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影评《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是移情能力的心理基础。为了判断一个行为对另一人是公正还是不公正，一个人必须首先选择另一个有感觉的存在者的视角。在动物权利的语境下，我想起了电影《我的表兄维尼》中的一幕，乔·佩西扮演的维尼·甘比尼正准备去猎鹿，同行还有他们案子的对方律师，计划在预期中友爱的猎鹿之旅中确定他在这个审判中能够采取的策略。当他着装好准备出发时，他询问未婚妻——玛丽萨·托梅扮演的蒙娜·丽莎·维多——他穿的裤子是不是适合猎鹿。她用一个换位思考的思想实验做了回答：

想象你是一头鹿。你在昂首向前奔腾。你渴了。你发现了一条小溪。你把鹿唇投向清凉澄净的水。砰！一颗该死的子弹撕掉了你头部的一部分。你的大脑碎了一地，鲜血淋漓。现在我问你，你会在乎那个向你开枪的婊子养的穿什么裤子吗？[51]

动物权利纪录片导演用隐藏的摄像机器拍下屠宰场和动物生活（或者，不止于此，遭受痛苦和死亡）的工业农场的可怕状况，他们试图借此唤起换位思考的意识。freefromharm.com网站发布一个简短的视频剪辑片段，被恰如其分地题名为《史上最令人悲伤的屠宰场镜头》，视频中一头公牛在排队等待死亡。当他听到前面的同伴被杀，他摇摇晃晃地后退到金属斜道的后墙。退无可退时，他转身朝后（摄像机在这个位置拍摄），似乎指望逃离自己的命运。一名工作人员沿着斜道的外侧走过去用电击棍驱赶公牛往前。他犹豫地走了几步，停下来，再次后退，所以，那名工人加大电量重击，公牛一下子被向前驱赶得很远，最后的死亡之墙倒在了他后面。你会看到他的后退最后一次试着退出死亡陷阱，忽然……砰然一声！……他掉到了一堆同伴中去，后腿穿过墙底的狭缝。死了。[52]我把人类的情感投射到了母牛的大脑中？我不这么认为。调查记者特德·康诺弗曾在内布拉斯加州斯凯勒的嘉吉肉制品（Cargill Meat Solutions）工厂工作，但实际上是美国农业部的秘密巡视员，当时他问那里的一名工人为什么把动物导向屠宰室的斜道有这么多家畜排泄物，恶臭难闻，得到的回答是“它们害怕。它们不想死。”[53]或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工业农场用带刺电网围着他们的设施，以及为什么不喜欢带着摄像机到处探查的纪录片电影制作人。

2005年的电影《地球公民》可以说是最令人无法平静的换位思考纪录片，在过去数个世纪对黑人和女性的虐待和经济剥削与今天对动物的虐待和商业使用和滥用之间做了对照。[54]用难以直视形容这部电影还是过于轻描淡写了。为了看完，我必须在电脑屏幕上打开两个窗口：电影和为了做笔记的文字版，后者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为了我看不下去时盖住屠杀画面。动物被当作产品加工的场景包括：剖开的海豚被重重仍在水泥地上，而边上明显有小学生经过；家畜被用俘虏螺栓枪杀死，压缩气体把钢螺栓射入动物的大脑，但这招并非万无一失，甚至屠宰程序开始时它们还在死死挣扎。这样的画面都被文字叙述盖住了，这些文字叙述不仅是为了说穿我们与所有其他动物之间的进化连续性，也是为了它们与我们之间的连续性：

无疑是存在区别的，因为人与动物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一样。但相同性戴着另一副面具。诚然，这些动物并不拥有我们人类拥有的所有渴望；诚然，它们并不能理解我们人类理解的所有事物；然而，我们与他们确实拥有某些共同的渴望，确实理解某些共同的事物。对食物与水的渴望，对庇护与陪伴的渴望，对自由活动与避免痛苦的渴望。这些渴望为非人类的动物与人类所共享。[55]

也许围绕着带刺电网的农场建筑之所以没有窗户形如堡垒是一个双向论证——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想知道香肠是怎么做的。正如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深刻而辛辣的观察：“你已经用过餐，所以，不论屠宰场被如何小心翼翼地隐藏在数英里的得体距离之外，都存在共谋关系。”[56]

2009年的奥斯卡金像奖获奖纪录片《海豚湾》令人无法平静地展示了视觉媒体转换视角采择的力量，影片记录了在日本歌山县太地町海湾进行的对海豚和鼠海豚的大屠杀。影片由瑞克·欧贝瑞主演，他是60年代热门的电视连续剧《海豚菲利普》（Flipper）中的海豚训练师，还是小孩的我每周都会忠实观看节目，因为电视秀突出了这些海生哺乳动物非常像人类的那些特点，尤其显著的是他们在彼此之间以及与人之间的社会纽带所呈现的人性（每周都可以预见到菲利普挫败坏家伙在水下的恶劣行为，或者营救陷入荒谬处境的好家伙。）根据电影，海豚是被赶到海湾里，少数会在那里被不受伤害地捕捞起来，卖给世界各地的海洋公园和水族馆，而其余则被残忍地杀害和屠宰，海豚肉卖给日本鱼市场的转售商。获奥斯卡奖以后，该电影受到媒体关注迫使日本政府官员仓皇失措地掩饰对这一有感觉的存在者屠杀行为，先是否认，然后解释，再然后辩护；它们的社会认知和情感如此接近人类，看到它们被屠杀深深刺痛了我们的情感。

电影（摄像机藏在石头中，长镜头则来自附近的山上）拍摄到的诸多令人心如刀割的场景之一是：一只年轻的海豚砍伤后绝望地试图活下去，血涌出她的躯体时艰难地呼吸，拍摄者恐惧地看着她呼喊求救而无能为力，直到她最后一次滑入血泊的水面之下，再未出现。这是看一眼就让人大怒和恐惧的场景。跳进海湾，游向那一群小船，以兰博的方式把这些渔民拉入水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不知道能不能控制自己别这么做。但不论这些情境下报复性暴力的诱惑是多么强大，这种义务警员的正义正是绝大多数动物权利活动家要避免的；如果你在监狱里，你不可能成为发挥作用的权利活动家。

欧贝瑞和他的团队展现了极大的克制，不是试图去阻止大屠杀而是通过极度痛苦的场景把大屠杀曝光给全世界；而这是电影的意义所在——把抽象转换成具体，从而调动大脑的移情神经通路，而这一通路通常在体验到另一个人的痛苦时才会触发。因此，甚至比我们共享的智能、自我意识、认知和道德能力更重要的是，正是我们共同的以一种非常人类的方式承受痛苦的能力——艰难呼吸、挣扎着保持直立、奋力求生——某种程度上扩展了道德范围。直到我们能够深刻而感性地理解海豚也是有感觉的存在者——和我们一样——想要生存害怕死亡，动物权利才能得到充分地认识。

在这里是变成了应当，在这里事情成为自然而然——动物天生渴望食物、水、庇护所、陪伴、自由活动和避免痛苦，就像我们做的那样——变成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方式，当对自然的偏离是因为一种动物对另一种的利用时尤其如此。我们在这里做了这样一个道德选择，运用换位思考倒转了自然主义论证——从人类利用动物满足自己天性的视角转向动物满足它们自己天性的视角。道德进步主要由换位思考的转换推动：从剥削者到被剥削者，从施害者到受害者。为什么我们应该偏爱一个视角超过另一个视角？因为道德进步就是如此而来。[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