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对教育界与知识分子的估计

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文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垮刘少奇（1966.5～1969.4），第二阶段是批林批孔（1969.4～1973.8），第三阶段是反击右倾翻案风（1973.8～1976.10）。“文革”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这一理论被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文革”中林彪事件、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与中国哲学学科有联系。林彪事件后，有关部门从林彪的住宅搜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以及林彪所作的“中庸”“合理”的评论等。江青等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1973年8月7日、13日《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此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开始。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1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出席，批林批孔运动此后在全国铺开。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指出：“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

“文革”稍前和“文革”期间相关部门对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作出了极“左”的估计，进行了极端的批判和所谓革命。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印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纪要》认为，1949年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求“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5月7日，毛泽东发布“五七指示”：“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俗称《五·一六通知》），要求“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1967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此后，“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各教育单位、党政机关。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认为，1949年以后的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两个估计”。《纪要》规定，“工宣队”要长期领导学校，知识分子必须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学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