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参与率与甘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研究

劳动参与率与甘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研究_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究成果汇编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人口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有活力的生产要素。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早期的研究认为，人口增长会形成“人口膨胀”、“人口爆炸”，过快的人口增长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新经济增长理论等却认为，人口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不朽源泉，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机制在于人力资本积累。有研究认为，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欧洲大陆高，其中主要应归功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在“东亚奇迹”的创造中，由高比重适龄劳动人口对GDP的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可见，高质量的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过快的人口增长会稀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导致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为此，控制人口数量，形成合理适度人口；提高人口质量，强化人力资本积累成为许多国家的基本共识。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人口规模急剧增加，几欲形成“人口爆炸”之势。为此，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将计划生育政策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出生数，实现了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快速转变。由于人口惯性，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前后出生的人口现正处于适龄劳动阶段，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相对较轻，人口经济学界把这一特殊阶段称之为人口红利期。有研究表明，我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经济增长速度将提高0.115%。1982年到2010年，我国总抚养比下降推动的GDP增长速度平均为2.4%，对同期GDP增长大约贡献了25%—30%（David Bloom．etc，1998）。由此可见，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

图1　甘肃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

甘肃地处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截止2010年11月1日零时，甘肃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4643822人，占18.16%；15～64岁人口为18825645人，占73.61%；65岁及以上人口为2105787人，占8.23%（图1）。甘肃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人口因素特别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发挥来说，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如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建立健全劳动就业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措施的采取，都首先需要摸清甘肃人口的省情，特别是要高度关注基于人口红利层面的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因此，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相关研究综述

1.国外学者有关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1998）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概念。他们通过估算认为，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年均6.1%的快速增长过程中，人口转变贡献了大约1.5—2.0个百分点。此后，Brander、Dowrick（1994）、David E. Bloom（2004）和David Canning（2002）等人明确提出人口结构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认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Kelly（1973）认为，人口结构变化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渠道之一。Matthew Higgins（1998）通过多国30年的人口经济数据，实证分析了年龄结构变动的人口效应，指出许多国家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于6%。

2.国内学者有关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尚属于一个崭新的研究视域。蔡昉（2004a，2005b）将我国近20年来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过程相结合，从丰裕劳动力供给的视角分析了近20年来中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1982—2000年间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 8%，从而得出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之一的结论。张学辉（2005）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总储蓄率的增长及其对中国养老制度的影响来分析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田雪原（2006）指出，人口红利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社会抚养比较低的过程，创造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

人口红利问题的分区域应用研究上，施娜柯、洪菊花、骆华松、胡艳华等则结合省域经济发展、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分析了广东、云南等地区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王承强、杨宏娟、何景熙、洪菊花、田艳波分别研究了山东、辽宁、西藏和云南等地区人口红利的实现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作用。多数研究表明，我国很多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就相继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红利期将于2040年前后闭合。

总体来看，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高度关注，文献较多，形成了基本的研究框架。但总体来看，大多数实证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研究对人口红利期的数量界定缺乏科学、统一的判断标准，缺乏对人口红利的本质做更权威、更精细的解剖和界定。如何通过实证，从人力资本和劳动就业视角解析入手，深入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是今后我国人口红利分析判断的重要课题。特别对于甘肃省而言，在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总引领下，如何判断和把握人口红利期、用好、用活人口红利期，实现人口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将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人口红利是本研究的基点和出发点，基于人口红利效应的劳动参与效率与甘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是本研究的主线。如何发挥人口红利的正能量，促进甘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本研究要求证的主要结论。本课题采用“模型假设→数据分析和检验→原因剖析→策略建议”的研究思路和技术分析路线展开课题研究。首先，在梳理和归纳人口红利理论和劳动参与率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历年甘肃年鉴中有关人口结构方面的数据通过计量手段进行分析；再次，剖析了甘肃用好用活人口红利期，促进跨越式发展战略实施的具体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一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处理技术对甘肃近20年来的人口红利状况和劳动参与率状况进行了测算。二是对甘肃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通过协整分析进行研究，探讨其相互作用的规律。三是分析了甘肃省人口红利和甘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

2.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课题主要以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为主，同时借鉴和参考了人口学、社会学、发展学的研究方法。整个研究强调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理论演绎分析和社会实证调查相统一。本课题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普查数据分析法、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法、协整分析法和多因素协同论证法。

二、人口红利研究与劳动参与率分析框架

在人口学研究中，人口红利被看做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进步的人口年龄结构。即：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的比重，相应地社会抚养比和赡养负担较轻。许多研究认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这种人口年龄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1。实证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在21世纪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动力2。

（一）人口红利研究

1.人口红利的内涵及类别

人口红利是由安德鲁·梅森于1997年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此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报告中使用了人口红利一词。布鲁姆与威廉姆森将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红利（Bloom，1998a，2002b；Mason，2001）。

在众多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从“机会”、“期限”、“源泉”等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人口红利，界定了它的本质。“机会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机会。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结构转变。在此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抚养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即“人口机会窗口”。“期限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一旦高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源泉论”认为，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它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隶属于宏观人口经济学范畴，它由一个社会总人口整体年龄结构特征与社会保障负担的时间差异相互作用而形成。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高，投资增长快，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总体来看，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人口红利蕴含了一种基于人力资本和人的劳动投入的潜在发展动力，它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

2.人口红利期限和人口红利实现

就人口红利期限和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而言，现有文献大都用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指标作为计算人口红利程度的标准。其中，理论抚养比是指一个国家各类被抚养人口与抚养人口的百分比值，是用来计算人口红利最简单、最常用、最基本的指标。在我国，陈友华（2005a，2008b）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否分别低于30%、23%、53%确定为人口红利存在与否的分水岭。车士义（2009）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小于50%作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等于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

关于我国人口红利实现问题，穆光宗从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形成视角指出，人口红利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因此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期，用时间表去衡量本身就是错误的（穆光宗，2009）。目前就人口红利期而言，学术界存在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对立的观点。悲观派认为，我国人口红利持续的期限在20—40年之间。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近3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去得快。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乐观派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期漫长，没有必要对“中国将出现人口负利”之类的问题杞人忧天。人口红利会与日俱增，不可替代。

（二）劳动参与率分析框架

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话题中，人口红利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增长源泉之一。但是，人口红利的实现还需要适龄劳动人口的有效劳动去实现，劳动参与率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影响因素和参变量。

1.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LPR）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它是用来反映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也可用来反映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

劳动参与率有多个定义和衡量标准。国际劳工组织将其规定为劳动力人口数与16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数之比。其中，劳动力指正在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口；失业人口指正在找工作而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口。在西方，劳动参与率由实际劳动力与潜在劳动力的比值所决定。也就是：

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人口/潜在劳动力人口×100%

其中，劳动力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正在积极找寻工作的失业人口。潜在劳动力人口指劳动年龄人口中减掉因为智力或者身体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部分。由于统计指标差异，各个国家对劳动参与率的定义不尽相同。本课题研究所用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15岁以上人口3

2.劳动力参与模型及劳动力增长分解

根据上文说明，本课题采纳马忠东、吕智好和叶孔嘉建立的劳动力参与分析模型并对劳动力增长状况进行了分解4。

假设一个区域在一定时期内（t年）的劳动力可表示为：

其中，为PT（t）年总人口数，Pt（x）为X年龄组占总人口的比例，两者乘积为年龄组别人口数，rt（x）为X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

假定初始年劳动力为L0，计算增长时，将右端分子分母同乘以（x），分解为：

式（2）将劳动力增长分解为三要素的变化，前两个为人口要素，劳动参与率则为社会经济要素。

以此为基础，可建立劳动参与的Logit模型为：

其中，L（s，h，m，j）为当年劳动参与率与概率，C是未知参数，X（s，h，m，j）是一组解释变量，A′是要估计的系数。模型用最大可能性法估算。变量显著性由系数相关的显著水平（p＜0.05）反映。模拟度则由p2来表示。p2是全变量模型对零变量模型增加的可能性比例。它通常较小，0.2的低值可代表不错的模拟度。一组人群中，参与者与不参与者的比用来表示其参与强度。不同组比较时，计算比较组与参照组的参与强度比。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重要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学业完成状况、健康状况、婚姻状况、部门和区域发展状况等。

3.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从经济意义上说，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力参与率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而对人口红利作用的衡量则常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加和比重的上升来表示。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既在统计上存在联系，也在经济意义上存在关系，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发挥（郭琳，车士义，2011）。统计上劳动年龄人口是对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分子）的一个近似替代。经济意义上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水平且比较稳定，劳动年龄人口优势才能充分发挥，人口红利也才能实现。

我们用P15－64表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用W（Worker）表示经济活动人口，P（Population）表示总人口，用GDPPL代表劳均GDP，GDPPP代表人均GDP，用LR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则可以得出：

由此得：

即人均GDP的增加由三部分组成，劳均GDP的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因此，仅仅有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和劳均GDP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还不够，还需要劳动参与率提高或者稳定在较高水平。我们进一步用GDPPLr代表劳均GDP增长率，用GDPPPr代表人均GDP增长率，用LRr代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长率，用LPRr代表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则由上式可得：

GDPPPr＝GDPPLr＋LPRr＋LRr

由上式可知，人均经济增长率是劳均经济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长率之和。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就会增加一个百分点，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即使减少，只要劳动参与率上升的速度快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速度，经济增长也会提速。

（三）我国劳动参与率的状况分析

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了较大的提升。根据David Bloom（2008）的估算，中国25岁至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在1950—2000年的50年间增长了12.63%，达到79. 22%的高水平。而我国男性25岁至64岁的劳动参与率则一直处于94%以上，和其他国家相当。我国1990—2009年间1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劳动参与率演变（1990—2009）

资料来源：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9）。

由表1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较快，由1990年的6.57亿左右增至2008年的7.94亿。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参与率以平均每年0.3%的速度下降。1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由1990的79.1%下降到2009年的73.4%，20年下降了6.3%。郭琳、车士义（2011）认为，我国劳动参与率的这种特征是由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及人口结构转变共同造成，经济结构的转型体现在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缩小。而劳动年龄人口则以平均每年净增1000万以上的速度增加。由此造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根据测算，我国实际失业率远高于登记失业水平，因此我国劳动参与率的统计也受这一因素影响存在虚高现象。

三、甘肃省人口红利与劳动参与率：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一）甘肃省人口规模与人口红利

前文已述，人口红利的形成与人口年龄密切相关，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不同年龄组别的人口具有不同的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行为。少年儿童需要抚养和教育的投资，老年人需要赡养，唯有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是参与经济活动、提供劳动力资源和创造财富的主体。如果社会存在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并且政策体制、劳动市场等客观条件具备，那么这些适龄劳动人口将会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1.甘肃省人口规模

依据甘肃省人口统计和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甘肃省常住人口为2557.5254万人，全省共有家庭户6900389户，家庭户人口为2405.281万人，家庭规模人口平均为3.49人，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3.97人减少0.48人。

图2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总人口及人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甘肃统计年鉴（2000-2010），经课题组数据分析计算得到。

就历次甘肃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建国以来，甘肃省人口规模特征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图2）。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甘肃总人口为1956.93万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2237.11万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2512.12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为2557.53万人。1990年相比1982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69%，2000年相比1990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3%，2010年相比2000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18%，人口总量缓慢增加，但增长率急速下降。

2.甘肃省人口红利的统计分析

2010年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比汇总下降8.84%，15—64岁人口比重上升5.61%，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3.23%（图3）。

图3　甘肃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单位：%）

就人口规模及其年龄结构发展演变的历史序列看，从1982年起，甘肃人口总量不断增长，但14岁以下人口逐年下降，适龄劳动人口逐年递增，总人口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现阶段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提高，总抚养比的下降等揭示了甘肃现阶段人口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期。根据有关测算，预计到2020年将到达峰顶，也就是将达到人口红利高峰期。也就是说，2010—2020将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一战略期内，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十分有利。

3.从人口负担系数看甘肃省人口红利

人口负担系数是观察社会对非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程度的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标准，负担人口是0—14岁少儿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负担人口与适龄劳动人口之比的百分数即为总抚养比，也就是人口负担系数。在历次的人口普查中，甘肃省人口负担系数经历了从1953年人口普查的74.37%、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73.38%、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66. 14%、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47.1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47.05%，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35.85%（图4）。人口负担系数不断降低，目前可以说是历史上人口负担系数最低的时期。即一个适龄劳动人口仅仅只需要供养0.36个非劳动人口。根据测算，到2020年前后，甘肃省人口负担系数将回升，但总体小于50%。这也就是说，1990年以来到2020年的这一段时期将是甘肃省的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高比例的适龄劳动人口将带来国民储蓄的升高和资本供给的增加，无疑将对经济的跨越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要素基础。但是，由于出生率下降和适龄劳动人口的逐渐老龄化，老龄人口与劳动适龄人口将成反向变化态势，即老龄人口快速增长与适龄劳动人口持续下降并存，很有可能导致甘肃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处于一个低谷时期，而老龄人口将处于波峰时期，人口红利期将不可避免的向人口负债期转变。静态的看，到那时候甘肃省将面临比较严峻的问题，社会赡养负担将比较沉重。

图4　1990—2010年甘肃省人口抚养比（单位：%）

（二）甘肃省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

劳动参与率只是测度和反映人口参与劳动程度的指标，它本身并不影响人口参与劳动的因素。此外，由于劳动参与率指标能够较为准确的反映劳动参与的变动情况，因此，它成为分析劳动力供给变动的一个重要工具。

为了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促进甘肃经济发展，就需要从统计视角研究分析人口红利与劳动参与率以及甘肃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更加全面和准确地把握人口红利实现的条件，以期实现甘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课题测算了2000—2010年甘肃人口红利与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指标（表2）。

表2　甘肃省人均GDP、经济活动人口与劳动参与率（2000—201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甘肃统计年鉴》；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根据测算结果可知，一是反映甘肃人口红利指标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均大于50%，说明甘肃劳动力供给相对富裕，无论是储蓄能力还是人力资本都处于高峰，这就为传统的人口红利，即“第一人口红利”的收获准备了必要条件。二是经济活动人口总量波动大。从2000到2004年逐年增加，2005年出现大幅度下降，之后出现上升，从2010年又开始下降，这与甘肃总人口规模出现下降的趋势相一致。

（三）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状况的主要特征

1.人口红利“来得早，去得快”。

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甘肃在全国范围内属于较早实现人口转变进入人口红利阶段的省份之一，其人口红利具有“来得早，去得快”的特点。甘肃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较快地完成了人口结构转变，进入了人口红利期，根据有关资料估算，甘肃人口红利期较全国平均水平早5—8年。人口红利对于甘肃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但同时，伴随着出生率的快速下降，预计甘肃省将于2020年左右进入快速老龄化时期，老年抚养比重迅速上升将导致总抚养系数呈陡坡上升态势，人口红利较快消失殆尽，老龄化问题严重。

2.劳动力就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1998～2007年，甘肃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人口比重由1998年的59.9%波动上升到2007年的62.66%；第二产业从1998年的20.16%下降到2007年的15%；第三产业从1998年的19.94%上升到2007年的22.34%。甘肃省劳动人口中第一产业仍占较大比例（图5）。同时在第二产业内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也有56%的从业人员是农民工，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见，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比重较大。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这些曾经因为处于人口红利期而蓬勃发展的劳动密集型就业人口，很大程度上需要就业转型。

图5　甘肃省三次产业人员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甘肃统计年鉴》；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3.劳动力参与效率不高，人口红利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尚未成型。

一方面，受制于甘肃欠发达的省情，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红利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赖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在劳动力数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效率将成为关键性的条件。从全国来看，东部地区人口红利效应较高不仅来自于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合理，劳动力供给充分，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素质较高、人力资本存量较大，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西部地区总体上不仅劳动力数量供给相对低于东部地区，而且劳动力的素质也低于东部地区。因此甘肃如何提高劳动力素质，扩大人力资本存量，从质量上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争取实现“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双赢将是人口红利实现不得不考虑的现实话题。

四、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效应分析

前文分析了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等变化的态势，本部分将用协整分析方法剖析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关联效应和面临的挑战。

（一）数据基础

表3　甘肃GDP、人口规模、劳动参与率（1990—2010）

资料来源：1）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11；2）甘肃省统计年鉴，2010；3）甘肃省发展年鉴，2010。

在本课题研究中，我们选用总人口数（PS）代表人口规模，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增长，用经济活动人口比例代表劳动参与率（LPR），用15—64岁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代表人口红利（POP）。数据均来自甘肃统计年鉴及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年限为1990—2010年（表3）。这种选择考虑了协整分析所必须的足够的样本数据量，也避免了NPS、SNA两种核算体系下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数据的差异性。由于原始数据量纲的不同可能具有的异方差性，在模型构建层面我们建立了对数分析模型。

（二）协整分析

1.单位根检验

从理论上讲，lnGDP与lnPOP和lnLPR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为了对三者进行协整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首先对lnGDP与lnPOP和lnLPR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对lnGDP 与lnPOP和lnLPR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见表4：

表4　lnGDP与lnPOP和lnLPR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c，t，n）分别表示在ADF检验中是否有常数项、时间趋势、滞后阶数。其中，滞后阶数根据AIC、SC准则确定。

分析表4可知，lnGDP与lnPOP和lnLPR都是一阶单整。经检验，lnGDP与lnPOP和lnLPR之间不存在异方差。由于Durbin－Watson stat＝0.5668和1.4620，所以模型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消除一阶和二阶自相关后，结果如下：

lnGDP＝18.6161＋0.0348lnPOP＋0.0688lnLPR

（5.0104）　（12.7768）　（6.2728）

Adjusted R－squared 0.995019

F－statistic 899.8945

Durbin－Watson stat 1.804263

从DW＝1.804263，该模型自相关值已消除。括号内为t值，可以知道各变量都比较显著。从回归方程可以知道，人口红利存在，人口红利每增加1%，GDP增加3.48%；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GDP将增加6.88%。

2.协整检验

由于lnGDP与lnPOP和lnLPR都是一阶单整I（1），因此，二者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对lnGDP与lnPOP和lnLPR进行OLS回归，设其残差为et，其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分析可知，lnGDP与lnPOP和lnLPR进行OLS回归后的方程残差是平稳时间序列。et是I（1），即et是平稳的，因此，接受lnGDP与lnPOP和lnLPR是协整的假设。

表5　lnGDP与lnPOP和lnLPR回归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

3.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经分析，lnGDP与lnPOP和lnLP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三者间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存在非均衡情况，为了使模型能够反映短期内的动态调整，可以把OLS分析中的残差作为均衡误差，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短期行为与长期变化联系起来。误差修正模型为：以GDP的差分lnGDP为因变量，以lnPOP和lnLPR的差分为自变量、滞后一期的误差修正项为自变量建立模型：

D（LNGDP）＝0.05806＋1.9363D（LNPOP）＋0.2213D（LNLPR）－0.2745ECMt-1

（6.6241）　（2.8838）　　（3.3315）　　（4.8396）

Adjusted R－squared：96.0878

F－statistic：189.7255

Durbin－Watson stat：1.9118

从DW＝1.9118，该模型自相关值已消除。括号内为t值，可知各变量都比较显著。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lnGDP的变化不仅取决于lnPOP和lnLPR的变化，而且还取决于上一期ECMt-1对均衡水平的偏离，误差项ECMt-1估计的系数－0.2745体现了对偏离的修正，上一期如果是负偏离，本期就是正向的修正，上一期如果偏离越远，本期修正的量就越大。也就是说，系统存在误差修正机制，体现了lnGDP与lnPOP和lnLPR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对短期的偏离，以27.45%的速度进行修正。

通过对甘肃省1990—2010年间的GDP序列数据（GDP）、经济活动人数序列数据（LPR）及人口红利序列数据（POP）的协整分析发现，劳动参与率是影响甘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人口红利对甘肃人均GDP的提升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劳动参与率变动是人均GDP发生变动的重要原因。结合表3数据，从较长趋势看，甘肃人口红利具有明显的下降态势；甘肃劳动参与率较高，维持在65%之上。为此，甘肃应采取措施，进一步通过劳动参与让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兑现。

（三）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效应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省人口再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上世纪50、60年代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逐步过渡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与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相对应的是，甘肃省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提高、总抚养比下降，人口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倒U型分布特征，即进入人口红利期（图4）。从1982年起，甘肃随着出生率、死亡率的下降，人口总量不断增长，14岁以下人口逐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65岁以上老龄人口也逐步上升。劳动年龄人口逐年递增，预计到2020年到达峰顶，为1984万人，占总人口的71. 6%。研究表明：甘肃省“人口红利期”大体从1982年开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以上，有力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1.人口红利的存在使得人口、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强。

近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高度关注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研究。据世界银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的分析估计，物质资本所占份额为37%，劳动力为17%，劳动力转移为16%，未解释部分为30%。从全国来看，据蔡昉研究员的研究，在我国改革开放前20年年均9.6%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物质资本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各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为21%。（图6）。可见，劳动力对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相关研究中其重要性不言自显。

人口红利期的存在为甘肃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劳动人口年龄比重较大且劳动力价格低廉，使甘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就业机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能为甘肃跨越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基础，能为甘肃快速经济发展提供数量丰裕的要素基础；其二，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进而人口抚养负担相对较轻，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较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较大，储蓄率较高，有利于储蓄转化为投资，带动甘肃经济加速实现增长；其三，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尚未到来，甘肃社会保障系统支出负担相对较轻，使得财富积累的比例较高，财富累积聚效应明显。

图6　世界银行的估计

中国经济学家的估计

2.较高劳动参与率是人口红利兑现成经济效应的现实转化基础。

人口红利的充分显现，取决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取决于经济是否实现充分就业。高劳动参与率是实现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就全国而言，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是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形成了投资和出口的路径依赖，消费需求不足和消费率低下的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劳动力报酬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较低。较高的劳动参与是劳动者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潜力，保障基本生存的主要手段，高劳动参与率下的就业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提高消费能力的关键性因素。

收获人口红利需要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当人口红利期结束、人口负债期来临时，更需要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削弱人口负债的影响。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启示我们一方面要利用现有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延续和充分挖掘甘肃的“第一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又要创造条件，将甘肃的人口资源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更好的实现“第二人口红利”。

由前文分析可知，2000—2010年甘肃省的劳动参与率出现连续下降的趋势。根据有关研究的预测，甘肃省人口红利期将于2020左右结束。这说明目前虽然出现劳动参与率的逐步下降，但这一阶段的总人口抚养比均小于50%，甘肃可以继续发挥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收割人口红利，为甘肃经济发展添砖增瓦。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的现状不容乐观，应该深入分析引起其变化的因素。

3.劳动力价格低廉和充分供给的比较优势助推经济高速增长。

从发展的历史视角看，古今中外的发展一再证明只有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使经济得到较好的发展。显而易见，甘肃和全国一样，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其低廉的价格。从全国来看，这两个因素使得我国成为了东亚奇迹的创造者，也使得我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制造中心。甘肃较充沛的人力资源供给和欠发达的后发优势将是现在乃至于今后甘肃经济跨越发展的强劲动力。与此同时，伴随着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加快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实施意见的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往往能使甘肃成为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接入地。当然，仅仅利用充分而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供给不能长期维系甘肃快速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应由劳动力层面转换到人力资本和技术层面，随之主导产业也将由劳动密集型提升为智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助推经济高速增长和区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动力将有待以人口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为基础进行再造。

五、甘肃省用好人口红利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策略

（一）传统发展模式下甘肃充分兑现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

研究表明，甘肃自1982年就开启了人口红利窗口。但人口红利窗口只是为发展经济带来了可能或潜在的机遇，并非已经获取和实现。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耦合问题，不仅不能从人口机会窗口中获得潜在的红利，而且还会迅速进入“人口负债期”，面临“未富先老”的窘境。甘肃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依赖于要素投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无疑，这种发展模式在国家和区域谋求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来说，帮助经济落后的甘肃能够摆脱贫困，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以环境和资源的付出为代价的，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甘肃的人口机会窗口虽然来得早，但人口红利的效应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其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甘肃人口红利来得早、去得快，加快了“数量型”人口红利衰减步伐。

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甘肃较快地完成了人口结构的转变，开启了人口机会窗口，在人口红利效应尚未得到完全实现的同时，随着出生率快速下降，甘肃省将于2020年左右较早的进入快速老龄化时期，老年抚养比重迅速上升将导致总抚养系数呈陡坡上升态势，人口红利期逐渐向人口负债期转变，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难题。受制于劳动年龄人口短缺，无法支撑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需求，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不可持续的局面。

近年来甘肃老龄化有加速的趋势。截止2010年，甘肃省65岁以上人口为21.0578万人，占总人口的8.23%。预计到2016年,甘肃省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0.12%,届时甘肃省将发展成为典型的老年型社会（申社芳，2006）。按照国际通行10%的标准，甘肃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甘肃面临着人口负债期的挑战。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将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估计在现行人口政策下,今后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可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按照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储蓄率下降将会引起经济增长放缓。储蓄率下降和社会保障负担的加重均影响经济增长。

2.如何提高劳动参与效率是甘肃收获第二人口红利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导致的总负担系数较低，有利于增加全社会储蓄，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条件、机遇，打开了“人口机会窗口”，但这并等于收获了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库兹涅茨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它指出现代经济增长和早期经济增长的区别在于，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已经不是靠资本积累，而是靠效率提高实现。简单地强调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给经济增长带来“量”上的增加而忽视其对经济增长“质”上或结构上的巨大潜力，会使我们走进严重的误区，使我们很难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而也就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增长。

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较高的水平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改革开放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扩张，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甘肃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就使得甘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达到较高的储蓄率，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甘肃储蓄率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况。究其原因，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目前甘肃正处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过程中。据推测在未来的10—15年，人口红利仍有望驱动甘肃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但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人口红利往往是与人口负债相对应。在全国范围内，甘肃属于较早进入人口红利阶段的省份之一，其人口红利具有来得早、去得快的特点。严格的人口控制使甘肃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红利也因此而消失的较快，这说明劳动力的供应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也不能再将甘肃经济的持续发展完全寄托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依靠科技和人才的转变，高质量的劳动力即人力资本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力量。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实现人口红利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把甘肃丰富的人口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源，这样既可以延长和挖掘“第一人口红利”，又能为更好的收获“第二人口红利”创造条件，做到人口红利效应最大程度的服务于甘肃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3.甘肃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劳动力完全流动面临较大阻力，形成隐性失业，影响人口红利的实现。

人口红利充分挖掘的前提就是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找到就业岗位，以减少劳动力的闲置。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双向流动，一方面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到城镇，延长了城镇人口视窗的开放时间，推迟老龄化到来；另一方面促进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流动，直接加快了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助于农村人口红利的兑现。由于甘肃农村人口占较高比重，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所以在这种双向流动中，受二元体制的制约，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动更是受到无形的限制，制约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也直接影响就业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和人口红利的实现。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城市和地区，但是他们主要从事的为第二、第三产业中就业稳定性较差的行业和部门，其中建筑行业占到了80%。可见，甘肃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但甘肃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

4.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甘肃跨越式发展战略对人口红利实现提出了收获“第二人口红利”的更高要求。

人口红利从来都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产生人口机会窗口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它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穆光宗，2008）。在传统发展方式下，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要素的大规模的投入。甘肃依靠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及自然资源支撑了甘肃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收获了数量型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经济增长将主要不是依靠劳动者和自然资源的数量增加和价格低廉，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技能的提高来推进。传统的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由数量型人口红利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

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最终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将会消失殆尽。这就是说，在传统人口红利效应得到充分挖掘的同时，我们应该通过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加大教育产业投资力度，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在甘肃的人口机会窗口尚未关闭之前，抓住时机，挖掘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源泉和动力。据相关文献显示，制造业的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上升17%。如果职工全部由初中学历改善为高中学历，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若改善为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甘肃可采取各类政策措施提高企业在岗职工和领导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创造条件更好的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

（二）甘肃省用好人口红利期、提高劳动参与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策略

1.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协调统一。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繁荣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才资源的竞争。加快建设人才强省，是甘肃实现跨越发展的客观需要。总体上看，甘肃省当前人才总量小、结构不合理、配置不均衡；人才流失多，人才发展总体水平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不相适应。严峻的现实要求甘肃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人才强省之路。未来十年是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能否利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

甘肃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包括人力、资金、自然资源）的增加来推动，但随着甘肃人口红利期的逐渐消失，经济发展将主要不是依靠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和价格廉价，而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劳动技能提高来推动。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对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将更为重要。如何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如何全面提高人口质量是甘肃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和根本。

甘肃必须从战略高度，谋划好人才工作，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协调统一，进一步发展壮大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为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甘肃应着眼于支柱产业、重点行业、重大项目和重点学科的人才和劳动力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全面提升人才发展的实际效益和整体水平。甘肃应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同时，对未进入大学的初高中毕业生，通过提供免费技术培训鼓励他们成为技术工人，在填补就业缺口与创造更大产值的同时，也能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弥补甘肃现有产业人力资本分布不均的现状。甘肃要围绕全省区域发展战略加强重点区域人才开发，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生产率，更好的开发第二人口红利。

2.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用好人口红利期，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

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掘，关键在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甘肃是欠发达省份，农业比重比较大，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要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既要实现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合理分流，也要加强对农村资本输出，改善农业人口的生存状态。目前，甘肃农村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于第一、第二产业，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不但可以增加居民收入，而且会提高居民生活舒适度。因此，甘肃要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体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要根据甘肃区际区位等优势，在不放松重工业发展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轻工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业等，引导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

由前文分析可知，甘肃在1982年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期，近30年来甘肃经济的较快发展也得益于人口结构的推动，也就是学界所说的“第一人口红利”。长期以来，甘肃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与之相适应，甘肃经济发展也形成了过分依赖非熟练劳动力的投入、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传统发展模式。但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要长期发展仅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会始终摆脱不了“衬衫换飞机”的尴尬和无奈。随着甘肃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的逐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就预示着“第一人口红利”逐渐衰减并走向耗竭。要实现甘肃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就不能仅仅考虑或依赖于人口数量增加来推动经济，一味地走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道路。而应该从甘肃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前提出发，结合甘肃人口结构变化的新特点，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提高教育水平和培训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努力把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积极推进经济的“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

3.确立就业优先发展战略，提升劳动参与效率与效能。

在未来10年里，甘肃人口结构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并不会自动地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劳动参与率。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都阳，2007）。劳动参与率越高，收获的人口红利也就越多。同时，劳动参与率的扩大能够减缓人口红利减弱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2010）。因此，甘肃应该确立就业优先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劳动参与效率与效能，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就业是民生之本。甘肃要全面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进而充实劳动力队伍，一定程度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带来的收益。以农民工为例，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东南沿海地区大量以出口加工为主要营收来源的工厂关闭或裁员，大量劳动力由东部地区回笼到位于中西部的原籍所在地。综合各类媒体的消息来看，有1/4强的返乡农民工将不会选择返工，而是在原籍开始新的工作。全国按2亿农民工的保守数字计算，将会有5000万以上新增劳动力投入当地生产。甘肃作为劳务输出较大的省份之一，此时应抓住机会提供就业和创业倾斜和补助政策，利用返乡农民工的巨大力量发展当地经济，在充分发挥第一人口红利的基础上更好发展第二人口红利。

4.加快构建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人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后顾之忧。

未来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形势逐渐严峻。研究表明，甘肃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呈反向波动态势，即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期并存，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低谷（2050年占58. 40%）与老龄人口比重波峰（2050年占34. 15%）重合，意味着未来社会负担沉重。2010年是甘肃省人口负担系数最低的时期，约为31. 1%，即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仅需供养0. 31个非劳动年龄人口。这是甘肃省低人口负担系数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期。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国民储蓄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要素基础。同时随着出生率快速下降，甘肃省将于2022年左右进入快速老龄化时期，老年抚养比重迅速上升将导致总抚养系数呈陡坡上升态势，人口红利期逐渐向人口负债期转变，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难题。

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家庭与社会相互配合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足够的经济、设施和制度储备，以应对人口老龄高峰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陈燕萍，2010）。众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必然会引起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这些特征在甘肃尤为凸显。为了解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后顾之忧和为持续发展提供优质人力资本，甘肃应不断完善现各类社会保障体系，探索新的社会保障形式，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社会保障体系。甘肃也应该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来引导比重较大的农村人口能够主动进行养老资金积累，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从而更好地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5.破除人口流动障碍，实现人口科学合理流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合理的人口流动与分布有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甘肃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的程度。把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有助于解决农村就业问题兑现农村的人口红利，并且通过区际间、城乡间的人口流动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延长人口机会窗口。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甘肃人口迁移和流动产生了“扭曲”的边界约束，形成了许多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关卡和制度性障碍。为此，甘肃应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减少农村劳动力沉淀，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甘肃应打破人才身份、所有制等限制，实行身份证管理的“一元”户籍制度，为人才流动、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条件。

甘肃在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促使人口红利更好实现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通过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留住在甘受教育的优秀人力资本，而且还要善于通过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建设高水平的劳动力市场来吸引全国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这种“外脑”来共同进行科技攻关项目的外包与招标。这样既能使甘肃地区劳动力回流，又加强了省际间人力资源的互动与联结，从而实现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和甘肃积累丰富人力资本的双赢，既可以降低甘肃的人口抚养比，延长甘肃的人口红利，又使甘肃经济发展日趋均衡，人口红利的外溢效应发挥得更加充分。

本课题承担单位：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

课题组负责人：赵　锋

课题组成员：慕　宇　郭晓峰　陈增贤　拜五旭　吕伟伟

主要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1，138－159．

［2］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3］车士义．人口红利问题研究［J］．西北人口，2009（2）．

［4］陈燕萍．浙江人口红利研究［J］．人口研究，2010（7）．

［5］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

［6］陈友华、吴凯．年老型社会与人口红利并存：矛盾及其根源［J］．南京师大学报，2008（5）．

［7］甘肃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

［8］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发展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9］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9）．

［10］胡鞍钢、才利民．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4）．

［11］林柯、吴嘉．甘肃省人口与劳动力资源变化状况及规律分析———基于1998—2007年的数据［J］．学术纵横，2010（2）．

［12］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1982—2050年［J］．城市探索，2011（6）．

［13］马斌、张静．人口红利兑现的SWOT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5）．

［14］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2008（5）．

［15］洪菊花、骆华松、胡艳花．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收获研究［J］．西北人口，2007（4）．

［16］刘怀宇、马中．“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J］．人口研究，2011（4）．

［17］沈君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J］．南方人口，2005（1）．

［18］李荣山．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可持续发展［J］．西北人口，2010（4）．

［19］雷晓康、张楠．近年我国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综述［J］．理论学刊，2011（6）．

［20］李蕾、郑长德．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综述［J］．区域经济理论，2008．

［21］申玲．新形势下我国“人口红利”面临的问题［J］．动态视窗，2006（34）．

［22］申社芳、秦素芬．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J］．发展，2009（4）．

［23］王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效应与区域增长差距［J］．西北人口，2009（3）．

［24］詹浩勇、杨毅．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口红利关系辨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0（6）．

［25］杨娟．关于人口红利的一般讨论———兼论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8）．

［26］张力洋．合肥市人口红利研究［J］．城市探索，2011（6）．

［27］章磊．人口红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18）．

［28］朱洪．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5）．

1.陈卫，都阳，侯东民：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问题［J］.人口研究,2007（2）:41－48.

2.马瀛通.人口红利效应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J］.中国人口科学，2007 （1）：2－9.

3.本文经济活动人口采纳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指15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

4.马忠东、吕智好、叶孔嘉：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1982—2050年［J］．中国人口科学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