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产业链中监制的作用

谭:您作为导演和编剧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近些年作为监制也介入了很多作品的创作，尤其是监制了很多香港导演的作品，那您怎么评价当下中国电影产业链中监制的作用?

黄:监制相当于上市公司的CEO，所有的投资方(相当于上市公司的董事、股东)把钱交给监制，监制有很大权力来决定事务安排。监制的设立是工业体系的基本要求，越来越多的电影由于投资方众多，风险大，需要一个大家共同信任的职业人来管理，这就是职业制度。如何保证电影的完成，合理使用预算等问题都由监制来管理。一个好的监制与导演是职业人之间的合作，让导演放心地拍戏，不要担心系统方面的事情。有了监制，众多投资者是无权随便跟导演谈事儿的，没有权利对导演指东道西，都会被我挡住，“对不起，出去”。我跟导演谈演员一定是从合适的角度谈，但是投资人未必，特别是那些外行投资者。这就是职业制度。

关于电影的投资，预算怎么合理，怎样使用预算，怎样不超支，怎样准确完成，都在监制手里管着。甚至关于一些细的场面建议，比如夹皮沟那场戏大家都说打得很好，但当时导演跟我讲需要拍得更好，原计划拍不完。后来跟导演商量，我认为有一场和土匪小的遭遇战可以不要，把那场的钱挪到这场，把这场拍得更大些。导演说好，就删掉了另一场。这是职业人之间有信任度的合作。

工业化的专业投资对导演的爱护程度其实远远大于文艺片导演受到爱护的程度。电影拍好了，导演的IP(IntellectualProperty，知识产权)最大的时候，投资者才能受益最大。任何一个大公司对一个电影的宣传动用的力量，是文艺片的若干倍。而且工业投资一旦出现失误，绝不可能赖在导演一个人头上，应该是工业分工细化的分析，谁哪儿出错就是谁的。一个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是可以保护导演，保护每一个从业人员，甚至保护整个电影产业的。

中国现在的电影市场需要一些职业的监制，陈国富也是一位很好的导演，现在也在做监制。一名优秀的监制既要懂技术层面的事情，又要懂管理和投资。我跟徐克比较高兴的事情就是我们终于按工业规律来做了一部电影，所有的契约关系、法人合作关系、控制程度、成本预算的控制，CG最早建模的展示都是按照电影工业规律来安排的，到最后也没有超支。我们觉得这个过程对中国电影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把电影拉入了一个可计算、可预期、可对比的世界坐标体系中来。

谭:合作这些年，您认为香港导演的创作有什么特点?香港导演值得内地导演学习的是哪些方面?

黄:香港很早就意识到监制的重要性，内地由于导演中心论的传统，一开始不太接受监制制度。2014年豆瓣评分最高的两部影片(《亲爱的》和《智取威虎山》)都是香港导演拍摄的大陆题材，这说明香港导演的职业能力是很高的，而且获得了充分的表达，这两部戏的编剧队伍是大陆的，也就解决了内容的问题。香港导演的职业化程度很高，不停学习新的方法。徐克永远对技术、对艺术怀有学习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