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对甘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

人口发展对甘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_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究成果汇编

人口发展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构成三个方面。人口数量主要指人口发展速度和规模；人口质量主要指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人口构成包括人口自然构成、社会构成和地域构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指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人口发展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良好的人口发展，关系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关系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科学的、有效的人口管理是推动和实现人口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的理论机理

早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著书《人口原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著作，其中提出“马尔萨斯人口论”，其核心观点是人类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贫穷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1]马尔萨斯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适应，及人口的“适度”对经济发展的社会改良的促进。马尔萨斯人口论在理论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原理中关于人口发展规律的结论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对人类自身再生产具有决定作用，人类自身再生产反过来影响物质资料再生产。[2]这也同样是关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的论述

中国人口学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均衡发展是指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进而他指出人口问题是社会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不仅要将实现“人口均衡”作为人口发展的目标，还必须站在社会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人口的均衡发展问题，致力于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势在必行的。[3]中南财经政治大学杨云彦教授提出，人口均衡发展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人口自身的均衡发展；第二是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4]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的全面均衡，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资源环境因素共同确定的最优人口发展状态，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层次，内部均衡主要包括人口数量均衡、人口质量均衡、人口结构均衡；外部均衡主要指国际竞争力等人口自身之外的系统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而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5]以上定义不论从何角度出发，都体现出了人口均衡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人口均衡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甘肃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的测度

本研究立足于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的变化来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因此指标体系设置落脚点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期望目标实现的程度和能够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化。具体来说研究从当前国内外经典的发展理论出发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主要反映在经济效益水平增长、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合理化、资源环境效益水平提高、产品质量竞争力水平上升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进步等七个方面出发，在综合考虑指标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得性基础之上，研究从上述七个方面出发构建了由19个相应的三级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选用了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离散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关于离散系数发在计算指标权重方面的优点以及具体的计算方法可参见文献[6]），将19个三级指标按照其所属的二级指标分别拟合为各二级指标指数，并运用同样的方法将七个二级指标指数最终拟合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综合指数。最终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各二级指标指数及其效果综合指数

三、甘肃省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

如前文所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效率的提升、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科技进步等方面，显而易见，人口素质的提升对于技术创新、科技进步、管理创新乃至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都具有明显的作用。反过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人口素质的各个方面，人口素质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受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经济条件是人口素质的重要基础；此外，男女性别比不同也严重影响社会消费结构以及投资结构，不同的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最终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15～64岁人口的劳动贡献，因此，国际上通常把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的比重较高的时期称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毫无疑问，劳动力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影响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他们采用什么样的劳动方式，这直接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

（一）人口发展相关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反映人口素质的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反映人口规模发展状况的指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并利用1995年至2010年以上指标相关数据对甘肃省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口素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考虑到男女性别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对传统的以女性劳动者为主要劳动力的产业的影响，而正如前文所述，在高度紧张的就业压力下，大量男性进入了传统的女性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女性产业的产值。而本研究选取的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高度抽象的指标又很难反映男女性别比变化对这些具体产业的影响；此外，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的内涵来看，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的学者在对其理论内涵进行阐释时，都是从高度抽象的如经济效益、经济效率、科技进步、资源环境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现有的人口理论也不认为男女比例的失衡会影响到经济效益、经济效率、科技进步等方面。因此本研究在定量研究过程中没有考虑男女性别比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二）数据的获得及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甘肃年鉴》（1996—2008），《甘肃发展年鉴》（2009—2011），《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6—2006），《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7—2010），《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在数据的处理方面，为了数据的连续性本文选用的数据包含普查年份的普查数据和非普查年份的抽样调查数据，对于普查数据，本文直接采用原数据，对于抽样调查数据，本文运用抽样调查结果除以样本比率对总体进行了估计，在分析过程中则采用了估计的结果。在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过程中，本文利用以下方法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6＋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数×9＋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数×12＋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16）÷总人口；本文研究中的劳动力人口是指15～64岁的人口，也就是说仅指从年龄上来说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通过以上计算得到我国1995年至201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人口发展相关指标序列

（三）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通过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并将两种分析方法所得结果进行结合以分析甘肃省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利用协整检验来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协整的意义就在于它揭不了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满足协整的经济变量之间不能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短时间内偏离均衡位置，在长期中会自动回复到均衡位置。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对于两个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变量，如果它们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反之，如果这两个变量不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验证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传统的方法是根据现有的样本资料建立比较合适的回归方程。在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时，要求所有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为了使回归有意义，同时又不忽视水平序列所包含的有用信息，1987年Eng1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及方法，为非平稳序列的建模提供了另一种途径。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它可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近年来被广泛应用。因此，本文也采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

当两个变量在时间上有先导—滞后关系时，能否从统计上考察这种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即主要是一个变量的过去的行为影响着另一个变量的当前行为呢？还是双方的过去的行为在相互影响着对方的当前行为呢？格兰杰（Granger）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检验程序，习惯上称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经济领域的因果分析中，尽管人们可以根据经济理论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做出初步判断，但由于不同的经济理论所依据的前提假设不一致，使得有时单凭经济理论很难做出合理的判断，甚至有可能会给同一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做出近乎完全相反的判断。因此，用统计推断的方法，从实际观测数据中得出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经验判断，这或许是因果关系检验的一种有效方法。（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参考文献[7]）

（四）实证分析

1．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首先，x1用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x2表示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x3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用来表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综合指数，y1、y2、y3、y4、y5、y6、y7表示经济效益指数、经济效率指数、科技进步指数、产业结构指数、资源环境效益指数、产品竞争力指数和人民生活水平指数。为了防止伪回归的问题，首先对各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以后进行平稳性检验，并将取对数以后的序列分别记为Lx1、L x2、L x3和Ly、Ly1、Ly2、Ly3、Ly4、Ly5、Ly6、Ly7。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以上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

表3　ADF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对一阶差分后的11个变量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所得的检验统计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小于相对应的临界值，因此应该拒绝单位根假设，也就是说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可得出这11个变量时间序列均是一阶单整的，记为I（1）。

2．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分析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体效果影响，研究分别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综合指数以及七个二级指标指数为参考序列，以前文中选取的代表人口发展的三个指标———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影响序列，应用协整理论对它们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进行了探讨。由于上述经济变量的水平值是非平稳的，因此对这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可能会出现伪回归，但是，如果各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它们驾驭着相同的波长，那么仍然可以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变量之间的一致无偏估计。因此，研究对各组变量进行滞后间隔为1到1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注：检验规范括弧内第一项表示参考序列有无确定性趋势，第二项表示协整方程有无线性趋势，第三项表示协整方程有无截距项。其中T表示有趋势，O表示无趋势或截距，C表示有截距项。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原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原因。研究对上述四个序列在滞后1阶的条件下，检验它们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五）基于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人口发展对甘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

1．人口发展对甘肃经济效益的影响分析

迹检验结果显示，经济效益指数序列与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5%的水平上存在3个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检验显示它们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那么，上述4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1个协整关系，它们之间的协整方程可以表示为：

Ly1=6.168758Lx1+0.01204Lx2+2.671975Lx3　　（5.1）

显然，甘肃省经济效益水平与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效益水平的相关性最高，其次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最后是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同样显示，人口发展的三个相关指标是经济效益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这说明人口素质的提高、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的变动都是引起甘肃省经济效益水平变动的主要原因。结合协整方程的结果，研究发现人口素质、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的变化都会引起经济效益水平的变化，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引起甘肃省经济效益水平提高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上升虽然引起经济效益水平上升，但它的作用最不明显。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经济活动中管理水平提高和科技创新，从而有助于经济效益水平提高。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则有助于减轻就业压力，缓解就业矛盾的同时也缓解了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提高了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成本，进而促进经济效益水平同方向变化。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则加剧了劳动力之间的竞争，降低了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成本，进而促进了它们的经济效益水平的提高。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引起经济效益水平同方向变化则更多是从需求的角度影响经济效益水平，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可以促进了市场繁荣，进而促进了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2．人口发展对甘肃经济效率水平的影响分析

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甘肃省人口发展与经济效率水平变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为：

Ly2=26.69194Lx1-31.05815Lx2+40.79257Lx3　　（5.2）

协整方程反映甘肃经济效率水平的变化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与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负相关关系。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则说明人口素质提高和经济效率水平的变化互为因果关系，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是经济效率变化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经济效率水平变化则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结合协整关系，研究认为人口素质提高引起了甘肃经济效率上升，而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引起甘肃经济效率下降，这一正一负的作用使得甘肃自1995年以来的经济效率变化几乎无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经济效率的变化引起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显然，人口素质的提高自然通过科技创新、管理水平的提高引起经济效率的提升。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何会引起经济效率水平的下降的原因则主要是非充分就业带来的劳动力资源效率损失。近年来，伴随着在甘肃人口出生率高峰期出生的80后，90后逐渐转变为劳动力人口，甘肃就业状况日益严重。

3．人口发展对甘肃科技进步水平的影响分析

协整检验的结果反映，人口素质的提高，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科技进步综合指数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协整方程表示为：

Ly3=2.240531Lx1+3.375208Lx2+1.309737Lx3　　（5.3）

该方程显示，科技进步综合指数和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长期稳定关系要明显的强与它与人口素质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之间的稳定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它们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究其原因，研究认为，人口素质的提高对于科技进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科技进步存在较长的滞后影响，遗憾的是研究获取的样本数有限，无法在一个大样本下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滞后1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无法证实这一理论关系。

4．人口发展对甘肃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甘肃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和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指标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指标的协整方程为：

Ly4=0.75147Lx1+0.110406Lx2-0.019548Lx3　　（5.4）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上述四个指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指标与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呈正相关关系，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呈负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反映代表人口发展水平的上述三个指标序列均是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口素质提高有助于人们正确的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面对过去甘肃省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落后的局面，近年来甘肃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与人口素质的提高显然息息相关；劳动力人口的不断增长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也无可厚非，前文已经阐释，近年来，随着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80后，90后加入就业大军，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足，就业竞争激烈，甘肃劳动力市场供给与全国具有相同的特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充足和激烈的就业竞争促使大批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上升，而这两个指标正是产业结构综合指数的重要来源指标。同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之间负相关关系和单向因果关系是因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越高，人口增长的速度越快，人均水平的各种经济指标将无疑会降低，进而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正是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源指标。

5．人口发展对甘肃资源环境效益的影响分析

协整检验的结果反映资源环境效益综合指数和人口发展的相关指标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且它们的这种稳定关系可以表示为下列协整方程：

Ly5=6.926428Lx1+1.722437Lx2+1.601301Lx3　　（5.5）

上述协整方程反映，甘肃资源化境效益改善和人口素质提高、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均存在正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反映资源环境效益改善是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的格兰杰原因，而人口素质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资源环境效益序列之间没有明显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显然，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源环境效益改善，减少了因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降低了成年劳动力的死亡率。人口素质的提高和资源环境效益改善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我国资源环境效益的改善几乎是政府推动型的，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缺乏主动地保护环境的意识；另一个方面是因为人口素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而短的样本数据难以进行较长滞后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有效检验；第三个方面是因为本研究在评价资源环境效益时选取的指标主要来源于工业行业，缺乏与人口素质直接相关的资源环境效益改善的指标。

6．人口发展对甘肃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产品竞争力综合指数和代表人口发展的相关指标的协整关系反映在下列协整方程中：

Ly6=7.731095Lx1-24.24866Lx2+1.241148Lx3　　（5.6）

该方程表明，甘肃产品竞争力水平的变动与人口素质提高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负相关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产品竞争力综合指数与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指标的相关性最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反映产品竞争力水平变化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其他指标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似乎与现实相悖，研究在有限的样本期间内，对上述四个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分别进行了不同滞后间隔期的检验，结果发现随着滞后间隔期的提高，变量、不能格兰杰引起的原假设被接受的概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人口发展三个相关指标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是存在的，只是可能这个影响具有较长的滞后期，本研究限于样本数据较短而无法进行有效地长滞后期的检验，最大也只能滞后4期。

7．人口发展对甘肃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分析

人民生活水平综合指数与代表人口发展的三个相关指标之间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迹检验结果表明存在2个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检验不存在协整关系。所以，有理由相信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Ly7=-0.845748Lx1+0.756397Lx2+0.118723Lx3　　（5.7）

该方程反映人民生活水平与人口素质提高是负相关的，而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与人民生活水平综合指数成正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反映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是人民生活水平综合指数变动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人民生活水平综合指数的变动是人均受教育年限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考虑到各个序列的变化趋势发现：自1995年以来，以恩格尔系数和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为源指标的人民生活水平综合指数没有明显提高，而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过去的16年间却存在明显的提高，事实也正是如此，过去16年，正是城乡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的时期，也是大跃进式的高校扩招和高校并轨改革的时期，这带来的后果便是大量农村学子为高校扩招和高校的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得大量的农村居民财富转移到了城市居民手中，这无疑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提高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所以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居民用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甘肃人均受教育年限。此外，由于甘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市场化程度低，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则更低，这使得要素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能使受教育程度高的高素质人才配置到效率高的岗位，他们从事的低效率工作不能有效提高他们的收入。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指标引起人民生活水平综合指数同方向变动的关系说明过去16年甘肃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比重上升给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作用是积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民生活水平存在同方向的变动且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则说明甘肃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所依赖的收入依然取决于劳动力人口的多少，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以维持高的劳动力比重，以促进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8．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体效果的影响分析

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指数序列与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存在稳定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协整方程可以表示为：

Ly8=6.841659Lx1-3.550569Lx2+2.661561Lx3　　（5.8）

协整方程反映，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指数和代表人口素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呈正相关关系，与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负相关关系，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指数相关性最大的因素是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关程度最低的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为了更准确分析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以甘肃省GDP增长率序列为参考序列，以代表人口发展上述的三个相关指标为影响序列，应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方法对甘肃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取对数以后的GDP增长率序列（记为LGDP）是不平稳的，在1阶差分以后它是平稳的，即LGDP也是1阶单整的，协整检验表明它与人口发展的3个相关指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他们之间的协整关系可用下列方程表示（括号内为系数标准差）：

LGDP=0.264587Lx1+0.385971Lx2+0.133883Lx4

（5.9）

（0.32128）　（0.19283）　（0.12027）

滞后2阶的格兰杰因果有关系检验的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LGDP与人口发展相关指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显然，对LGDP与人口发展的三个相关指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人口素质、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是引起GDP增长率与其同方向变动的主要人口因素，而GDP增长率的变动也是引起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的原因。这一结论符合现实经济的增长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对协整方程5.8和5.9的对比分析，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和现实经济的发展。研究初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引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上升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前文已经证明，人口素质指标序列是经济效益指数、经济效率综合指数以及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序列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且它们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因此人口素质提高有助于促进经济效益水平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事实上，若能够扩大样本期间（限于我国统计数据的变动，无法收集到更长样本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测度所涉及到的全部指标数据）相信在较长时期内，人口素质提高也有助于科技进步、同样也有助于产品竞争力的提高以及环境效益改善，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毫无疑问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研究发现，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但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指数成正相关性，它同其余七个二级指标综合指数也全部是正相关的，这说明，人口素质的提高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作用，在所有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人口因素中居于首位，协整方程的系数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2）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甘肃人口的出生率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当前80、90后正成长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劳动者，一个方面，他们为经济增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另一个方面，在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大量的劳动力闲置导致总体劳动资源效率水平的下降，使得经济效率水平较低，从而表现为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的抑制作用。从前文的分析来看，与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负相关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级指标序列有两个，一是经济效率综合指数序列，二是产品竞争力综合指数序列，显然，这与事实是相符的，近年来，甘肃和全国一样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大量的劳动力竞争有限的工作岗位，这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下，二是大量的劳动力闲置。继而带来了两个方面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是劳动力的闲置导致劳动力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致使经济效率损失，因此表现为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越差。二是廉价的劳动力催生了大量的技术水平不高、竞争力不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此外长期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也导致他们缺乏创新的动力，因此表现为产品竞争力水平与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成负相关关系。

（3）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促进作用。前文已经阐释人口自然增长率对经济效益的正向作用和对人民生活水平具有的正向作用，显然，由综合分析的结果可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这种正向作用明显强于他的负向作用，即它将引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果与其的同方向变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的过快增长必然导致贫穷，然而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却显然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正的相关性。研究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马尔萨斯研究是以人性为出发点的对人口出生不加以限制的抽象人口规律为前提，而本研究是基于人口控制的条件下的实证结果。第二、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具有拉动作用（许多人口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的国家经济发展早已证实了这一点），研究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正向作用正是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体现。自1995年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明显，由此引发的有效需求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新增人口主要是婴幼儿，由于近年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高的人口基数下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使得很多居民家庭对婴幼儿的抚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因婴幼儿的消费支出在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急剧上升，这说明研究的样本期间内新增人口具有某种程度的消费刚性，刺激了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及其方式转变。

四、对策和建议

综上所述，甘肃省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紧密相关，在人口发展的几个因素中，影响甘肃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口素质，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程度差异不大，但二者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和角度有所不同。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甘肃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存在负的影响，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对甘肃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正的影响。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就业影响了经济效率水平，从而影响了甘肃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则主要通过在低出生率的条件下刺激了需求从而影响了甘肃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上述基本结论要求甘肃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加快提高人口素质以促进甘肃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第二，如何在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的时期（人口红利期），提高劳动作业效率，使甘肃经济社会发展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保持怎样的人口增长率，才能使人口的自然变动始终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重视教育，加快提高人口素质

教育水平是人口素质的核心。决定人口素质的关键在于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发展教育，能够培养和提高人的科技智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科学技术水平成为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键。但是科学技术一般是由具有高素质的人发明、吸收和再创造的，而新的科学技术只有被广大劳动者掌握和运用起来，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在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上表现出它的威力。这里，教育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教育发挥的作用十分巨大。可以认为，教育是改善人口的有效投入，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工程，是发展经济的重要积累。

1．加大教育投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教授W·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回答了智力投资的确定及效益的计算等问题。舒尔茨认为，在当今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开发劳动者的智力成了主要的课题，智力资源已经跃居各类资源因素的首位。他强调人力的开发，需要巨额投资，这便形成人力资本投入问题，但又强调不能忽视对实物资本投入的重要性，提出应当在这两类资本的投入之间建立一种优化的比例。舒尔茨把人力资本投入的重点放在智力投资上，认为智力投资的效益表现在开发智力、建立最佳智力结构上。［8］因此，要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就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2010年，甘肃财政教育支出228.23亿元，在全国31个省、市及直辖市中位列第27位。可见，对于甘肃来讲，继续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还任重而道远。

2．重视基础教育，抓好“两基”工作，提高人口基本素质

教育是国家之基、民族之基，也是家庭之基、个人之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是提高人口基本素质、降低人口文盲率的重要战略举措。甘肃经济和教育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和教育尤其落后，实现“两基”目标，毫无疑问将有利于为甘肃经济的发展。

3．加强成人教育，提高就业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

在以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知识更新和知识进步成为他们融入现代经济必然面对的现实。然而，目前甘肃成人教育的模式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学历式教育，成人教育似乎只是为了取得一张文凭。甘肃省成人教育要想更好地，更出色地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必须充分认识创新的意义，不失时机地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入成人教育中去。知识的本质就是创新，应当建立健全科学的、有利于推动创新教育的评价体系。把成人教育评价作为成人教育管理机构和成人教育管理者管理成人教育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对成人教育办学具有规范、强化和引导作用。特别是政府主管部门组织进行的评价，对成人教育办学更具有引导办学方向、规范办学行为的实际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具有相当程度的规定性。在当前知识经济的冲击中，建立一套科学化、有利于推动创新教育的评价体系显得非常重要。如能这样，就能鼓励和引导办学机构从办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去实施创新教育。

4．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

提升人口素质以推动经济发展，还要实施人才战略，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并将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同时，要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全面地提升人口整体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再则，我们还要进行总体的统筹和协调，使人力资源能够均衡分配，促进各地经济快速发展。

5．打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格局，鼓励教育资源向落后地区转移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造成甘肃省教育水平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乡办中学被合并撤销，然而，这种撤销远远快于人口的城市化速度，事实上，这种撤销并不是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的条件下促生的自然撤销，而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择校问题促生的结果。因此，如何鼓励教育资源向落后地区转移，促使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是今后甘肃省要解决的又一重点问题。

6．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

甘肃省城乡间的人口迁移，随着城市经济的搞活开放，也已经活跃起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剩余是必然的，因此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也必然要大量向城市转移。城市的经济文化环境，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甘肃省广大乡村人口文化素质明显低于城镇，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文化素质更低。而城市经济文化基础好，交通便利，初等教育普及率高，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但可以使其观念有所更新，对下一代的教育也有益处。城市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促使流入城市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甘肃省内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兰州、白银等地，第三产业中有许多被省外流动人员占据，其原因之一是甘肃省内剩余劳动力的素质较低，观念落后，商品经济意识淡薄，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文化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教育步伐，尽快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以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8]

（二）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作业效率

前文已经阐释，劳动力资源效率不高是影响甘肃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变的又一重要因素，按照目前在出生高峰期出生的80、90后的年龄推算，甘肃省在未来大约30年还会继续维持较高比例的劳动力比重，因此，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当务之急应从教育方面和经济政策两个方面着手解决：

教育方面，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加快普通高等教育的结构性改革，使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以适应甘肃现阶段对人才的需求。目前甘肃人才市场存在的一个明显现象是:一方面有大批待业人员在寻找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却又存在高新技术工种无人顶岗。而且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反映出甘肃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的不符，因此，加快高等教育培养方式的改革势在必行。[9]二是要突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各种应用型人才。高级技工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普遍的现象，甘肃省也不例外。因此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是目前甘肃省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劳动力效率提升的重要措施。当前，应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大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力度，使职业中学教育逐步转化为高等职业教育。第二，培养高层次的技工人才，不仅使技工人才具有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还要使技工人才具有人力资本的专有性，从而提高在社会上的竞争力。[10]经济政策方面，一是要寻求制定既能够促进管理创新、科技进步，又有利于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产业政策，应将劳动力培训与产业的优化升级相结合，寻求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和具有传统特色又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产业。对于那些造成环境污染的、以简单劳动为主要劳动手段的劳动效率不高的产业，应尽可能敬而远之。二是要加快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以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使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良好互动的局面。

（三）保持适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根据前文的结论，目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则上来说按照上述结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将越高越好。但是人口的增长并不仅仅影响了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并不永远像本研究所采用的样本期一样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及以前我国人口的过度增长，一个方面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急剧降低，另外一个方面也加速了社会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破坏，给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因此，保持目前较低的适度人口自然增长率，使其有利于经济发展及其方式转变是当前甘肃省最明智的举措。

本课题承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课题组负责人：杨立勋

课题组成员：石福刚

参考文献：

［1］（英）马尔萨斯著.朱泱，胡启林，朱和中译.人口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3－39

［2］（德）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5

［3］翟振武，杨凡.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状况与分析［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0，08:11－12.

［4］杨云彦.从“民工荒”看我国人口均衡发展［N］.湖北日报，2010－05－13（011）

［5］王兆萍,郭建华.健康投资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分析———基于人口均衡发展的视角［J］.西北人口，2011，（05）:52－57.

［6］谢忠秋.用离散系数确定权数［J］.统计教育，1996，03:30－31.

［7］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49.

［8］吴建华，邹红兵，杜志刚.甘肃的人口素质问题与可持续发展［J］.兰州大学学报，1997，（03）: 112－117.

［9］王家庭，崔风玉.我国人口教育结构与城市化关系的实证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0，（12）:24－29.

［10］高莉，杨家福.从规模扩张到结构优化: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J］.教育发展研究，2012，（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