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身份转变

2-1.感受身份转变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明确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国的宪法也开宗明义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们党的一贯坚持的指导方针，党的领导人也在不同时期反复强调过必须毫无动摇地依靠工人阶级。这种意识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化教育，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地打下了烙印，形成了一种意识，即领导阶级的意识，主人翁的意识。几十年来，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主人翁精神激励了几代工人群体，他们满腔热血地献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那种奉献对他们来说，是无怨无悔的。同样，他们也把自己的一切——工作、生活、生命，乃至家庭都交给了国家，交给了组织，他们俨然是一个单位人。只要有了工作，特别是国有性质的组织，国家和组织将一包到底，直至离开人世。然而，现实的社会改革中，他们面临的却是保岗、下岗、转岗、失业的危机。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勤劳不能成为他们保住饭碗，维系生活的依据。他们一次次地像商品一样被别人挑选，又被别人转让，甚至被别人丢弃。这种现象和他们头脑中原有的意识，以及他们惯有的思想格格不入。现实让他们感受到的是身份的转变与地位的流失，利益的剥夺与生活的贫困。因此，工人群体中多数人对此感到迷茫与疑惑。对这种现实，他们无论是理性上，还是情感上都难以面对或接受的。如果全社会都这样也罢，但是，恰恰不是这样，与其他群体相比较而言，工人群体面临着的更多的是被动、失去与挫折。他们无法自主地把握自己的命运，选择自己的未来。由此，挫折感、失落感油然而生，难以平息。

工人群体的身份转变表现在不同方面，首先：工人群体稳定的“国家人”的身份象征随着其就业佣工形式的转变而转变，即从“铁饭碗”式的国家统一分配安排，转变为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分别签订的劳动合同。其实，这种转变并非只是针对工人进行的，在其他许多领域也都进行了这种佣工制度的改革。对于农民而言，原本就是靠天吃饭的，毫无保障而言，虽然他们也渴望吃上“皇粮”，但是，那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因此，他们并不在乎什么契约或是合同。但是，对于工人群体来说，那种原有的“保险柜式”的“国家人”、“单位人”的概念根深蒂固，他们的岗位与职业是稳固而难以动摇的。正如工人自己所说的，“进了工厂的门，就是国家的人”。而如今，他们面临着的是国家一包到底的职业生涯被切断，“铁饭碗”式的工作变成了“瓷饭碗”、“泥饭碗”，随时随地的有丢失或被打破的危险。由此，终身不变的国家人的身份象征消失了。其次，工人群体所拥有的职业身份荣耀随着职业多元化的分化而转变。改革前的社会民众大都有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职业由国家安排，组织分配，无论什么工作，基本上只有工作性质的差异，没有什么贵贱之分，等级之分，能力之分。各种工作之间从地位到收入基本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因此，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把自己当成是一颗螺丝钉，心甘情愿服从组织分配，在组织分配的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这种思想随着社会的思想教育与宣传工作得到了强化，从而在社会公众心目中，职业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等级差异、能力差异、贡献差异。工人这个职业，在当时的社会民众心里其地位则更显得高尚而受人瞩目。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决定人们身份地位的因素变得多元化了，政治因素的弱化，关系与经济因素的突显，使工人的身份一下子变成了一种卖体力、低文化、无技能、无关系的象征。于是，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之间的身份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解释与内容，身份符号的象征意义转变，成为强化人们能力、文化、关系、体力等方面差异的身份象征。

第三，工人群体当家作主的身份随着其在组织中话语权的减弱而转变，主人翁身份在组织中的关系地位方面发生了转变。在过去，工人是主人，干部是公仆。关注工人利益，关心工人生活，创造平等机会是组织领导者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组织的决策突出民主与集体性，组织内的人员提升、调动、学习培训机会等要经过大家讨论，在广泛听取群体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领导干部要接受群体的监督与批评。于是，工人群众的意见受到尊重，工人群众在组织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工人群体的主人地位得到张显。如今，组织的改制，许多组织实施的是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的权力得到了扩大，权威得到了强化。在组织中谁说了算，谁做主的状况发生了转变。于是，在企业里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一方面我们常常会听到工人们这样说，“现在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我看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股份制企业股东才是主人，工人只是雇佣劳动者”。“市场经济和企业现代化不需要、不允许工人群体当家做主”……与此同时，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就是每当工人有意见表述或抱怨时，领导者们就会非常理直气壮地说，“爱不干，不干走人”。有的甚至公开对工人们说，“我只要几个工程师就行了，要你们干什么！农村随便叫人来，有的是！”事实上，在变迁的过程中，工人群体的话语权被剥夺了，他们在组织的关系地位中处在一种从属和被限定的关系地位之中。于是，工人们将契约合同视为一纸“卖身契”，他们失去了当家做主说话的的权利，而只剩下了劳动干活的权利。199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52%的职工认为没有享受参与企业发展与经营决策的权利，63.2%和63.1%的职工认为没有享受监督企业领导人和参与决定企业内部分配的权利，59.4%的职工认为没有享受到主人翁的待遇，比1992年的调查高出了13.1个百分点⁽¹⁷⁾。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被工人戏称为是“三手”代表，即代表见面握握手，领导讲话拍拍手，会议表决举举手，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2003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调查显示，17.3%的人们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视为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群体的第二位，仅次于当官的与老百姓之间的冲突位置。可见，在组织中从事不同工作性质的人，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决策权，权力将组织内的成员分离为不同的身份群体，改变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第四，工人群体中又分离出一种新的身份，即下岗职工。也就是说，在工人群体内部出现了有岗与待岗、有岗与无岗的不同身份之分。岗位成为一种特殊的身份符号，它将工人内部又分为了两类人群，一部分是年轻的、有技术、有责任心、有竞争力的工人，他们是有岗的人群；另一部分是年老的、无技术、无文化、无竞争力的工人，他们常常成为待岗、无岗的人群。于是，在工人群体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群，不同身份的人群中也各自形成了比较强的认同意识，他们彼此之间通过有无岗位来识别。失业下岗似乎也成了工人特有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工人们身份由固定的国家人身份变成了流动的“契约”、“合同”式的社会人身份。他们参与决策、民主监督的话语权利减弱了，主人翁的身份转变了，令人向往而羡慕的工人职业身份的荣耀光环消失了，而且还增添了一个下岗失业的新身份。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改革进程中正在被逐渐地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