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部电影学术之争_香港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

一、史家结论：中外合作的香港第一部电影

香港早期电影《庄子试妻》，一直被认为是1913年俄裔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与香港早期电影人黎民伟合作拍摄的一部故事片，也始终被史家认为是香港本土第一部电影。在香港和大陆许多学者著述中都有提及，尽管出版年代不同，评价各异，但已经基本形成结论。内地最早提到这段历史的，则是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在香港主持人我镜剧社的黎民伟，对电影发生了兴趣，经罗永祥介绍，认识了由上海经香港返美国的布拉斯基和万维沙二人，知道他们在上海经营过亚细亚影戏公司，并于1909年在香港拍摄过短片《瓦盆伸冤》和《偷烧鸭》，便和他们商谈合作摄制影片问题。最后议妥：由布拉斯基等出自并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利用人我镜剧社已有的文明戏的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公司的名义制片并发行。”^[1]后来另一香港电影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余慕云也在此观点上作了同样的阐释：“1913年，他（黎民伟）和美国人布拉斯基，合作创办了香港第一间电影制片公司华美影片公司，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短片《庄子试妻》。”^[2]

本杰明·布拉斯基与亚洲小女孩

关于黎民伟与布拉斯基的合作，大陆与香港的大都电影史家基本达成共识。大致过程如下：上个世纪初，由于电影是个新型产业，而且利润丰厚，加上中国又是个巨大的电影消费市场，因此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商纷纷来华投资办厂。本杰明·布拉斯基也是这些来华投资商中的一员，他在当时的上海香港路1号，开设了一家“亚细亚影戏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除了引进国外的影片外，还准备在上海拍摄故事片，公司也日益走上正规。就在这时，亚细亚影戏公司却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他突然决定停办，1913年布拉斯基将亚细亚影戏公司器材全部转让给另一位美国商人依什尔，登上了上海去香港的海船，准备再从香港坐邮轮返回美国。香港另一电影史专家公孙鲁说就在上海去香港的船上，布拉斯基邂逅了罗永祥。罗永祥当时是香港“宏记办馆”的职员，专门承包了这条船上旅客餐饮的业务。那天他给船上的旅客送餐，正巧看见布拉斯基用摄影机拍摄风景，便好奇地上前与他交谈起来，结果二人谈得非常投机。罗永祥“转来把这事告诉了黎民伟，由他介绍黎氏与那外国人做了朋友。……那外国人和他约定，不久将再来港，要他先行选定剧本。后来那外国人果然如约来了，黎氏即组织‘人我镜剧社 ’，开拍《庄子试妻》。”^[3]余慕云也说黎民伟在1913年“经罗永祥介绍，认识了由上海回国的布拉斯基和万维沙二人，知道他们在上海经营过‘亚细亚影戏公司’，并于1909年在香港拍摄过《瓦盆伸冤》和《偷烧鸭》，便和他们商谈合作摄制影片，商谈结果，由布拉斯基提供拍片所需的设备和资金，利用‘人我镜剧社剧社’的文明戏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和发行，这样就拍摄完成了《庄子试妻》一片。”^[4]因此，《庄子试妻》一直被众多电影史专家公认为是黎民伟与布拉斯基中外合作的香港本土的第一部电影，这似乎已经在电影界形成结论。

二、学者断论：难圆其说的香港第一部电影

但是，在最近几年香港早期电影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对《庄子试妻》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并产生一些争议。

最早提出异议的是周承人、李以庄两位内地学者，从2004年开始，他们就在香港的一些网络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又在香港电影双周刊结集出版，其中就有对《庄子试妻》是香港第一部电影的否定。他们首先认为华美公司是布拉斯基独资的美国公司，而不是黎民伟与布拉斯基合作的公司。因此否定了《庄子试妻》是“合作摄制影片”。 周承人、李以庄认为，黎民伟与布拉斯基根本不是什么合作关系，而纯属于一种“雇佣”关系。

他们的依据是黎民伟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内有这样的内容——

《庄子试妻》一片的拍摄，是由我们以“人我镜剧社”名义与华美公司订约，凡演员、剧本以及一切服装、布景、道具等，均由“人我镜剧社”供给。摄影、洗印、子母片、舟车费以及膳食由华美负责。影片所有权属于华美，而“人我镜剧社”一次过获得港币几百元的酬劳。^[5]

电影《庄子试妻》剧照

因此，两位先生断言黎民伟“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在讲：当时他们各自开办华美公司和清平乐剧社，彼此没有任何关系，包括经济关系。黎民伟为着参与布拉斯基的拍摄工作，特地组织有他自己和妻子严珊珊、四哥黎北海，以及老友罗永祥四人的‘人我镜剧社’。他所以不用有许多人参与并由他主持的清平乐剧社，却以基本是其家族加老友四个人的‘人我镜剧社’名义与布拉斯基签约，是既与前者区隔又便于操作有关。从黎民伟和华美公司所订的合约中实质性条款来看，一方是‘影片所有权属于华美’，另一方是‘一次过获得港币几百元的酬劳’，明明白白是一次性的雇佣性合作。如果是合股或合资，黎民伟则是老板之一，影片所有权不能只属于华美（布拉斯基），而且黎民伟等不能只是‘一次过’获得一点报酬。”^[6]

周承人、李以庄之所以强调黎民伟与布拉斯基是“雇佣关系”。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证明1913年拍摄的《庄子试妻》和1909年的《偷烧鸭》是同类作品，都是布拉斯基独资公司的作品，华美和亚细亚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两位先生又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说《庄子试妻》是香港第一部影片的论据，是所谓华美公司为黎民伟和布拉斯基‘合股’的公司，有黎民伟的股份，所以它是香港的影片公司。因此，由它所拍摄的影片，当然是香港影片，且是第一部。前面已经论证了华美公司不是黎民伟与布拉斯基合股开办的公司，和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一样，都是布拉斯基独资开办的美国公司。《偷烧鸭》和《庄子试妻》分别都是他在香港投资及摄制的，又都是由香港人扮演，产生于香港本土。以版权归属论，影片《偷烧鸭》和《庄子试妻》，理论上都不是香港电影，而是美国电影。”^[7]接着周承人、李以庄又根据余慕云对‘香港电影’的概念，既然《偷烧鸭》和《庄子试妻》都属于布拉斯基华美公司的电影，《庄子试妻》是第一部香港电影便难圆其说，所以他们理直气壮地作出断论：“1909年拍摄的《偷烧鸭》当然是香港电影！并先于《庄子试妻》产生，理所当然它才是香港第一部影片！”^[8]两位学者之所以说《偷烧鸭》是1909年拍摄，主要依据《中华影业年鉴》民国十六年（1927年）上海出版，由《年鉴》主编程树仁撰稿的《中华影业史》一段论述。程树仁说1909年布拉斯基在香港拍摄了影片《偷烧鸭》和《瓦盆伸冤》，导演是粱少坡。故周承人、李以庄提出自己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回到程树仁的论说之上。程在1927年就说到1909年时布拉斯基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戏公司，‘拍制《西太后》、《不幸儿》，在香港摄制《瓦盆伸冤》、《偷烧鸭》。’在没有新材料发现之前，我们认为《偷烧鸭》的拍摄时间是1909年之说是较为可信和可取的。”^[9]

另外，他们认为：“《庄子试妻》的拍摄时间也存在争论，黎民伟在其《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一文中说是1913年。但他在《黎民伟日记》中所记是：‘甲寅，与淑姬等担任制《庄子试妻》影片，伟任庄妻，姬扇坟。’‘甲寅’即1914年。”^[10]如此推论，《庄子试妻》既然拍摄于1914年，《偷烧鸭》和《庄子试妻》都属于布拉斯基华美公司的电影，那么1909年拍摄的《偷烧鸭》，理所当然是香港本土的第一部电影。

三、专家新论：极有可能的香港第一部电影

如果说《偷烧鸭》是第一部香港电影，那么《瓦盆伸寃》该算第几部呢？按照程树仁的说法，这两部影片都是1909年在香港摄制的，而《瓦盆伸寃》还排在《偷烧鸭》前面。关于这两部影片的相关资料都极少，特别是《瓦盆伸寃》，只是程树仁简单提及，有无拍过此片还存在疑问。《偷烧鸭》关文清倒是说见过，但该片怎么组织拍摄的经过并不清晰，唯有《庄子试妻》来龙去脉清晰可见。

几乎与周承人、李以庄两位学者对《庄子试妻》发难的同时，2004年，香港资深电影史专家罗卡先生则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在《当代电影》杂志发表了一篇《黎民伟与早期香港电影制作活动的再考察》的文章，这篇文章为本人研究《庄子试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相应的重视。罗卡在这篇文章中就《庄子试妻》拍摄时间自己提出了新的看法：“据1912年5月18日出版的美国电影杂志Moving Picture World访问布拉斯基的专稿，布氏在1912年5月前已返回三藩市，他表示以三藩市的Variety Film Exchange电影公司为基地在远东上海、香港、东京、横滨、檀香山等地展开影片买卖业务并再推展到印度去——这包括在当地发行美国影片、代订购机器等。此前他在中国已干了多年电影发行与放映，但并未提到前此他在中国、香港有拍制过影片，作者JL.F.H并谓访谈后不久布氏已返回远东去。”^[11]1912年布拉斯基回到美国后再次来到香港，在九龙弥敦道（一说在九龙油麻地），成立了一家“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了一些影片。所以罗卡推断“由此观之，《偷烧鸭》、《瓦盆伸冤》、《庄子试妻》同是布拉斯基在1912年5月后再来香港设立华美公司展开制作后两年间的出品，这个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专门研究布拉斯基的日本学者冈田正子就持此见。她倾向于认为《偷》、《瓦》两片都是布氏1912年离开上海回国转以香港为基地之后才拍制的较为合理。”^[12]

笔者认为罗卡文章提出的观点很重要。首先，因为它是对布拉斯基的个人专访，更具有真实性与可信性。其次，它比较有力地推翻了《偷烧鸭》、《瓦盆伸冤》在1909年拍摄的定论。根据记者的采访，明确说明布拉斯基“此前他在中国已干了多年电影发行与放映，但并未提到前此他在中国、香港有拍制过影片，”如果拍摄了这两部电影，布拉斯基一定会对记者提及，也无须隐瞒的。但是《偷烧鸭》与《瓦盆伸冤》这两部电影什么时候拍摄的？是先于《庄子试妻》还是后于《庄子试妻》，究竟谁是香港第一部电影？又成了一个新的需要探讨的问题。

黎民伟的那篇文章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美国人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和万维沙（Van Velzer）君来港在九龙弥敦道成立华美公司，摄制新闻片，我那时正继续办着清平乐剧社，希冀在继续粉墨登场中，毡毹漫舞下，播下争取自由解放的种子予观众。后来由罗永祥君介绍，认识了布君和万君，双方闲暇，时相过访，在一次闲谈中谈到将一出《庄子试妻》搬上银幕。没想到不多时，真的从闲谈而引起，由舞台蜕变成中国的第一部影片了。^[13]

这里，黎民伟明确指出《庄子试妻》拍摄于1913年。显然与他的日记记载有矛盾。甲寅，的确是1914年。所以周承人、李以庄两位学者指出《庄子试妻》拍摄于1914年，皆由此而来。这可能是黎民伟的笔误。黎民伟的儿子黎锡后来曾经为此特撰文表述：“这段在‘甲寅’下面空了几格，没有写上公历1914年，不知为什么没有按习惯填上？是否书写时仍有保留？由于所用墨水与上下两节日记截然不同，此节明显是后来加插上去的。”^[14]黎民伟日记每节都写有农历、民国年历和公历，十分认真，在日记中像这样空了几格，没有写上公历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黎锡还提及1927年，邹鲁写《黎君民伟小传》一文，刊登在民新特刊第5期《复活的玫瑰》号上，“文中谈到‘民国三年，在香港试演《庄子试妻》允为中国自制影片之鼻祖’这段文字曾被认为研究《庄子试妻》的重要依据之一。该文有黎民伟手抄本，写在黎民伟的大日记的前几页，但是，黎民伟的手抄本把特刊上‘民国三年，在香港试演《庄子试妻》允为中国自制影片之鼻祖’。改为‘民国弍年，在香港试演《庄子试妻》允为中国自制影片之鼻祖’。”^[15]黎锡认为，黎民伟亲自在手抄本文章里“不采用他常用的‘二’字，特别用大写的‘弍’字标出”，显然是为了纠错。黎民伟从1926年至1949年共六篇文章中都写民二年，即1913年，也充分说明这一点。另外黎民伟也说过，华美公司因为因为摄影师万维沙（Van Velzer）“返美筹办机件”而在美国没有回来，导致了公司的“不得已暂告停顿”^[16]。罗卡文中也提到他在美国找到的一则新闻，讲述R.F.Van.Velzer被控重婚，指出他承认在1903年先后与三名女子结婚而未离婚，而在1913年在旧金山和现任妻子结婚，指此人从事影片演员工作。罗卡分析此人很可能就是与布氏合作拍《庄》片的魏恩，或译作万· 维沙。若是，则《庄子试妻》一片则不可能拍于1914年，因为1913年万· 维沙便已回美结婚去了，而且再也没有回到中国。^[17]与黎民伟说法一致。由此，可以确认是在1913年，黎民伟在香港与布拉斯基、万· 维沙合作，共同拍摄了香港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尽管“影片所有权属于华美”，但毕竟是布拉斯基与中国人合作的第一部香港电影，因此意义重大。

再根据罗卡文章提供新的材料，1912年5月接受记者“访谈后不久布氏已返回远东去。”但没有明确说明布拉斯基具体到远东的时间。是6月还是12月？远东是一个比较广泛且模糊的概念，有可能先到的香港。也有可能他先去了上海，上海也是远东最大城市，最后才决定来香港发展。至于布拉斯基什么时候才来香港成立“华美影片公司”？笔者还是趋向于黎民伟的说法，应该是1913年，因为黎民伟是真正知情者。

如此，再根据历来电影学者们的一致看法，假如《庄子试妻》果真拍摄于1913年，那么，它极有可能是香港本土的第一部电影。

四、笔者推论：可以认定的香港第一部电影

如果罗卡所述的新的可能性说法成立：“《偷烧鸭》、《瓦盆伸冤》、《庄子试妻》同是布拉斯基在1912年5月后再来香港设立华美公司展开制作后两年间的出品，”笔者认为，《庄子试妻》极有可能是布拉斯基来香港成立“华美影片公司”后拍摄的香港第一部电影，而《偷烧鸭》则是在《庄子试妻》之后拍摄的。

笔者这样说并非没有依据。理由之一是黎民伟文章中提及“华美影片公司”是1913年成立的，这之前是“摄制新闻片”，并未提及拍摄任何故事片；理由之二，许多学者包括黎民伟都说自己与布拉斯基结识，是通过罗永祥介绍的，而罗永祥与布拉斯基结识是在布拉斯基回国途中的海船上。由此可以推断罗永祥是布拉斯基结识的最早的香港朋友，他来香港落脚先与罗永祥联系合乎情理，而罗永祥与黎民伟关系密切，一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布拉斯基认识黎民伟应该是他刚到香港已经成立华美公司准备筹拍故事片之始，因为这之前他拍的是“新闻片”，无须找人合作，而故事片不同，于是他急于在香港寻找合作伙伴。第一个要找的人必是罗永祥，便在第一时间找上门来，通过他介绍才认识了黎民伟，布拉斯基与黎民伟一见如故成为合作伙伴。周承人、李以庄的文章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黎民伟认识布拉斯基是经罗永祥介紹，他第一次亲眼看見活动电影的拍摄。并將自己拍的照片（硬照）给布氏看，又向布氏自我介紹是做戏剧活动，现在对新兴的电影事业感兴趣。换言之，他在此之前沒有看过、接触过拍摄活动电影。”^[18]两人于是一拍即合，便有了第一部香港电影的合作；理由之三，据《年鉴》主编程树仁撰稿的《中华影业史》记载，《偷烧鸭》、《瓦盆伸冤》两片导演均是梁少坡，而且余慕云也说过黎北海参加了《偷烧鸭》的演出，“在片中饰演警察，捉拿偷烧鸭的人。”^[19]那么布拉斯基是怎么认识梁少坡与黎北海的？没有任何记载。既然布拉斯基认识了梁少坡并合作在先，何必还要与黎民伟商量合作拍摄电影的事？因为梁少坡和黎民伟同是清平乐剧社中人。另外，既然布拉斯基请黎北海参加拍电影应该与他很熟悉了，为什么认识他的弟弟还要通过罗永祥介绍，黎北海难道不是最好的引见人吗？

《庄子试妻》电影拍成后，本来，华美公司还准备有一番大的动作，“其时以风气未开，影剧在中国尚属幼稚时代，故该片女主角由我本人化装扮演。因为成绩很好，便想就鼓一锤，作大规模的组织，”^[20]于是大家经过商量，决定让万· 维沙先回美国去“筹办机件”，正如前文所述，万·维沙于1913年回国再次结婚后，正好他的岳父去世，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所以他也就没有再来中国。“可是他身居摄制要职，他一走，各事不得已暂告停顿。”^[21]后来布拉斯基也回国了，布拉斯基什么时候回国？据周承人、李以庄的说法：“在香港，自布拉斯基1914年回国，华美影片公司便结束了。”^[22]这更加反证了《庄子试妻》是1913年拍摄的。因为万· 维沙于1913年离开香港，而华美影片公司也在1914结束，《庄子试妻》又怎么可能是1914年拍摄的呢？布拉斯基离开香港时，将摄影器材全部转卖给了黎民伟，“是布拉斯基把摄影器材带进香港，并让于黎民伟，才使他的电影制片公司有了基础。”^[23]布拉斯基后来将《庄子试妻》、《偷烧鸭》等片带到美国，在美国放映时，受到华人观众的广泛欢迎，这是有史以来到美国放映的中国电影。关文清的著述也可以间接证明：“《庄子试妻》是北海饰庄周，民伟饰妻子。《偷烧鸭》是由梁少坡和其他‘清平乐’的社员联合主演的。一九一七年布氏带去荷里活（好莱坞）放演（映），我在那里看过。”^[24]关文清的话也得到周承人、李以庄的肯定：“《偷烧鸭》与《庄子试妻》在美国罗省公映，应在1917年，而不是在1914年。”^[25]这更能说明《庄子试妻》与《偷烧鸭》是同一时期拍摄的电影，如果《偷烧鸭》是1909年拍摄的，那么1912年布拉斯基第一次回美国就可能放映，不可能放到八年后才“公映”，这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另外，黎民伟写于1949年的自述文也明确说：“民国二年时，中国始有雏形的电影出世，到今时足足经过了三十八年光阴，才具有今天的一副面相。”^[26]这足以说明香港电影始于1913年，公孙鲁等最早研究香港电影史的专家的著述中，均认同《庄子试妻》是香港第一部电影，而从未提起过《偷烧鸭》这部电影，只有关文清说在1917年看过这部电影，但却没有提及拍摄时间。如果说，1909年香港果真有《偷烧鸭》影片，又与其四兄黎北海及“清平乐“剧社有关系，黎民伟一定会在文章中提及，他完全没有隐瞒的必要。

罗卡也一直认为《庄子试妻》是香港本土制作的第一部有迹可寻的电影。所以笔者推论，如果按照黎民伟说的1913年华美公司成立，那么华美公司又因万· 维沙1913年回国不返，而陷于“不得已暂告停顿”状态，从时间上推算，《偷烧鸭》等影片极有可能也是1913年拍摄的，而且在《庄子试妻》之后。布拉斯基此时经黎民伟黎北海兄弟结识了粱少坡等“清平乐剧社”成员，有可能再次与他们合作拍摄了《偷烧鸭》等影片。因为早期的无声电影比较简单，只有十几分钟，拍摄时间也很短，拍摄完这些影片后，万· 维沙就回国了。这一点关文清的话也可作为参考，关文清说布拉斯基到香港，“遇到黎氏兄弟，即和他们合作制片。结果，拍了两部短片，《庄子试妻》和《偷烧鸭》。”^[27]因为《偷烧鸭》这部影片与黎民伟无关，所以他没有写进文章，故留下谜团。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与罗卡说法不矛盾的。

研究香港电影史的学者赵卫防也肯定《庄子试妻》是首部香港电影：“作为香港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该片奠定了香港乃至中国故事片创作的基本元素：在主题内涵方面劝善警世，表现传统伦理道德，可谓是香港传统‘伦理片’的开山之作；在艺术手法方面营造戏剧矛盾和冲突，以此为基础进行电影叙事。片中由试与被试构成了戏剧矛盾，由庄子、田氏各自行为目的的不同，构成了尖锐的冲突，情节曲折而富有戏剧性。影片还使用了摄影特技，表现庄子的鬼魂，这在中国电影史中尚属首次。其次，这部影片还催生了香港电影史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严珊珊。”^[28]根据以上推论，《庄子试妻》是1913年拍摄的第一部香港本土电影，笔者认为应该基本可以认定。

附注：本文发表在2009年第1期《当代电影》杂志上，由于当时新的资料不多，只有作上述推论。2009年12月15日笔者参加了在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大学等机构举办的“中国早期电影历史再探”研讨会。在这次学术会议上香港著名电影史学者罗卡披露了他和澳大利亚学者法兰宾(Frank Bren)新近发现的关键性资料——美国《电影世界》(Moving Picture World)杂志1914年7月25日刊发的对香港早期电影有着重大影响的罗兰· F·万维沙(Roland F.Van Velzer)的访谈。史料记载万维沙曾是对中国内地与香港早期电影业有着重大推动作用的美国片商本杰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的雇佣摄影师亲历了《庄子试妻》等香港早期电影的拍摄，罗兰·F·万维沙(Roland F.Van Velzer)的访谈中，提及1914年他回国前（不是黎民伟说的1913年，可能是农历与公历换算之误）在香港所拍摄电影的情况：“我们首先拍摄一部本地戏剧叫做《庄周的名誉被毁》（The Defamation of Choung Chow，即《庄子试妻》），在我的经验指导下片子拍得不错，公映成绩出奇地美满；上映一个月晚晚满座，是唯一收欧西票价而能天天续映下去的影片。能这般大受欢迎因为这全然是部中国影片。消息如野火般传开去，清楚表明搞中国剧情片于此时此地大有可为。在我留港期间我们再拍了另外的三部。它们是《瓦盆伸冤》（The Haunted Pot）、《艇家的梦想》（The Sanpan Man＇s）和《偷烧鸭》（The Trip of the Roast Duck），后者是简单的‘追逐’影片。所有这些影片在本地戏院公映都造成哄动，它们的显赫成绩引起我们一些孩子的父亲的注意，但我毫无得益，孩子们亦所得无几，所以我决定辞职回家去了。就在那时我发觉已获得这些孩子和他们父亲的信任，因此立刻组成了南华影片制造公司。”（万维沙的谈话引自罗卡的会议论文：《解开香港电影起源的疑团——探研布拉斯基、万维沙、黎氏兄弟，以及早期香港电影研究的一些问题》）。

根据万维沙的访谈，以及罗卡、法兰宾等中外学者的论文，与会学者初步认定《庄子试妻》拍摄于1914年，并在《偷烧鸭》之前，是香港本土的第一部电影。

2014年5月14日，有关电影研究机构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由两岸三地知名学者参加的“百年香港电影大型学术研讨会”，正式确定香港电影诞生于1914年，以《庄子试妻》为始。

【注释】

[1]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新版），第28页。

[2]余慕云：《香港电影掌故》，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5年，第42页。

[3]公孙鲁：《中国电影史话》（第一卷），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61年，第124页。

[4]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一），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6年，第73页。

[5]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6]周承人、李以庄：《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勘误与质疑》，《早期香港影史第一悬案——黎北海、黎民伟从影个案研究》，香港电影双周刊，2008年，第124—126页。

[7]同上。

[8]同上，第126页。

[9]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三联书店（香港），2005年，第29-30页。

[10]同上。

[11]罗卡：《黎民伟与早期香港电影制作活动的再考察》，《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

[12]同上。

[13]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14]黎锡：《黎民伟对〈庄子试妻〉制作年份的表述》，同上，第264页。

[15]同上。

[16]黎民伟：《在“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开学典礼”的讲话》，同上，第164页。

[17]罗卡：《黎民伟与早期香港电影制作活动的再考察》，《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

[18]周承人、李以庄：《〈中国电影图史〉早期香港电影部分校勘》，《早期香港影史第一悬案——黎北海、黎民伟从影个案研究》，香港电影双周刊，2008年，第171页。

[19]余慕云：《香港电影掌故》，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

[20]黎民伟：《在“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21]同上。

[22]周承人、李以庄：《史实与评价——回应陈野》，《早期香港影史第一悬案——黎北海、黎民伟从影个案研究》，香港电影双周刊，2008年，第217页。

[23]余慕云：《香港电影掌故》，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24]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年，第110—111页。

[25]周承人、李以庄：《〈中国电影图史〉早期香港电影部分校勘》，香港电影双周刊，2008年，第171页。

[26]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27]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年，第110—111页。

[28]赵卫防：《香港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