浙江省6岁及以上省外流入人口、流出省外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结构（%）

资料来源:第六次浙江省人口普查资料。

（3）追求技术进步既无动力又无能力。长期以来浙江经济粗放增长的症结在于，各级政府仍然掌控和配置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要素，并且系统性地压低这些资源和要素的价格，向企业提供廉价资金、土地、劳动力、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这种“要素结构的扭曲”，给企业以错误的价格信号，人为增加了对这些资源和要素的需求和粗放利用，使得企业追求技术进步“外无压力，内无动力”。同时，没有劳动者素质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企业也缺乏追求技术进步的实际能力，从而使许多企业陷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使许多出口企业甘愿成为“卖硬苦力”的专业户（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语）。

（四）原有经济发展方式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决定分配。希克斯也曾说过，“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目前浙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多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着主客观多种因素影响。但归根到底，是由原有经济发展方式所决定的。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即资本依赖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方式，其造成的结果是资本和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这两个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本来就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更加低下。在财富创造中，资本和资源占主导或强势地位，那么，在分配格局上，必定是资本和资源所有者分配过多，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所有者分配过少。

这就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企业家）和土地供给者（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2010年与1995年相比，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1.3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1.4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仅分别增长3.4和2.8倍。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0.4%，2010年降低到38.9%。表3.4显示，我国和浙江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明显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水平。欧美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近几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都在50%—57%之间，浙江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比这些国家要低10至近20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中国包括浙江的营业盈余和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则明显比较高，这可以看出政府（财政）和企业家在初次分配中获得了较多的收入份额。考虑到我们在再分配中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明显低于这些国家，劳动者社会保障程度远不如这些国家，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表3.4　主要国家地区GDP初次分配构成（2005—2010年）

注:中国为2005年数据，浙江省为2010年数据。

第二产业带动型发展方式，也是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的重要因素。从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来看，服务业比重越低，劳动者分配份额越低。道理很简单，因为过分依靠大资本和大机器的工业带动发展，必然导致物质资本比重增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有机构成的比率不断提高，即劳动者可获得的收入比重越来越小；而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主要仰仗于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比重越高，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收入分配份额就越高。

（五）简要的结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概括为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发展方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给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利用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

首先，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方式，导致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尽管期间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和战略，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从业人员较快增长，但从本质上说，资本大量投入和积累使得企业在技术选择上显示了资本替代劳动的偏好，使技术路径偏离了要素禀赋的自然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创造劳动岗位的能力越来越差，从而容易引发就业矛盾尖锐的风险。

其次，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带动，导致了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就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业人员周期波动较大。依靠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又带动了低端服务业的繁荣，两者的结合造成省外低端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浙江，加剧了浙江本已不协调的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再次，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增长方式，导致了劳动力被粗放利用，生产一线员工收入低下，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劳动者保护状况差和不能被善待。与此同时，劳动者素质提高相对缓慢，过分依赖低端产业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省外低端劳动者大量拥入浙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人为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和劳动者素质不高，又使得企业追求技术进步既无动力又无能力，使许多企业陷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

最后，上述经济发展方式，使资本和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这两个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企业家）和土地供给者（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所有者分配过少。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不仅使得劳动者难以广泛切实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降低和磨灭了人们宝贵的劳动热情，而且形成了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失衡格局，是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过分对外依赖、经济循环不畅的症结所在。

四、未来人口变化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一）未来人口变化的态势

通过对最近几次人口普查资料特别是第六次浙江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表明，目前浙江已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人口因素和人口条件正在和即将发生重大的阶段性转折和变化。

1.人口年龄结构将快速老龄化

从目前状况看，浙江人口老龄化格局已经形成。根据改革开放后的几次人口普查资料，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人口年龄结构就已经完全成为“老年型”结构。表4.1显示，进入新世纪之后，除了老龄化速度（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上升速度）由于省外相对年轻人口的大量拥入而有所减缓之外，其他3项指标继续明显变化，浙江人口年龄结构在继续快速老龄化。同时，老年人口日益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为14.20%，分别比1990年和2000年上升5.02和3.75个百分点。只有一对60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户为121.78万户，比2000年增长63.3%；60岁及以上的单身老人户为116.56万户，比2000年增长51.5%。

表4.1　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及浙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历次浙江省人口普查资料。

从发展趋势看，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呈加快态势。预计到2020年，浙江老龄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20%，比2010年上升约6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14%，比2010年上升近5个百分点。到2026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25%；2042年左右这一比重将达到32%。^[9]年轻的省外外来人口大量增加，只能延缓而不能改变浙江人口年龄结构高速老龄化的趋势。

2.人口抚养系数将停止下降转而上升

快速老龄化只是未来浙江人口因素变化的一部分。事实上，人口发展具有典型的长期性和阶段性特征。展望未来，浙江人口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说，人口形势最大的变化当属人口抚养系数将停止下降转而上升，即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对未来浙江人口变化作出如下判断:

（1）人口增长势头减弱。通过实施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浙江生育水平已进入超低区间。以总和生育率达到并低于更替水平2.1为低生育标准，浙江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步入低生育水平时代，从那时起，生育率水平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缓慢下滑，最近十年更进入了超低生育水平区间。据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全省总和生育率为1.04，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1.01。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也显示，进入新世纪之后，省外人口大量流入是浙江人口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可以预见，随着浙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全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省外人口继续大量流入的可能性趋小，全省人口增长势头将趋于减弱。

（2）“十一五”时期是浙江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将缓慢下行。据人口普查资料以及当前人口出生、死亡和流动人口情况进行初步测算，浙江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已经达到最大规模，约为3969万人。未来很长时期内浙江劳动年龄人口将呈快速下降的态势，2011—2018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将以平均每年23万人左右的数量递减。之后在经过几年短暂的放缓下降之后，从2022年开始到2039年，将以平均每年超过50万人的规模快速递减。2011年，浙江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7.27%，比上年下降0.18个百分点。^[10]又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预示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正在接近峰值。^[11]

（3）浙江人口抚养系数在经历了50年下降后将开始上升。如前所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50年期间，浙江一直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时期。据人口普查资料，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010年与第二次人口普查的1964年相比，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54.58%上升到77.45%，人口总抚养系数则从83.32%下降到29.11%，其中少儿抚养系数由75.58%降至17.05%，老年抚养系数则由7.74%上升到12.06%。基于少儿抚养系数已经相当低，今后一个时期即使进一步下降，降幅也将趋于减缓，而随着老龄化水平的迅速提高，老年抚养系数将会不断甚至大幅升高，因此，人口总抚养系数在经历50年的下降之后将开始上升。

（4）“刘易斯拐点”已经或者即将出现。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被吸收完成为短缺的转折点，被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基于上面人口结构的分析与预测，我们可以确定，未来若干年内劳动力供求关系将发生全局性、趋势性的变化。前几年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省各地频繁出现的“招工难”和“用工荒”，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态势

“刘易斯拐点”征兆的出现和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格局的即将逆转，意味着工资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与近几年浙江劳动力成本持续较快增长的态势是完全吻合的。

1.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状况

近年来浙江劳动力成本持续较快增长。2011年与2007年相比，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51.2%，年均增长10.9%。从表4.2可以看出，近几年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劳动力成本实际上升幅度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此劳动力成本实际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差异趋于缩小，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实际增长率相当于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率的比例，由1986—2007年的73.9%提高到2008—2011年的91.4%。近几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特点是:

表4.2　浙江省人均GDP和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实际增长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2）》。

（1）私营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高于整个社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表4.3显示，进入2010年之后，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不含私营的单位平均工资增长速度。

表4.3　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及其增长

资料来源:最近几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统计公报，浙江统计信息网。

（2）一些物质生产领域职工工资增长相对较快。以制造业为例，1986—2003年，城镇单位职工中，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4.9%，比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低2.5个百分点；而到2005—2011年，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3.6%，比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反而要高出3.0个百分点。

（3）社会保障水平得到较大提高。浙江对劳动力社会保障真正引起重视是在最近五六年内。从表4.4看出，近五年各种保险参保人数接近或超过成倍增长。从2008年到2011年，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四档）平均增长幅度达到了36.7%。

表4.4　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其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2）》。

（4）企业用工状况趋于规范。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企业用工状况比较混乱，许多企业使用了越来越多的非正式雇佣劳动力，而对这些劳动力往往不签订劳动合同，他们劳动时间长，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不落实，劳动条件恶劣。这种状况在最近几年有了很大改善。2007年颁布了《劳动合同法》，2010年又实施了《社会保险法》，由于有了法律规定，企业用工状况逐渐趋于规范。

2.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

各种迹象表明，近几年劳动力成本上升只是刚刚开始的一个经济现象，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是大势所趋，必然成为一种常态。

（1）招工难现象将不可避免。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下属的浙江省就业管理局的一个课题报告，目前浙江企业的用工已从“季节性缺工”逐步变成“常年性缺工”，普工和技工双短缺。反映用工紧缺程度的指标“求人倍率”，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分别为2.11，1.95、1.89、1.99、2.38，1.87、2.06、1.97，处于2的高位附近波动。^[12]2012年春节后，“招工难”和“用工荒”再次成为浙江各地企业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在2012年受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影响导致浙江经济持续回落的过程中，就业压力并不突出，有些地方还存在招工难问题。经济不景气状况下，招工难现象尚且如此，可以想象，一旦经济增长恢复到正常年景，招工难的现象将更加不可避免。

（2）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加薪压力。直观上，企业招工难和缺工程度，与企业工资福利、劳动条件、行业特性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看，招工难和用工难不仅是就业问题，更是宏观经济问题。持续性的招工难和用工难，与其说是真正缺人（即缺少劳动力供给），不如说是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浙江企业以低劳动力成本为主要竞争优势的粗放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

（3）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是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必然要求。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恶化和扭曲，导致需求结构扭曲，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进而导致产业结构扭曲，经济增长过分依赖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带动。今后一个时期，为了使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趋于合理，整个再生产过程顺畅健康，就必须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这一切都必须以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基础上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为前提。

（4）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也是“招工难”现象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还与已经成为就业主力军的“80后”“90后”更加追求自我发展的观念变化有关。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新一代就业群体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他们不仅仅重视收入水平，还关注工作环境和个人的成长及发展机会，奋斗精神有所弱化，对择业和收入更加“挑剔”。用人企业普遍反映，新一代员工“招不进，留不住，用不起，”管理难、用工贵、工作稳定性差、流动性大已经成为部分行业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因此，劳动力成本总体上升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

（三）与劳动力成本相关的开放红利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经济之所以得到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作为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型经济省份，浙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敏锐地认识到，发展立足点究竟放在“内向”还是“外向”，这不只是单纯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而且关系到浙江经济在全国和国际上的竞争力问题。因此，80年代中后期以后，浙江抓住了世界上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机遇，利用遍布世界各地的浙商侨民和浙江在纺织、服装、皮革、轻工等方面的加工基础，以及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挤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轻纺产品市场，使浙江能够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了自己的发展空间。90年代中期之后，浙江又抓住国际国内产业分工重新调整的机遇，利用浙江大批民营企业处于规模扩张的成长期和专业化工业园区的建设，对原有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和全面升级换代，特别是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使一些传统制造业的装备水平居全国甚至世界先进行列，从而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迅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高。1978年，浙江出口总额仅为5240万美元，到2008年，出口总额达到1542.7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2943倍，年均增长30.5%。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比例，1978年只有0.7%，到2008年迅速提高到50.0%。1979—2008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1002.7亿美元。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增加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

近30多年浙江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迅速发展，既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也与其间东西方关系缓和和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红利，以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WTO红利有关。但是，以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包括浙江的开放红利也在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变化。

（1）世界经济步入增长乏力、摩擦加剧和复杂多变的阶段。进入2011年第二季度之后，欧洲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使得原来就艰难曲折的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又出现了大的波折，这再次充分说明，既然是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它对国际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绝不是短短几年可以消化和解决的。从内在逻辑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可能经历三个阶段，即私人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全球货币体系危机。目前正处在第二个阶段。总体上看，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仍然曲折艰难，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全球经济要完全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即要恢复到完全利用经济资源和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步入正常增长的轨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多年，世界经济很可能都将处于增长乏力、摩擦加剧和复杂多变的阶段，对此不宜有过于乐观的估计。

（2）发达国家将呈现长期较低的经济增长。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缓解危机、刺激需求、防止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实行了低利率、零利率、量化宽松和长期再融资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资本，同时向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实施救助计划，以及进行设置防火墙等各项长期防范机制的建设。虽然这些政策措施也收到了一定的阶段性效果，但发达经济体受债务规模高、消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加的影响，财政政策实际上处于紧缩状态；在具有增长潜力的投资领域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效应有限；结构调整、新兴产业发展、实体经济增长等基本问题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消费不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将成为中长期趋势。

（3）原有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危机始于失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失衡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两组国家同时存在。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中，内部失衡表现为储蓄率过低，投资率过低，消费率过高甚至过度消费，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消费性支出过快增长。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过度发展，金融活动过度杠杆化，日趋严重的财政赤字；外部失衡表现为国际收支逆差过大，债务负担特别是外债过多，本币（如美元）贬值压力过大。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内部失衡表现为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社会性消费支出增长缓慢，服务业低水平发展，金融业落后；外部失衡表现为国际收支盈余即顺差过大，储备资产迅速积累，本币（如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就是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结构均存在内、外失衡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这两组国家内、外失衡方向正好相反，却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互为“镜像”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失衡的格局，而且具有类似缺陷，因而表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性。因此，为了恢复世界经济正常增长，必须对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外贸结构进行深刻而痛苦的大调整。

（4）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加速削弱。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浙江过去具有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比较优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2000年，浙江制造业职工月平均工资约为99美元，同年印度和越南制造业雇员每月报酬分别约为59和67美元，浙江分别为印度和越南的1.68和1.48倍。但到2011年，浙江和印度制造业员工月平均工资分别为382和107美元，浙江是印度的3.57倍。在纺织、服装、鞋帽、皮革、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这些行业中低档产品的领域，东南亚、印度甚至非洲一些国家已经成为浙江强劲的竞争对手。与发达国家相比，浙江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仍有绝对优势，但相对优势也在逐渐减弱。

以上这些表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外需萎缩，同时，浙江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因人口因素的变化而趋于不断减弱。这两者的结合，使得浙江近几年来外贸出口增长速度大幅波动甚至出现负增长。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全省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13.8%；2012年前三季度，受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全省出口总额同比也仅增长3.0%。如果按2012年出口总额增长4%预测，2009—2012年全省出口总额年均增长9.9%，比1979—2008年年均增长率30.5%低20.6个百分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浙江出口增长依然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去”的态势，这意味着“大进大出”的时代很可能一去不复返。

（四）简短的结论——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

总结本章内容，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浙江已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基于对几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最近一二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较，都证明浙江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年在最近年份中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也已经或者即将到来。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浙江人口年龄结构将快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将呈快速下降的态势，人口总抚养系数在经历50年的下降之后将开始上升。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不久的将来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负债”若隐若现地伴随而至。

其次，日益增多的“招工难”“用工荒”“加薪潮”等事实表明，浙江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结构性、阶段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几年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劳工成本上升，只是刚刚开始的一个经济现象。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建设和谐社会、适应新一代员工择业观念，都预示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是大势所趋。

再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增长乏力、摩擦加剧和复杂多变的阶段，发达国家有可能陷入长期的低速增长，其消费不振、限制进口将成为中长期趋势，浙江原有依赖发达国家消费旺盛甚至过度消费格局向他们大举出口低价商品的路子已走到了尽头，过去长期依赖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削弱。

最后，人口红利和开放（全球化）红利都将逐渐弱化甚至基本耗尽，迫切要求浙江经济增长动力和方式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发展经济学指出，一个国家和地区从不发达到发达，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通常需要经历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从依靠资源转向依靠可再生的物质资本的积累；第二个转折点是把经济增长源泉从主要依靠物质和劳动的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在一些人口转变完成较快、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创造了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的经济增长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可以依赖人口红利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而一旦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增长源泉必须转变到依靠创新驱动和生产率提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浙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应对人口条件变化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开发新的增长源泉的必然要求。

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人口结构调整

（一）需求结构变化与人口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调整需求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着力扩大消费需求，努力形成消费主导型经济。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主导型转变，需要关注作为消费主体的人口变动，尤其需要关注人口结构包括人口城乡结构、年龄结构、就业结构等的调整。

1.消费主导与人口城乡结构

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即走向消费主导型经济，首先需要扭转消费与投资失衡的状况，大力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消费水平由收入水平决定，同时受到社会保障程度、居民消费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要使扩大消费需求真正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不断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形成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除了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应高度重视合理调整人口城乡结构，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安排，浙江城乡差别明显。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一度明显缩小。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又呈扩大趋势。表5.1显示，2010年与1985年相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1.65倍扩大到2.42倍，人均消费支出差距由1.68倍扩大到2.13倍。这意味着，把1名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就会使消费扩大2.13倍。其实，浙江现阶段的城乡差距，不仅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上，还反映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上。考虑到变农民为市民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及其在低保、养老、工伤、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人口城市化对最终消费的拉动作用还要大得多。因此，人口城市化的推进直接带来消费的扩大，适当加快人口城市化步伐是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的有力推进器。

表5.1　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比较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2）》。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浙江城市化率为61.6%，比1978年的14.5%提高47.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47个百分点，比全国2010年平均水平高出11.9个百分点。浙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化水平上升最快的省份之一。2010年，浙江城市化水平仅排在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和广东、辽宁之后，居全国第6位，位次比2000年提前了2位。与排在前面的广东、辽宁两省的距离，也从2000年的6.3个和5.5个百分点，拉近到2010年的4.6个和0.5个百分点（见表5.2）。

表5.2　全国及部分经济较发达省份城市化的比较

资料来源: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尽管浙江城市化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总体上看，仍然存在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状况。问题还在于，浙江“半城市化”现象严重。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居住在城镇的常住人口中，省外流入人口和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分别为877.3和305.7万人，分别占全部城镇人口的26.1%和9.1%，流动人口成为浙江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30%以上的城市常住人口户籍在农村。大量在城市稳定就业和长期居住的农民工不能平等分享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严重制约了这部分城市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总之，扩大消费需求的最大潜力在于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和水平提升。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进城农民在身份、居住、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小城镇人口适度向中、大城市集中，所有这些人口城乡结构的调整和改革，都将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并持续扩展消费空间。

2.消费主导与人口年龄结构

人是消费的主体，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不仅同人口数量变动直接相联系，而且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息息相关。人口学粗略地将总体人口划分为0—14岁少年、15—59或64岁成年、60或65岁以上老年三个部分，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忽视。

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视角寻求扩大消费，关键在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打好劳动年龄人口消费率提升的基础。如前所述，2010年，浙江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约为3969万人，已经达到最大规模；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7.45%，也已经达到峰值。也就是说，当前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所占比重均处于接近峰值的水平，提高这一人口组群的劳动工资水平，对扩大消费具有比重大、见效快的效应。特别是考虑到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50.4%降至2010年的38.9%）、欠账较多的实际情况，必须像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那样，大力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迅速遏制政府与居民分配关系失衡、劳资分配关系失衡的状况，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老年组群收入偏低且储蓄率也低，消费系数比较高，其原因主要是生存需要特别是老年医疗费用占比较高。随着今后一个时期浙江人口结构的快速老龄化，要想因势利导，发挥其对扩大消费的积极作用，就要将老龄化积累起来的消费潜能挖掘出来、释放出来:一是稳步提高老年人收入。老年人的离退休人员收入属于居民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增长应成为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最后防线，确保离退休金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二是应结合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行和各项民生工程的实施，扩大老年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覆盖面，提升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准。三是大力发展老年公寓、托老所等，满足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照顾、护理、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发挥老龄产业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再从少年组人口情况看，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浙江0—14岁人口为718.9万人，比2000年的829.3万人减少了110.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18.06%迅速降至2010年的13.21%。但这一比重已经很低，今后将平稳甚至有所回升。而且，受传统文化影响，加上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在家庭里被视为掌上明珠，少年组群消费系数（消费与收入之比）较高。因此，今后要继续重视这一部分人群组的消费，开发出让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新产品。

3.消费主导与人口就业结构

扩大消费需求，努力形成消费主导型经济，一个基本条件是形成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即社会阶层结构由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转变。这就与人口就业结构有关。

从19个国民经济门类行业看（见表5.3），2010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的7个行业依次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其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仅为全省平均工资的69.8%、74.6%、77.5%、83.0%、86.0%、88.3%和89.3%。而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这7个行业就业人口占城镇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了78.8%。考虑到农村就业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员收入还要低下，这7个收入或平均工资最低行业的就业人口占到全省全部就业人口的80.9%。与此相对应，全省在岗职工收入最高的金融业、电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教育等5个行业的就业人口仅占全省全部就业人口的7.6%。而且，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2011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相当于最低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的5.2倍。以低收入行业从业人员为主的就业结构和行业之间不断扩大的工资差距，是消费需求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5.3　浙江省全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就业人口构成

续表

资料来源:《浙江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11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统计公报，浙江统计信息网。表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011年数据，就业人口比重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与就业人口行业结构相联系，浙江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也不合理。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全省按职业分类的就业人口中，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占15.0%，商业服务业人员占21.7%，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46.2%，三者合计占82.9%。最近十年，农林牧渔水利业人员占比下降19.4个百分点，而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比分别上升7.8和5.9个百分点。这种以体力型职业为主的职业结构，必然导致低收入行业为主的行业结构，这样的就业结构，必然是少数人居于社会上层，而大多数人则处于社会下层，从而形成“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因此，人口就业结构调整的努力方向是逐步降低低工资行业人员比重和体力型职业人员比重，不断提高高工资行业人员比重和智力型职业人员比重，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转变。

（二）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手段。这就要求浙江三次产业结构由目前的“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并推进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涉及作为生产主体的就业人口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服务业超越工业的迅猛发展，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服务业特别是从事工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交易成本的降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制造业企业由单纯的制造加工向前端的自主研发、设计，后端的营销、售后服务等服务环节延伸拓展，也是提升企业价值链的主要途径，这时工业已经和服务业融为一体，因此后期工业化又被称为“服务业—工业化”。相比之下，现阶段浙江产业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整个第三产业发展不足。2011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仅占GDP的43.9%。这与发达国家73.4%、中等收入国家55.9%的比重差距不小，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008年世界平均水平是70.1%。浙江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在就业结构中表现更为突出。2011年全省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4.6%，不要说与发达国家70%左右甚至70%以上比较相差甚远，甚至比韩国（67.8%）、马来西亚（59.5%）、菲律宾（50.3%）、蒙古（45.4%）、埃及（45.3%）、泰国（38.9%）等国前几年数据都要低得多。^[13]

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体制背景:投资和消费结构偏离常态，而投资又首先用于工业，其次用于房地产，再次用于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服务业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比较低。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工业占36.8%，房地产业投资占36.8%，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基础设施投资占16.3%，其他服务业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就低得可怜了，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占1.6%，住宿和餐饮业占1.2%，金融业占0.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0.8%，科研和技术服务业占0.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0.2%，教育占1.1%，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0.7%，文化体育娱乐业占0.8%。与此同时，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以GDP数量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激励着各级政府官员把经济工作重点放在发展产值大、价格高、税收多的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上。多年来，中国包括浙江工业比重之高，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在工业比重举世最高、工业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各地依然强化“工业立县”“工业强县”的目标和举措，这本身就是一大奇观，充分说明了体制造就的“工业偏好”。

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一是要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过分注重工业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把服务业超前发展和比重提高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力求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产出最大的社会价值。二是要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第一、二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转型升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和支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生活便利和综合素质提供服务的生活性服务业，压缩资源消耗高、附加值低、工资水平低的低端服务业。三是要努力破除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继续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行业垄断，放宽市场准入。目前，一些生产性服务业被政府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所垄断，别人进不来，自己又做不大，必须突破这个体制，形成民间资本可进入、有吸引、能预期的投资环境。四是要把服务业发展作为扩展新的增长和就业空间的主要途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服务业，不断提高服务业就业结构比重，逐步缓解乃至消除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问题。

在现阶段的浙江，无论是产出还是就业，工业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几年，工业占GDP比重都在45%以上。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在全部就业人口及城镇、农村的就业人口中，工业就业人数比重也都在45%左右，其中制造业的比重在43.6%至44.0%之间。由此表明，产业结构调整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加快工业结构调整。一是“升上去”。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设备投资更新。要通过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建立供应链及分销网络，转向产业链的较高层次，谋求新的竞争优势，提高附加值。二是“新发展”。有重点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装备制造业，适当发展一些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临港重化工业。三是“转出去”。对于那些倚重低成本无法转型和升级、在省内又没有产业配套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有必要寻找新的低成本区域，转到省外去生产。加快低端制造业向外省转移，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拓展发展空间。四是“淘汰掉”。对于那些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既无力实现技术改造和升级，又难以向省外转移，“高不成，低不就”，处于“夹在中间”状态的产业和企业，要顺势而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加快推进结构调整。需要强调的是，要以转型升级为主线，把工业行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职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比如，通过“升上去、新发展、转出去、淘汰掉”等措施，在转型升级中提高高端产业比重，一方面自然提高了就业门槛，就能够迅速扭转省外低端劳动力大量拥入浙江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从而收到了调整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的效果。

（三）增长方式转变与劳动者素质提高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要求。前面已经指出，当人口红利逐渐削弱、要素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乃至全要素生产率能否相应提高就成为突出问题，根本途径是加快向创新驱动（即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转变，成功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从人口普查资料看，提高劳动者素质，需要关注人口变动，尤其需要关注人口城乡结构、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

从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看，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见表5.4），浙江6岁及以上人口中，农村人口中88.35%的人仅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8.98%的人受过高中教育，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仅为2.67%；而在城市和镇，受过高中教育的比重分别为18.82%和15.89%，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重分别为18.43%和7.93%。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在受教育水平特别是在接受高等教育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城市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全覆盖，教育资源配置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努力实现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表5.4　浙江省及城乡6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结构

续表

资料来源:《浙江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提高劳动者素质与调整就业结构紧密相关。从表5.5可以看出，浙江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全国比较并没有显示出优势，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考虑到2010年浙江就业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业人员的比重只有14.7%，比全国的48.3%要低33.6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甚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非农产业就业人口中，浙江初中及以下的比重为70.00%，比全国平均水平（59.68%）高出10.32个百分点，而大专、本科、研究生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仅为7.59%、5.42%和0.46%，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3.48、1.67和0.28个百分点（详见表5.5）。

表5.5　浙江与全国就业人口中受教育程度结构的比较

资料来源:《浙江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经济发达的浙江，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还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令人深思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浙江过度依赖低端制造业、低端服务业的发展，导致产业层次低。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浙江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就业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94.3%、82.4%、79.6%、83.1%、66.8%、75.1%和78.3%，而这7个行业就业人口占全省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80.9%；相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研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就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60.1%、69.1%、71.9%、72.4%、64.0%、54.9%和59.0%，但这7个行业就业人口仅占全省就业人口的8.3%。

以低端制造业、低端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又使得浙江成为低端劳动力的洼地，吸引了省外低端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大量流入。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6岁及以上省外流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人口占85.6%。这也部分抵消了最近十年浙江普及高质量高中段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努力。总之，产业结构层次低决定了浙江劳动者总体素质不高的局面。如果不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由此推动浙江就业结构的调整，将会严重影响劳动者素质提高，进而制约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发展方式转变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讲了多年，但效果并不好，究其原因，恐怕与没有抓住这个关键问题有关。需要强调的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与原有发展方式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如前所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直接导致需求结构扭曲，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拉动。反过来，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造成的结果是资本和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这两个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企业家）和土地供给者（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所有者分配过少。因此，只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扩大消费需求的能力，才能解决困扰浙江经济已久的内需不足问题，优化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增强经济转型升级的内生机制。可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败在此一举。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要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做法。政府部门要破除长期奉行的“工资总额增长不得高于国民收入增长，企业工资水平增长不得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两大教条，改变一看到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幅度稍掉下来就急得心惊肉跳，但对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做法，端正政绩观，从增长第一转为民生为重。企业要转变竞争观，充分认识到劳动成本是能动成本、积极成本，正确认识劳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落实企业社会责任。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注重调整人口就业结构。低劳动工资必然与低产业结构和低就业结构相伴。从前面表5.3可以看出，2011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超过5万元以上的金融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教育、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8个行业，基本上都是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平均工资水平低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都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统计资料都表明，各行业的劳动者报酬水平与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高度相关，附加值低的行业，人均利润和劳动者报酬水平也低。因此必须以转型升级为主线，把提高劳动报酬、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就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压缩附加值低、工资水平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转型升级中提高高端产业比重，从而带动劳动者报酬水平提升。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浙江多数制造企业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的特征，决定了无力争取价值链上的价格倾斜，而与此相伴的是低劳动生产率和更低的劳动报酬水平。200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员劳动生产率为48268元/人，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45679元/人的105.7%，当年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还位居全国各省市区的第3位，但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到2010年，浙江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38097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3%。部分由于这一原因，浙江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在全国各省市区的位次，也由21世纪初的名列前茅降至最近几年的倒数最后几位。而2009年，浙江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也居全国第29位，这两个“双低”现象，并不是巧合。显然，如果不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稳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将难以根本上改变低附加值的产业特征，劳动工资报酬的提升缺乏产业基础。在现有的低附加值产业背景下，如果坚持劳动密集比较优势，劳动报酬也将因此锁定于低水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劳动要素份额过低且持续下降的问题也将更为突出，不利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对策建议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

从2004年开始，浙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速度明显回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在全国的位次大踏步后移，由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名列前茅退到垫底水平。三是这些年来浙江新增贷款总量居全国首位，2004—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40591亿元，占全国的9.8%，比经济总量居全国前三位的广东、江苏、山东分别多出2108亿元、2465亿元和14226亿元，这么大的资金投入，换来的却是相对的经济低速低效。四是近年来人们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兴趣在减弱，而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投资风险的担忧增加，实际上反映的是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和增长潜力的担忧。这些变化表明，由于人口红利、开放红利和改革红利都在趋于减弱，最近几年浙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以及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性转换，很可能已经开始。这意味着过去30多年支持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系列条件组合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与条件组合相匹配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相应转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加快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的转换。具体地说，就是要由依赖大量投入和快速市场扩张、重工业主导的增长，转向着力于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由主要借助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转向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为此，主要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切实改变过去的增长预期和思维定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固然涉及财税体制、人事管理、政绩考核机制等多种因素，但最为关键的一点，还是要转变发展观念。中国特别是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浙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符合经济增长内在规律的必然现象，也是成功跨越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的标志和走向成熟的表现。但是，目前在不少领导干部甚至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仍然保持过去的增长预期和思维定势，这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符合经济实际。因此，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切实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势，改变重增长、轻结构，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改变定高指标、盲目攀比速度、层层分解产值的做法，真正从追求短期增长速度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增长。

第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结构是转变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培育新竞争优势、形成增长新动力、推动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增长速度的放缓，重要工业产品产出峰值期的陆续到来，产能过剩问题的凸现，将促使我国包括浙江进入一个大规模的企业和产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的时期。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内在化和完全化，将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加速。就浙江来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是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产业附加值，为提高劳动者收入创造条件；才能扭转省外低端劳动力大量拥入浙江的趋势，使企业更多地使用工资水平较高的高素质劳动者，进而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应对即将发生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全局性、趋势性的变化；才能“腾笼换鸟”，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建设生态省。

第三，加快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浙江经济发展即将由低成本要素驱动阶段，迈入提高生产率和创新驱动的阶段。在新的阶段，创新是结构升级最有力的“引擎”。首先要拓宽和深化对创新的理解和把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孕育着新的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国内外都在抢占技术创新制高点，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紧迫感。其次要充分激发和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集聚更多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一批掌握核心竞争力、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再次要优化科技资源布局，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深化校企、院企科技合作与交流，发挥政府在前沿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共用性技术研发、一般性技术的“竞争前开发”、区域和行业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的组织和带动作用。

（二）通过扩大就业最大化，充分利用和延长人口红利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式微及至消失殆尽之前，只争朝夕地利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的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合理利用。

一是通过就业优先原则充分发掘人口红利。就有关部门预测，尽管浙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甚至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将开始出现下降和减少的趋势，但就整个“十二五”时期来说，劳动力供求水平在总量上基本保持一致，劳动力需求缺口主要表现为摩擦性和结构性方面。考虑到“十二五”期间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就业形势并不乐观，甚至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就业难”与“用工难”并存现象。特别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普遍存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减员增效的要求。因此，要继续把就业放在优先地位，妥善把握提高有机构成与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关系，继续走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路子。事实上，在有利于就业的政策环境下，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符合比较优势，就意味着有利于扩大就业。而且，劳动密集型与知识、技术密集型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比如现代服务业是人力资本偏向性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由于依赖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会缓解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萎缩带来的失业冲击，使得产业结构调整软着陆。总之，只要措施得当，完全可以形成既加快转型升级，又充分发掘人口红利的新格局。

二是通过劳动力合理流动充分发掘人口红利。首先，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安排。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鼓励和总结推广各地探索“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宅基地（住房）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等多种形式的做法和经验，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其次，促进就业机会均等。严格实行同工同酬，保障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从减贫、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实质性地促进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提高就业机会均等程度。再次，改善就业服务，优化就业环境。坚持不同群体就业一起抓，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为重点，带动整个就业工作；坚持就业和创业一起抓，更好地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坚持扩大就业容量和提高就业质量一起抓，努力增强就业人员自身的就业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充分就业、体面就业。最后，加快全国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建设，在逐步统一和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时，要促进劳动者平等就业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保障性资金可转移、可接续，保持劳动力市场必要的灵活性和竞争性。

三是通过劳动力合理使用充分发掘人口红利。首先，改变单向劳动力更替模式。在现实中，浙江年老劳动力对年轻劳动力的替代率非常低。很多企业在对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的使用过程中，存在“选择性雇佣”倾向，即企业愿意利用劳动力劳动生命中最年轻时段，而大量弃用城乡“40、50”年龄段劳动力。当每年有大量新进入劳动力时，单向以年轻劳动力代替年老劳动力的更替模式能够顺利运行，但当劳动人口结构出现变化时，劳动力补给环节链条就会发生断裂。在年轻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需要改变只使用劳动力体力和精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的浪费性用人方式。其次，增加就业的稳定性。浙江要建设成为工业强省，必须培养现代产业工人，拥有一支业务精湛的熟练技术工人队伍。但当前，浙江在制造业、建筑业等重要产业领域，流动人口占据相当高的比重。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浙江省外流入人口就业结构中，从事工业和建筑业的比重分别达到67.3%和8.1%，这些流动人口工作稳定性差，有的务工人员半年就换两三个单位，那种今天当车工、明天刷墙壁、后天当保安的过于频繁的职业流动模式，不利于产业工人的技能培养和经验积累。因此，必须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加强对劳动力培养、加强流动人口劳动合同管理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增强流动人口就业的稳定性。再次，弹性延长退休年龄。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应对未来老龄化趋势和劳动力短缺可供选择的措施之一。就现实情况看，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很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也有意愿和能力继续工作。因此，可以通过适当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消除退休年龄的男女差异、减少提前退休现象等措施，来充分挖掘人口红利。

（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人才培养和集聚引领转型发展

高素质的人力是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和原动力。加大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是预防劳动力短缺、开发新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源泉、实现经济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最重要基础。

首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功经验，就是政府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培养科技人才和改善劳动力素质，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人力保障。要继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除了继续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标准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的“十五年教育”之外，从提高人力资本的角度，还有几点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加快教育结构调整，围绕浙江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需求，加大急需和紧缺的研发、技术、营销、管理、服务人才的培养力度。二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切实改变应试教育、学生高分低能、动手能力弱、创新意识不足等问题。三是促进大学教育的改革和开放，切实改变“大楼越来越高，大师越来越远”的状况，减行政化，去官僚化，增强学术主导和知识的创造性。可创办教育改革试验区，与国际名校合办示范性分校。四是促进教育均等化，切实改变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之间不公平分配，保证社会各阶层的子女能够公平地享受教育资源、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制度。总之，要通过教育改革和发展，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创新型、实用型人才，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提供智力支持。

其次，开展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要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与人才强省工程有机结合起来。各级政府要把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衔接起来，通过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提高职业技术水平、设立职业培训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与政府部门、企业的合作等措施，更大范围普及职业教育，提高技术工人比重。要继续深入推进“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和技能，提高他们转业转产和创业创新能力。要重视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养和技能。企业要创造更多在岗培训和业余学习的机会，支持员工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劳动者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来提升自身素质和技能水平。总之，要增强“政府普及职业教育，企业强化在岗培训，员工主动自觉培训”的合力，努力形成一支庞大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师队伍。

再次，实施人才集聚战略。大力引进海内外高端人才，支持企业引进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持续研发能力，并能实施重要产业化项目的海外高端专业技术人才、海外高级工程师和科技创新团队。对民营企业引进符合条件的国际一流科技创新团队，给予不低于1000万元的支持；对引进省外具有国内顶尖水平的科技创新团队，给予不低于500万元的支持。研究落实促进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技人才向企业柔性流动的机制和办法，引导高校毕业生尤其是博士生、硕士生到企业工作。创新高端人才引进机制。创新引智工作渠道，提高省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针对性，要按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的需要去引进人才、招聘人才、找准人才、用好人才。要根据做强产品、做精产品去组建和发展企业研究院和尖端研发团队。要以人才集聚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此举可收一石多鸟之效，既推动转型发展，又能优化就业结构，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还能优化人口结构，减轻社会管理负担，增强发展后劲。

（四）深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到后来提出“要实现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根本性转变”，再到进入新世纪后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30年过去了，但“久转而无根本效果”，根源在于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经济发展方式不可能有根本的转变。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第一，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践证明，如果不改变经济增长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有方的结果的观念和机制，就很难改变追求速度的倾向。“如果政府试图继续维持主导经济增长的地位，那么这种高速度、低效率的局面就无法扭转。”^[14]扭转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改变地方政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过于放在审批项目、招商引资、扶持企业、“经营土地”等微观干预和微观事务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包括构筑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生态环境不受破坏、提供公正执法的法治环境等等。二是逐步减少乃至取消政府对资源的过多占有、控制和配置。逐步实现从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到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转变，从“政府主导型模式”向“市场主导型模式”的转变。同时，要规范招商引资政策，杜绝比拼低价出让土地、竞相采取优惠待遇、层层下达硬性指标等做法，改变政府为了单纯提高所谓“竞争力”而对企业实施过分保护、扶持、补贴的做法。三是要改善对企业的微观管制。要以节约利用资源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为核心，明确和严格各行业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标准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发展目标、实施方案和相关政策措施，强制企业遵守节能降耗、污染治理和资源再利用标准。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和低保标准，健全社会保障，强化安全生产，为劳动者从容协商工资、提高收入水平和改善劳动条件提供防护性保障机制。

第二，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要改变重要资源由行政直接定价的方式，加快建立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要改革建设用地供给方式，大力发展二三级土地市场，理顺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对土地利用的评价监测，建立产业用地门槛制度，鼓励土地集约利用。要逐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创造条件稳健推进利率水平及其结构主要由市场供求以及经济活动中的风险程度、通货膨胀程度等市场因素共同决定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使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其水平高低能灵敏地反映出资金稀缺程度。要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真正形成有管理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要推行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和居民用电阶梯价格，拉开电价差别，对超标准用电实行惩罚性价格。要逐步提高水价、油价和其他能源价格，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代内和代际公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实施资源税改革，一切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滩涂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都应缴纳资源税，并根据开发和使用的数量实行累进税或级差价格，以鼓励节约使用资源。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推进排污权、节能降耗指标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改革。总之，要使资源性产品价格“到位”和价格“正确”，有效地激励节约、减少浪费。

第三，要放宽准入，鼓励竞争，改善环境。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工资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外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都使工业化阶段的快速扩张空间相对收缩，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就需要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释放增长潜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一是要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进入限制。在铁路公路、港口码头、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切实放宽准入，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在经济减缓的背景下，民间投资趋于谨慎，对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所顾虑。吸引民间投资应有系统而实质性的改革举措，拿出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项目，形成民间资本可预期、能决策的投资环境。二是要进一步破除垄断鼓励竞争。要给各类企业和个人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激发微观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和增长潜力。要把保护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类财产权利、维护公平竞争放在优先位置。要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作用，加大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力度，发挥竞争对创新的推动作用。三是要继续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破除垄断鼓励竞争，就必须由“扶大扶强扶优”向“扶小扶弱扶贫”转变，为微小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在财税、金融、技术转移、市场准入、就业创业、员工培训等政策上给予有效支持。

第四，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重大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有必要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有更大的、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动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立足于以人为本，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前提，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为主要任务，并充分考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防止和纠正少数人借改革之名中饱私囊、掠夺大众的行为。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对劳动和用工的课税，抑制税负失控和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监管制度，适当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将其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要推行行之有效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扭转单个劳动者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形成劳资双方共创、共享企业财富的企业分配机制。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创业创新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克服和纠正由于垄断经营和政策倾斜优惠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用于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比重，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有利于扩大内需的支出，减少政府运行成本支出，减少浪费性支出。要完善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低保水平和最低工资与人均GDP挂钩，真正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课题组负责人:张雪玲　　　　　　　　　　　

课题组成员:申晓军　温晓婷　朱张杰　周会玲

课题承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0）.

［3］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与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

［4］德怀特·帕金斯.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4）.

［5］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6］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8］曾毅，顾宝昌，郭志刚.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6）.

［10］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浙江省人口发展报告:2010［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

［11］章剑卫.人口老龄化，还是人口红利［J］.浙江统计分析:增刊2，2012年6月.

【注释】

[1]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

[2]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第51—60页。

[3]王杰:《数字变化看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附件五:从国际角度看中国的经济体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5]人口总抚养系数是指用百分数表示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少儿人口＋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表示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是衡量“人口红利”的主要指标。少儿抚养系数是少儿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老年抚养系数是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6]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7]钱雪亚等:《浙江人力资本积累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迈入新世纪的浙江人口:第三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8]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9]章剑卫:《人口老龄化，还是人口红利》，《浙江统计分析:增刊2》，2012年。

[10]章剑卫:《人口老龄化，还是人口红利》，《浙江统计分析:增刊2》，2012年。

[11]万东华:《理性看待当前经济增速的下滑》，http://www.zgxxb.com.cn/jjsp/20120810009.shtml。

[12]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浙江省企业“用工难”问题研究》，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2012年7月24日。

[13]《国际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14]2005年9月全国政协举办的“21世纪论坛”一些学者的观点。资料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50909/1009195542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