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清洁运动及其思考

2009年，香港最热闹的文化事件，便是纪念香港电影一百周年，诸多报刊都争相报道。港片从百年前的一只烧鸭开始，1909年，香港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偷烧鸭》，宣告了香港电影的起始。香港第28届电影金像奖便堂而皇之地以“电影百年”为主题，正式宣布短故事片《偷烧鸭》为香港第一部电影，甚至香港有关方面大张旗鼓地以此片作为香港“电影百年”的起点。这不仅缺少学术依据，而且显得草率，失之严肃，从而演变成一出浮躁的自娱自乐的闹剧。同年十二月，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中国早期电影历史再探”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外及内地、台湾和香港的中外影史学者齐聚一堂，根据最新发现的史料，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基本认定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是《庄子试妻》，该片筹划于1913年，拍摄于1914年初，而《偷烧鸭》则在其后。

如此，香港电影自1914年第一部短故事片《庄子试妻》问世，至今尚有百年历史。在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当代香港电影成就斐然世人瞩目。然而就在这百年的时光里，香港电影也曾筚路蓝缕，风雨随行，尤其在上个世纪前中期，走过一段非常曲折的道路。回顾香港电影这段发展的历史，不能不涉及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电影史上发生的三次“电影清洁运动”， 虽然每次“电影清洁运动”发动主体有异，而且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对香港电影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它的影响力甚至一直延伸到当代，对今天香港电影的健康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教育工作者的自觉抵制：第一次香港“电影清洁运动”

1913年，香港电影拓荒者黎民伟通过好朋友罗永祥结识了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二人合作，于1914年初投拍了香港历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庄子试妻》。为了拍好这部电影，黎民伟特地临时成立了一个“人我镜”剧社，为了表现民族特色，他选取了粤剧《庄周蝴蝶梦》中“扇坟”一折戏。《庄周蝴蝶梦》后来被搬上文明戏舞台，黎民伟又亲自将其改编成电影拍摄剧本，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艺术性强，表现了“劝善惩恶”的主题。后来黎民伟与他的两位兄长黎海山、黎北海创建了香港第一家民新电影公司，1925年，民新电影公司又在广州西关拍摄了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胭脂》虽然是言情片，但以它纯正的健康色调，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厚的艺术内涵，首次给香港影坛涂抹了明亮的底色，与《庄子试妻》一样，为后来的香港电影奠定了基调，开创了香港电影教化的传统主题以及导人向善的一代新风。以至于有电影学者在评价30年代初期的香港电影，还指出：“传统的教化主题，是这一时期香港正统意识电影的第一主题。首先，这一主题在影片中表现为积极正面、导人向善，而这些影片多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结局警世。在影片中，好人在历尽磨难中终有好报，坏人在兴风作浪后不得善终，以此来教育观众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1]

香港电影在默片时代与大陆尤其上海的电影区别并不大，但到了30年代有声电影的兴起，使香港电影的独特性变得十分明显，特别是1933年第一部粤语电影《白金龙》在香港上映。这部电影虽然由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拍摄，但由于老板邵氏兄弟请来当时红极一时的粤剧名伶薛觉先主演，电影于1932年拍成，这部粤语电影在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引起空前轰动。“《白金龙》一片巨大的票房成功向香港电影人证明，用粤语拍摄有声片是有利可图的，电影产业开始获得更多的投资。”^[2]《白金龙》引发了香港粤语电影的第一次兴盛。于是，大大小小的香港电影公司都争相竞拍粤语电影，一时间与上海的国语电影形成鲜明的对峙，当然也难免泥沙俱下有许多不健康的影片混杂其中。尤其是20年代在上海影坛备受谴责的“神怪电影”，此时一度又在香港影坛卷土重来。引起一些教育界的先进与有识之士的自觉抵制。1935年1月，刚到香港大学文学院任教授不久的许地山与“香港华侨教育会”何厌等人，发起了香港电影史上第一次“电影清洁运动”。

许地山

香港华侨教育会是香港早期成立的先进教育团体。1921年，香港汉文教师为了加强团结，联络感情，由各私立学校部分校长、教员呈请华民政务司署立案，组成香港华侨教育会，何厌当时是该会的研究部长。许地山原来执教于燕京大学，因为与校长司徒雷登政见不同，受到打击与解聘，由胡适推荐来香港大学文学院执教。也有学者证实：“香港大学文学院正欲聘任一位中国教授，但条件相当苛刻，要求既要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须精通英国文化，还要懂得粤闽方言，并且在学术上要有相当的造诣。许地山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精通英语及英国文化，曾在美国、印度从事过哲学、佛、道及风俗民俗的研究，且通晓多种语言文字，正是合适的人选，由胡适推荐，于1935年底入香港大学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3]显然，许地山“1935年底”来香港肯定有误，如此，他就不可能参与这次运动。

这次“香港电影清洁运动”，主要“号召香港和南洋地区的华人学校拒看神怪片，同时号召有责任感的电影工作者，拒拍落后题材的电影，并提出了今后拍片的五项宗旨：1. 发扬民族精神；2. 鼓励生产建设；3. 灌输科学知识；4. 建立民国道德；5. 传达人类感情与意念。”^[4]

由于这次“香港电影清洁运动”是由教育界人士发起，基本是电影圈外人士，主要出于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从教化的角度，对“神怪电影”自觉抵制，以及对电影界提出一定的合理化建议。虽然运动规模不大，范围较小，但由于是香港电影史上的第一次，因此造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香港电影教化的主题又一次被重新提起并得以确立，神怪片有所收敛。这之后各个电影厂拍摄了大量的表现中国传统道德观与价值观的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如《广州一妇人》（1935，天一港厂）、《昨日之歌》（1935，大观厂）、《二世祖》（1935，全球厂）、《黎夫人》（1936，南华厂）。这一时期教化主题电影的集中出现，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可能与当时香港粤语电影迎合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新生活运动”有关，为的是使粤语片能顺利销入内地。当然，与“香港电影清洁运动”也不无关系，这次运动至少为香港早期粤语电影指点了迷津，提出了希望，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制片人与宗教人士联手：第二次香港“电影清洁运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粤语片解禁，由于粤语片在东南亚与美加有广阔的市场，加上大批影人南移，“令香港电影公司的数目增至70多家。据估计，由1933至1941年间，香港出产的粤语电影可能多达400部”。^[5]禁止拍摄粤语电影禁令由于战争而自然解除，加上大批沪上的电影人南迁香港，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带动了电影业的繁荣。“虽然一直以来香港电影技术落后，在战争时期完全依靠不断变化的海外市场，但在1938—1940年间香港还是生产了300多部电影，平均每年100部左右。这个惊人的数字的取得主要依赖成本低廉及电影业采用廉价劳动力……获得市场就意味着降低成本，制作公司都尽量压缩剧本写作和摄影的费用（电影拍摄阶段，剧本常常只有一个没有对白的故事大纲），只注重明星班底和他们的化妆、戏服。由于电影胶片依赖动荡的国外市场，导演的耗片要降到最低，拍摄完成后不许补拍。而且，由于租用的摄影棚和明星的档期十分紧迫，电影公司都急于早点完成影片以防后患。7到10天拍摄完一部电影，在三四十年代成为行业内的标准。”^[6]香港电影公司普遍粗制滥造蔚然成风，各种带有娱乐色彩宣扬封建迷信的神怪、色情等被称为有“毒素”的影片又一次卷土重来，直接影响了香港电影的声誉而遭到诟病，许多有良知的电影人为之痛心疾首。“面对这种现状，返港的‘联华’创办人罗明佑、黎民伟等著名制片人联合香港宗教人士何明华于1938年发起了又一次香港电影清洁运动，被称为香港电影史上‘第二次清洁运动’”。^[7]实际上，除何明华外，还有多个基督教会的负责人也参加了。

罗明佑与黎民伟都是基督徒，他们试图用基督教的教义去拯救日益堕落的影坛，让银幕重新闪烁善的光辉。罗明佑还在香港集资十万港元，组织了“真光影片公司”，并计划每月出一部不以赢利为目的，而在于教化民众导人向善并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影片，来抗击香港电影界的流弊。他们在发布的宣言中称：“藉电影宣传之伟大功能，依圣道真理而服务，为电影清洁运动，为民族复兴努力”。^[8]

当然，罗明佑与黎民伟的想法是正确的，但发起的这次清洁运动并不彻底，“真光影片公司”只是一个空架子，没有拍摄出一部电影。原计划拍摄的电影《人类的呼声》，是真光影片公司精心准备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具有象征意义，写一个老教士凭借着一座乡村教堂，用大无畏的精神和爱心，在战争的背景下，拯救那些生灵涂炭的生命于水火之中，最后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击退前来进犯的恶魔，并发出“求国家之独立、求世界之和平、求人类正义公理之伸张”的“人类的呼声”。该片由香港著名演员吴楚帆、陈云裳主演，费穆导演，黎民伟的妻子林楚楚以及两个儿子黎铿、黎锡均在片中饰演了角色。影片全部用英文对白，罗明佑的用意非常明显，他要将这部电影打向国际市场，反映中国人民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对和平的向往。老教士的形象显然有他自己的影子。但《人类的呼声》只开拍了两个工作日，之后便停顿了，可能与经费没有到位有关。

一月一片的计划落空，真光影片公司虽然没有成果，但由于罗明佑与黎民伟是著名制片人，在香港电影界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行为还是得到香港电影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与响应。许多人在香港的一些有名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拥护这次清洁运动的文章，为这次运动擂鼓助威，在当时还是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一些电影公司将已经拍摄完毕并准备公映的神怪片及时悄悄撤了下来，暂避风头。但这些影片在运动过后还是拿出来放映了，这是后话。

三、进步影人们的积极抗争：第三次香港“电影清洁运动”

在香港电影发展史上，发生于1949年4月的第三次香港“电影清洁运动”规模最大，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粤语片重新下了禁令，香港电影一度停滞不前。但是，1947年香港在战后拍摄的第一部粤语电影《郎晚归》，在完全失去了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却在东南亚各国电影市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无疑给香港粤语电影打了一针强心剂。东南亚电影市场对粤语片的普遍渴求，使香港的粤语电影绝处逢生，并焕发了生机。拍摄制作粤语片的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次出现粤语电影繁荣的局面，甚至有许多南下的上海电影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但是，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为香港制片业吸引了大量投资，但也助长了当时香港影坛的粗制滥造之风。从1948年开始，大批资金投入粤语片的拍摄，同时一些急功近利的投机商也开始转行于制片业，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去经营创作，一些人更是因陋就简地拍起了神怪武侠片甚至色情片，此风愈演愈烈，一些创作态度认真的文艺片被冷落，甚至排不上档期。针对投机制片商和粤语片低劣的思想和艺术质量，粤语片从业人员和部分南下的进步影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常常聚在一起探讨‘营救’的办法”。^[9]于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三次“电影清洁运动”应运而生。

吴楚帆

这次电影清洁运动的主体是粤语片的主创人员，绝大部分是演员与导演。一开始通过报纸等传媒造成舆论，接着被誉为粤语片华南影帝的吴楚帆，以及著名粤语片女演员黄曼梨、白燕等人宣告与上述有“毒素”的影片彻底决裂。随后，香港一批有名的电影人苏怡、卢敦、莫康时、关文清、黄岱等人积极响应，在香港电影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签名活动，共有电影界人士164人联合签名，并发表了《粤语电影清洁运动宣言》，宣言中有许多掷地有声的语言至今仍然有激奋人心的力量：“尽一己之责，期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不负社会之期望，停止拍摄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危害社会，毒化人心的影片，不再负己负人”，“愿光荣与粤语片同在，耻辱与粤语片绝缘”！第三次“电影清洁运动”后，慑于压力，一些制造“毒素电影”的制片公司有所收敛，打斗、神怪及色情电影一时绝迹。这次运动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粤语电影人在共同的斗争中变得更加团结，并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后来被改为“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华南影联”。“该会对促进香港电影人之间联络感情以及相互交流学习、改进业务产生了积极影响。莫康时被推选为‘华南影联’第一任理事长，吴楚帆和卢敦为副理事长，李化为秘书长，李铁、黄曼梨、秦剑、吴回等人为理事，薛觉先、赵树燊、罗明佑等人为监事。”^[10] “华南影联”后来又组织影人义拍了多部粤语电影，用这些影片的票房收入购置了会址用房，还为香港影人提供了福利基金。“华南影联”至今已经走过了60年，在香港的电影人社团当中是老资格的、也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社团之一。

四、留给电影界的精神遗产：香港“电影清洁运动”之反思

香港电影史上的三次清洁运动，虽然每次发起者身份有所不同，但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呼吁清理影坛的精神污染，还原银幕健康的本色。短短14年经历了三次清洁运动，这也反映了香港电影所走过的路绝非平坦。虽然“电影清洁运动”是治标不治本，除了对影坛的邪恶势力有短期的震慑作用外，由于一些制片商受利益的驱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影坛不良现象。但是，这三次运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当然，这其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却有所不同。第一、二次清洁运动只反映了一些教育及宗教人士的不满意见与良好意愿，虽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但对影坛却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第三次清洁运动则是业界内部发起，之后确实拍出一系列有益社会人心的好的影片，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香港电影导人向善的优良传统。尤其重要的是，电影人有了自己的社团和组织，这对演员的自尊自律、互助敬业作风以及荣辱观念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应该说，香港电影史上这三次清洁运动，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至今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反思。

首先，这三次“电影清洁运动”的发起人，并非完全都是电影圈里的人，有教育界和宗教界的人士，他们出于一种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与道德心，对当时影坛的现象做出了自己的正确判断，并呼吁整个社会对不良电影现象进行斗争。而在今天电影则成为娱乐小圈子里津津乐道的“家事”，电影似乎渐渐在远离大众而趋于小众。由于缺少一定的社会监督，加上来自社会公众的批评严重缺席，使得电影界有些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某些腐朽现象又沉渣泛起，各种不良潜规则潜意识对电影界的侵害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没有人去关心与“清洁”这些现象。因此如何让电影重新走入社会大众批评的视野，香港历史上“电影清洁运动”或许会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香港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生前一再强调 “电影救国”，他认为“电影是大众宣传的伟大武器，我们的任务，是紧急把握这种武器”。香港电影学者余慕云曾经这样评价过黎民伟：“他在创办‘联华’时，就明确提出‘提倡艺术，宣传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 还提出过‘电影救国’的口号。香港电影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传统、导人向善传统、重人伦传统等。都是他和关文清、赵树燊等创立的。”^[11]然而黎民伟后来却在香港被长期冷落，原因很复杂，其中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黎民伟的“电影救国”的重要思想后来并不被一些人所接受，正如香港资深电影文化学者罗卡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也许在今时今日的香港，‘爱国教民’、‘仁爱奉献’、‘道德实践’这些词语只会惹来怀疑、非议，甚或被新一代目为陈词滥调”^[12]。这种不良风气的形成，在香港电影界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电影界的急功近利，被冷落的不仅仅是黎民伟，还造成了许多影片对历史文化的疏离以及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高度娱乐化与商业性的运作，使香港电影优良的教化传统受到了严重挑战。一些电影人由于受商业化的影响，在让某些影片成为包装华丽商品的同时，也同样让自己与影片失去了灵魂，而其中不乏有一定影响的导演参与其中。另外，从草率宣布纪念香港电影一百周年活动等行为来看，香港电影界未免存在急功好利的浮躁之气。所以，近些年来，香港电影精品不多，香港许多优秀演员纷纷外流，有的投身于好莱坞，有的则加入内地电影人的行列。香港电影要想达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层次，消除急功近利等不良风气则是关键，另外，电影人的自尊自律也显得尤为重要。香港也许不再会有新的“电影清洁运动”发生，但如何让黎民伟等老一辈电影人创立的香港电影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并将这份精神遗产继续传承下去，看来并非易事。灵魂的清洁或许比形式的清洁运动更重要，为此，我们仍需要不断地反思与不懈的努力。

【注释】

[1]赵卫防：《香港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第51页。

[2]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

[3]倪占贤：《许地山与香港》，《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

[4]赵卫防：《香港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5]钟宝贤：《香港百年光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6]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7]赵卫防：《香港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8]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二），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7年，第188—189页。

[9]赵卫防：《香港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第85—86页。

[10]赵卫防：《香港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11]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一），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6年，第130页。

[12]罗卡：《黎民伟启示录》，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