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与问题

需要充分认识到的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的成果。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开始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阶梯电价、阶梯水价等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技术不断被应用到实践中；民生改善力度有所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正逐步得以化解。

但是，我们也应客观地看待我们在转变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影响：

（一）国内民间消费增长乏力，难以拉动内需

GDP支出结构中长期趋势：投资比重逐步上升；居民消费比重持续下降。表1－1和图1－1反映了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和政府消费占GDP比重变动情况。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消费占GDP比重稳定在13%～15%之间，居民消费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保持了50%以上的比重，其中1982年达到55%，从90年代开始下滑到50%以下，1994年降至45%，与此同时固定资本形成比重开始上升，1993年达到38%，其他年份多维持在34%以上。进入2000年以后，固定资本形成率一路上升，2004年以后达到40%以上，至2013年更是高达47%，而居民消费比重则一路下滑至40%以下，2010年最低为35%。以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为例，在过去的10年内，投资占GDP的比重已从21世纪初的40%左右上升至2013年接近50%的水平，而消费占GDP的比重则下滑至40%以下，而10年前这一比重则为45%。

表1－1　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和政府消费占GDP比重变动情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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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统计年鉴》。

图1－1　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和政府消费占GDP比重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2014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我国居民消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增速较慢、消费能力较弱，消费结构有待优化升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估计，最终消费率的国际平均水平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为百分之六十左右，素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也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2000—2008年，全球年均消费率为77．8%。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5．7%、74．6%、77．6%和84．1%；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1．9%、80．4%、72．0%和85．5%；亚洲国家的年均消费率为70．3%。^[6]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其发展趋势也与其他国家相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投资率和净出口比重则明显偏高。

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则始终处于低迷状态，长期停留在50%以下，并自2004年起降至40%以下。各国居民消费率均保持平稳甚至小幅上升的态势，整体居民消费率也保持平稳；而中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则从2000年起步入下降通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呈现出水平低同时发展趋势向下的特征。

（二）对国际市场原燃材料依赖过多

依靠高投入、高耗能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我国成为了世界上对原材料产品需求最多的经济体之一。大量的贸易顺差背后掩盖了很多种类的原材料产品需要依赖于进口的事实。原材料产品的进口在我国整体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原油为例，2013年我国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额分别为2196．6亿美元和320．3亿美元，而全年一般贸易进口总值为11099亿美元^[7]，这意味着仅仅原油和成品油两项就约占一般贸易进口总额的23%。在很多原料大宗商品上我国对于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已经非常高，2010年原油表观消费量^[8]首次突破4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3．8%，此后总量虽有所回落，但对外依存度依然上升，2012年达到56．6%，2013年达57．4%。^[9]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最近发布的一份题为“我国天然气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的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180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4%，其中进口天然气58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32．2%。^[10]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中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到78．5%，同比提高9．7个百分点，除此以外，铜精矿、铝土矿均有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见表1－2。

表1－2　2013年我国石油等主要原材料进口依存度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及相关行业发展报告。

在一个国家既存的要素禀赋格局下，这种高耗能的经济发展方式加深了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由此也增加了国际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影响，尤其是石油进口和铁矿石进口的风险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更是明显。

（三）高技术产业的低附加值陷阱，创新能力不足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越来越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一个方向，不少地方政府部门不惜代价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从实践来看，许多地方更多地表现为概念的炒作、雷同式的布局、低层次的竞争、技术的盲目引进、缺乏有效的核心技术支撑，等等，这也就导致了升级版的GDP主义。因为无序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战略性发展机遇的缺失，后果将非常严重。以光伏产业为例，2013年末遭遇哀鸿遍野的困境。数据显示，浙江374个中小光伏企业中，至少有50%处于半停产状态；而在拉晶和切片等环节，停工的企业甚至达到70%～80%^[11]，已经破产转行的企业也不在少数，这种状况令人深思。

在一些高科技企业，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和经济活动在性质上和传统制造业没有本质的区别。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高技术产业链低端活动的成功，比如在装配线上拧螺丝这样的活动，并不会必然带来在这些高技术产品高端活动上的成功。事实上，在不少的高技术企业里，我们仍旧处在价值链的老位置上，仍旧被固定在组装、加工、制造的低附加值环节。高技术企业陷入“低附加值陷阱”中，根本原因是缺乏核心技术。因此，我国的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的专利持有者，^[12]这说明高技术产品组装线没有改变中国产业活动的性质，产业升级的目标也不可能在这种路径下实现。

（四）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劳动生产率低下

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产能利用情况最为直接的指标即为产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被定义为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与最佳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美国、日本等国家很早就开始对产能利用率指标进行工业统计和跟踪分析，是用于反映工业经济实力和工业经济走势的一个主要月度指标。可惜中国国家统计局没有编制和公布这个指标。

虽然中国没有产能过剩的指标，但无论是属于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制造，还是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以及造船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

就传统行业而言，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其发布的《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中指出，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一点六亿吨以上。水泥产能过剩超过三亿吨。这些年，有色金属行业的电解铝的无序扩张也导致了长期产能过剩的风险的产生。其产能利用率在2007年将近百分之九十，由于盈利丰厚，吸引了许多企业新建大规模产能。各地一窝蜂而上的结果是产能扩张太快，行业产能利用率迅速降低，近两年已经降至65%。钢铁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已持续好几年，在2007年前，粗钢产能利用率在83%以上，但2007年后产能利用率整体下了一个台阶，再也没有回到80%，即长期产能过剩的表现。然而，中国企业的增产意愿仍然强烈。据中国钢铁相关网站“中联钢网”统计，2014年中国有24座新增高炉投入运行，年设计产能为3500万吨。虽然与2013年新增加的7000万吨相比减少了约一半，但在行情低迷的情况下，产能仍将持续被增强。

不仅如此，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据报道，风力发电机组制造业目前产能闲置逾40%；光伏产业产能也严重过剩，据工信部下属的光伏产业联盟对所属160多家企业的统计，产能已经达到了35吉瓦，全国光伏企业总产能在四十吉瓦上下，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装机量还多。

产能过剩在企业层面的影响如企业净利率降低、负债增加、应收账款的增加，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进而将风险传递到银行业。

而反观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宏观层面上看，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TFP（全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通过变化生产结构和引进外国技术有了比较快的提高，但是，随着这类适应性效率提高因素的逐渐消退，而新的、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又没有得到发展，TFP增长明显放缓。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1979—2007年TFP年均增长率达到3．72%，而2008—2012年则下降到2．21%^[13]。也就是说，近几年，代表效率改善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出现了恶化的态势，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因此出现明显的下降。

（五）过于依赖“两高一资”，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化

在旧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下，经济成长过于依赖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我国工业内部结构重型化，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带来了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破坏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从供给来看，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增加物质消耗，而不是效率改进。从1995—2010年，城乡就业人员从6．8亿增加到7．6亿；固定资产投资从2万亿元增加到25万亿元；物质消耗更是大量增加。2010年，中国的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水泥53%，铁矿石48%，煤炭47%，钢和铅45%，锌和铝41%，铜39%，镍35%，而中国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9．3%。可见，中国的经济效率并不高。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5倍，吨钢可比能耗、火电供电煤耗、水泥综合能耗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5%、20%和24%^[14]，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全球第一。二氧化碳排放2008年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这种依靠高投资、大消耗取得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创造了大量物质产品和经济收入，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消耗，也生产了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破坏了自然生态，污染了生存环境。这也是中国目前最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如果连生存都成为问题，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又有何用？

2013年我国中东部地区先后遭遇多次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给人们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其影响范围、持续时间、雾霾强度历史少见。世界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虽然空气污染有诸多原因，但是我们发现，雾霾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是重工业集中的地区。2013年，全国的淘友们花了8．7亿元用在对抗雾霾的用品上，共买了450万次。这还仅仅是淘宝网上的统计数据，线下的消费没有包括在内。

中国的水体污染也不容忽视。环保部公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显示，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达57．3%。长江、黄河、珠江等十大流域的国土面积中，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为10．2%。在监测的60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25%。广州2012年首次公布50条河涌水质，其中劣V类水质39条，占公布河涌数的78%。

土壤污染已成公害。据农业部发布的2010年《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状况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1／5的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区更为突出，昔日的“鱼米之乡”发生了“镉米”危机。与土壤和水体污染密切相关的是农作物污染。全国十多个省小麦和水稻都已检出重金属污染。其中，小麦籽粒中镉平均含量2．55mg／kg，为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25．5倍，汞、铬、锌的含量分别达到国家食品卫生的12．98倍、6．12倍和1．32倍。某水稻主产区稻米中镉和铅的超标率达100%和71．43%。蔬菜中的超标现象也相当普遍，在北方某城市郊区的污灌区，根茎类、茄果类、瓜类蔬菜的铅、镉、砷污染指数超过3．00。在动物方面，通过食物链的污染，肉、蛋、奶、水产品的质量问题更为严重。可见，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大问题。

从微观经济层面看，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造成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愈来愈严重。在一些地区，甚至是人类生存所必要的条件——空气、土壤和淡水也不能得到保障。从社会层面看，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失调，贫富差距趋于扩大，劳动大众由于无法享有增长带来的福利成果而愤懑，使社会稳定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