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视市场中国化

十年回归：香港电视市场中国化

冯应谦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香港踏入回归过渡期。在这十多年里，其中一件令香港人感到焦虑的是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问题，有学者担心媒介自我审查问题，也有学者担心媒介拥有权的转移。不过，这种种对媒介的忧虑在1997年后却没有因此而恶化，报章方面，不同声音的报纸仍然百花齐放，再者，对政府最批判的两份大报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报纸，有关新闻和时事的杂志如《东周刊》和《壹周刊》也仍然是香港人爱戴的读物，同类杂志也不断增加。广播方面，政府也在2008年容许民间开办除香港电台、新城电台和商业电台以外的大气（无线）电视广播的电台。

“九七”后，不仅媒介的数量没有减少，香港特区政府为拓展电视市场的空间，容许更多的竞争者加入市场，近年因收费电视的出现，香港的电影频道数量成倍数增加，由此可见回归十年的媒介所面对的问题主要并非政治问题（虽然有时政治和经济很难分开），而是市场竞争力的问题。如果要简单形容“九七”后的媒介市场，传媒的战国时代可能是最贴切的。传媒市场激烈竞争背后的原因当然是政府的推波助澜。回归前的殖民地年代，政府一直采取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和电讯媒体）的保护政策，让部分媒体能垄断市场；“九七”后，特区政策反而“打开天空”，让更多媒介进入市场。

因此，以下对“九七”后十年媒介的分析多集中在市场竞争白热化，本地经济萎缩而导致的市场萎缩，以及香港媒体需要考虑的以崭新策略面对未来的挑战上。

2007年是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10个年头。与10年前的经济状况相比，香港当下的经济仍然走强：失业率降至3.3%，是自1998年中期以来的最低值；2006年香港的人均GDP达到了215006港币，超过了1997年的210350港币，创下历史新高。当前，香港的经济状况呈现出光明乐观的一面，并且它的发展与中国大陆的支持密不可分。1997年，回归不久的香港就受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重创。结果，香港的证券市场、房地产价值和平均工资都出现大滑坡；之后，广告业和传媒产业也受到冲击。在这期间，中央政府通过降低香港商人的贸易门槛、放松大陆居民到香港旅游的限制、把香港设立为兑换人民币的窗口，以及允许国家资本为香港证券市场提供资金等一系列措施来拯救，或者说重新激活了香港经济。

中央政府与香港在政治与市场之间相互影响的逻辑也适用于香港的媒体。为了成为中国大陆市场的受惠者，香港本地媒体的生存和中央政府的利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香港媒体公开表示支持中央政府立场，香港媒体就很可能会破坏其自身的合法性与可信度（Fung，2007）。因此，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权，香港的媒体试图去寻找一个能够让媒介经营和政治观点并行不悖的平衡点。所以，除了成为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和信息的传达信道之外，媒体还大胆地站出来，成为执政者、异见分子及广大市民相互论争的中心。综合来说，1997年之后，从试图执行基本法的第23条^[1]到关于对行政长官和立法长官实施普选的争论，都最终演化为意义重大的媒介事件，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很自然地，很多电视节目，包括本文所提及的电视剧，都敏锐地捕捉和展现了特别行政区和国家之间的紧张且矛盾的关系：在经济上，香港依赖大陆的广大市场，但同时又希望中央政府放宽政策以便于提升香港和大陆的贸易往来。毫无疑问，以上这些因素都促进了香港文化和内地文化的融合。从电视工业的观点来看，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大陆和香港当地之间的辩证关系：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主，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等。尽管对于香港本土的观众来说，电视是一种娱乐的基本方式，但电视媒体不可能完全与政治无关。因为本土观众的意见正代表了强烈的政治意见和市场意见，而这些意见有可能跟政府的话语是有冲突的。

一、设计媒体策略

本文聚焦于香港的电视媒体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相互影响。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阐明香港的电视台如何设计具体的策略，以此超越、适应或削弱来自市场和政治的变化与限制。

这些变化发生在媒介生态转化的大背景之下：香港的电视市场从1997年以前殖民地政策下的相对稳定、受到保护的市场转变为一个扩张了的市场；当前香港本土的电视产业面临着由中国大陆市场和新的竞争者所带来的更大的挑战。考虑到以上的情况，香港政府在调节和执行促进社会政治环境改变的政策方针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分析电视文本和内容之外，笔者还访问了直接参与联络中国大陆市场的媒介从业人员，并与本文所提及的几个电视台的很多员工进行了正式的交谈。由于研究的话题比较敏感，所以本文没有透露受访者的姓名和职务。

二、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

虽然在过去的十年里，香港本土的媒体没有发生大的震荡，但香港、亚洲以及中国大陆的媒介生态环境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香港的电视市场都是被两家本土的电视台所占据：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又称无线）和亚洲电视（又称亚视）。其中无线在本土的平均观众收视率通常超过70%。除了无线自身的私营性质和独立的品质外，它还占有需求大于供给的有利地位。在后一点上无线所处的形势和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相似：在大陆，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电视台和传播媒介，具有抵御其他市场竞争者的独特优势。然而，与倾向于维护其播出者地位的美国电视网和中央电视台不同，美国电视网和中央电视台都依赖于外部和附属的制作单位所提供的独立的内容产品，而无线把内容生产、播映和在地区范围内的推广三部分内容作为事业发展的重心。在2003年10月，无线投资22亿港币新建了一座大型的电视城，电视城内有22个摄影棚，其中一座是当前亚洲最大的摄影棚。由此看来，扩充和进一步发展综合的影视摄制系统的租借业务是公司将来的发展策略。

亚视的发展道路就没有无线那么平坦了。其利润、资产负债表的不平衡经常成为其所有权发生变更的原因，而事实上，所有权变更在过去的十年里发生了数次。在2007年6月，亚视之前的主要拥有者，商人陈永基和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的刘长乐主席合作，成立了一个公司；之后该公司购买了亚视大部分的股份。比较敏感的是亚视之前的股东以及刘长乐都是红色资本家（来自中国大陆的商人），和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长乐本人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上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管理层人员。除了近期的产权改组，亚视在生产和营销策略两方面也有类似于创新的举动。而笔者也观察到，亚视增加了对国外电视节目的购买，例如从韩国购买的电视剧《蓝色生死恋》（2002）、《冬季恋歌》（2004）、《朱蒙》（2007）和2005年在韩国获得最高收视率的《我叫金三顺》（2006）。以上的韩剧热在亚洲被统称为“韩流”——针对的主要是本土的年轻受众，亚视此举从它的竞争对手无线那里争取到了相当数量的受众。例如，《蓝色生死恋》的大结局创下了14点的收视率（相当于约850000的观众），从而成为亚视一个相当不俗的业绩。与此同时，亚视还购买了相当数量的以中国大陆为背景的电视剧，锁定的目标人群是香港本土日益增长的大陆移民以及中国大陆的市场。其中有一些比较知名的电视剧如《女人不哭》（2008）、《我来自潮州》（2005）以及《再见艳阳天》（1996），还有系列纪实的纪录片《寻找他乡的故事》（1998—2004），讲述的是漂泊海外的中国人的故事。这便是亚视播出的典型的具有中国烙印的节目。而通过香港电视节目欣赏指数所显示出来的公众意见也表明：在经历转变的香港受众眼中，中国大陆的电视节目是获得高度评价的。

亚视向外扩张的策略预示了香港以及香港媒体的兴衰：香港电视的黄金时代或许已经结束。这不仅仅表现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本土电视收视率的下降，因为类似的情况在全世界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而且意味着在当前，在一个国际化的城市里，本土电视需要逐步走上全球化的道路。因此，电视台必须制定能够应对更多的本土竞争和外部挑战的策略。

对于香港无线来说，尽管来自本土的威胁没有那么紧迫，因为它仍然占有70%的当地收视份额——大多由于一种媒体的消费惯性而与节目本身的质量关系不大，并且作为电视节目的出口商它还可以从海外获得可观的收益，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无线为了应对将来的挑战所采用的若干明晰的策略。对于本土的流行趋势来说，无线似乎仍然保持了过往的优势，但考虑到日益缩减的电视观众的总量以及变化的香港人口结构中来自大陆移民比例的上升，作为“老大哥”的无线仍然需要提出新的策略以应对不断更新的需求。针对其海外贸易部分，无线重新包装了它以往和当前的电视剧节目并将它们推销到香港以及全球的华人社群。^[2]笔者还记得在纽约、伦敦和悉尼的唐人街漫步时，都看到有音像零售店在出售无线的VCD（视频光碟）、DVD（数字视频光碟），甚至是最老式的家用录像带。很显然，无线的电视节目对于散居在外的华人的文化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香港在向海外销售自产电视剧方面可以作为亚洲影视的领导者，其地位至今似乎仍然没有被挑战（Kenny，2001）。然而笔者能很容易地列举出一些正在兴起的区域和来自本土的威胁，有可能撼动香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华语电视剧出口商的地位。首先，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更多的本土竞争者，和传统香港的电视机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次，在同一区域内，有了更多的区域化的或中国大陆的卫星电视。尤其是在节目的海外销售方面，中国大陆产品的扩张以及电视信号播出带宽的扩展都将最终削减无线的收入。这一切使无线也被人们认为可能会提出和亚视类似的商业策略：在保持住当地和海外观众的收视份额的同时，拓展其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接下来本文将详细说明来自商业的挑战和竞争是如何与香港电视台的政治策略联系在一起的。

三、内部的竞争：付费电视的兴盛

在香港，这个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城市，电视内容的多样化和差异性总是受到质疑。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对于针对700万市民播出节目的亚视和无线来说，市场是没有竞争力的。无线仅仅提供一个中文频道，亚视也是如此。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HKBA）也有严格的守则去规制和管理这两个电视台，它们播出的内容将是唯一的媒体话语，即使它们不代表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可能动摇受众原来持有的意识形态。外人无从得知无线和亚视两大重镇的利益得到保护的真实原因，但毫无疑问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方面的很多考量。但以上状态所间接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政府可以很轻易地掌控民意。然而，1997年之后，基本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政府调整方针政策给予民众比媒体更多的权力，而是民众的观点推动政府去变得更有责任心，更好地对公众负责。这些问题在民众不满政府无力处理于回归的同一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变得非常紧迫。

最后，在公众的压力下，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拓展了电视节目的类型，政府终于决定给电视市场“松绑”。［然而这一自由是有明确的界线的，并不是发放执照允许开办更多的本土电视台，而是在2000年7月官方发放了五个新的付费电视的执照。这样一来，竞技场上唯一一个需要抱怨的选手就是香港有线宽频（i－Cable），之前称九仓有线电视有限公司（Wharf Cable），它在1993年10月开始在香港经营付费有线电视。回顾过往，香港有线宽频在新政策颁布之前才在一系列激烈的竞争中淘汰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互动电视（Interactive TV，即iTV）］。新政策意味着香港有线宽频又将面临很多新的竞争者，而与此同时，本土的免费电视市场则是受到保护的。

2003年后的突然之间，香港的整个电视市场被大量新的参与者注入了新的内容，但并不是所有获颁执照的机构都参与了这场角逐。已获得牌照的公司包括香港数字电视公司（Hong Kong DTV Company）、一家英国的广播公司（Elmsdale）、香港网络电视（Hong Kong Network TV），以及香港太平洋数码卫视（Pacific Digital Media HK）都相继退出市场。当前，香港本土电视市场上有三个主要的竞争者，它们是无线付费电视有限公司（TVB Pay Vision Limited，其前称是银河卫星广播有限公司）、Now电视和香港有线宽频（iCable）。无线的付费电视，作为无线电视的姐妹公司，卖点是受到当地观众喜爱的无线原创的电视节目，它企图凭借这一卖点来主导香港免费电视和付费电视的市场。无线付费电视有限公司通过和记环球电讯有限公司（Hutchison Global Communications Limited）的宽频网络来传输其付费电视服务。Now电视由电讯盈科有限公司（Pacific Century Cyberworks Limited）持有，它通过不对称数字用户线路（ADSL）的宽带网络传输超过100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因此Now电视很快就成为了有线宽频主要的竞争对手。凭借着在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香港宽频电视（还有其他的市场竞争者，如有线宽频）向用户提供多媒体的服务，包括高速因特网宽带和付费电视的捆绑式服务。Now电视已经迅速地获得了654000的用户征订数（2006年8月的统计数字），加上电讯盈科现有的客户和电讯盈科网上行（Netvigator）的订户，其用户数相当可观，同时电讯盈科还是最大的家庭住户互联网提供商以及在当地占领先地位的固定线路电信运营商。至于有线宽频，也将其电视光纤网络用在互联网服务领域上，让它的订户急速上升，达到了70万订户。

有线电视、Now TV和无线付费电视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另一方——香港宽频网络有限公司（Hong Kong Broadband TV）的出现而变得更加变幻莫测。香港宽频网络有限公司的运作基于城域以太网宽频网络，获颁固定电信网络服务牌照，因此，它仅需要受制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电讯管理局的技术管理条例，而无需申请由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颁发的付费电视执照。这样的法律漏洞反映出政府不能够很好地制定出一个反映现实情况的法律框架，以表明电讯和广播在实际中的连接关系。除了在登记注册事宜方面向政府投诉，现有的电视运营商还无力推动政府在付费电视和基于互联网的电视之间做出更具体的划分。这一案例表明采用新兴技术的电视虽然一方面增强了媒体的多样性，但在缺乏单一和公正的规范框架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拖慢媒体发展的步伐。类似的情况不单单发生在香港地区，也发生在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媒体间的整合将成为当前媒体发展的一个主要议题，但香港政府却还没有为此做好必要的准备。

四、更广阔的中国市场

付费电视和地面电视在新世纪的竞争谁胜谁负还不能太早地做出判断。虽然订户在增加，但是付费电视仍然还在探索其策略，短期内还很难积累利润。^[3]付费电视也还没有成为瓦解地面电视市场的直接因素。尽管此刻现有的竞争者如无线和亚视尚未受到来自本土付费电视的威胁，但它们不得不为将来的竞争做准备。它们都试图向外扩展，希望在本土竞争加剧，后起的竞争者吞噬掉它们的收益之前开拓更广大的中国内地市场。

为进军中国内地市场做准备，亚视很早以前就向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申请了非本地的播放电视节目执照，加上它本来就有由当地广播管理部门颁发的本土免费电视节目服务执照。在1998年，通过其附属公司电视广播（卫星）有限公司（TVBSB），无线也把它的带宽扩展到了两个华语的卫星电视频道——无线星河频道（TVB Galaxy Channel）和TVB8。^[4]这两个频道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得到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的批准，在中国大陆任何一家三星级以上的宾馆落地的电视频道。TVB8还在其他区域，如亚洲、欧洲、非洲和澳洲的华人社区中播放。

由于居住在边境的内地观众可以接收到香港的电视节目，在中央政府的眼里，香港的电视内容变成了一种征兆。香港电视节目进入大陆市场不再仅仅被视为技术或商业上的运作。这是因为电视台在播出新闻和其他文化内容的时候，会涉及编导的立场和对政治的阐释。除此之外，这些电视频道所播出的大量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展现出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国家民族的符号和象征，因此这些节目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话语，从而放大电视节目自身的政治立场。由于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观念以及自由主义思想，香港电视的特点与那种认为电视是执行宣传职能的国家机器的观点背道而驰。当前，虽然一些内地的电视节目也开始发挥更强的娱乐功能，但是它们对于巩固国家政权所应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特别地，当讨论的焦点不得不涉及中国不同区域的地缘政治问题时，如台湾的统一、西藏的自治以及其他的民族问题，讨论都会变得极具争议性。这就是为什么相关的电视在节目内容的制作和播出过程中都要警惕，在必要的时候，他们需要修改或省略某些内容以防止出现错误。对于电视台来说，一个相对安全和保守的策略是放大其节目的商业性和娱乐性，与此同时缩减表达政治意见和编辑立场的成分。

五、地区性和省级竞争者的兴起

即便没有新近的扩展，香港电视在大陆也已颇具影响。从1978年起，香港电视的信号就已经可以被大陆南方的一些省市不合法地截取和接收，这些方式包括通过家庭安装的天线来接收，或是一些有线电视台非法地盗取香港的电视信号，插入他们争取到的大陆方面的广告，再把节目出售给广州的订购用户（Fung，2008b）。由于大陆的有线电视转播香港的电视节目，从1999年开始，香港的电视在广州的市场上就已经占了70%的份额，但与此同时大大限制了大陆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的流行（黄妙送，2007）。

早在2000年，香港的电视台和中央政府周旋，希望达成一个符合中国法律的解决方案，让香港电视进入大陆并分享合理利润，但最终无法达成协议。尽管香港电视渗透进大陆的方式并没有转换成现实的利润回馈给香港的节目制作者，但是香港的电视节目得以在广东等地流行并因此造成了文化上的冲击和影响。

然而，在最近几年，由于区域竞争者和中国大陆本土的电视台的兴起，香港电视的文化影响正逐步减弱。中国大陆自2001年开始对境外的频道开放部分的天空资源，很多外部的、非国有的频道，包括华语电视凤凰卫视（由中资的媒体企业和媒体大亨默多克共同投资）、华娱卫视、星空卫视电影频道、Channel V的音乐网以及Viacom（维亚康姆）的MTV都获准在广东等地播放（Fung，2008）。新的参与者的进入意味着同一区域内竞争的加剧，更何况他们都希望与无线和亚视分享同一块市场“蛋糕”。尽管形势每年都会有变化，平均来说，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批准了30家使用不同语言的境外电视频道的信号在中国落地，这些电视频道的语言包括英语、日语和法语等。在中国内地任何一家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里这些频道都可以合法地落地。此外，在沿海区域的一些新建的私人高档社区里，住户也可以接收到以上的频道，尽管这样做是非法的。

与此同时，从2004年1月开始香港的电视台还直接面临着新近改革的两家的省级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和南方电视台）的竞争，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在那个时期经历了一个转折点，它和广东省19家地级市电视台合作，共同致力于电视节目内容的重新整合（黄妙送，2007）。在商业化的保护伞下，采取区域合作的策略，通过重新定位和组织结构的重组，仅仅在9个月后，大陆境内电视的收视份额（达到51.5%）就超过了境外电视所占的收视份额。在2005年10月，广州两家省级电视台的收视率达到32.4%，首次超过香港电视节目的收视率（30.3%）（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改革研究中心，2007年8月2日）。在这场零和的博弈中，随着大陆本土频道影响力的上升，来自香港的跨境电视的影响力正逐步下降（Fung，2008b）。

六、电视话语范式的转变

当前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随着中国大陆各地区以及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香港电视跨境播出的流行程度将最终被大陆各地的竞争者所取代。除此之外，从长远来看，香港电视的跨境播放也不会再被认为是对抗性的“入侵”。而一个更为实际的做法是将香港视为生产高品质的中国电视产品的中心。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由于香港文化在大陆非常流行，很多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的电视台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购入和播放港产的电视剧以提升该电视台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如果说在当时购买港产电视剧只是给当地电视台带来一些额外的收益的话，那么现在这方面的贸易已经成为内地电视台一个日益增长的收入来源。然而，香港电视剧被转播前必须满足的先决条件是意识形态要过关。为了提高被购买的可能性，这些肥皂剧必须包括不带偏见的中国人的角色，以对当前中国发展形势的乐观展望作为背景，或者是以国家主义的暗示作为情节发展的前提。为了保证导入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电视制作人员需要精心地设计和建构剧情，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这一做法都是香港的电视制作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Eric Ma（1999）发现在从80年代至1997年的过渡时期里，香港电视剧对大陆人角色的表现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剧中所展现的被刻板化了的大陆移民的形象由于香港回归在即而得到了重新塑造。1997年回归之后，电视剧中展现了更为积极正面的大陆移民的形象：女性移民被香港社会所接受主要体现在她们和香港籍男子的合法结合，而移民自大陆的职业医师的形象则被塑造为香港所采用的西方医疗制度的值得称道的合作者（卢伟力，2006）。

香港是否仍然能够成为华语电视剧的重要出口来源依赖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正如访谈中很多电视制作者所强调，香港电视剧的意识形态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否能兼容是很多中国内地的电视台在转播和购买香港电视剧时首要考虑的问题。其次，香港生产具有高娱乐价值的电视剧的优势是大陆的电视台不得不拨出可观的经费来购买的重要原因。香港的电视台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一方面要把一只脚从政治自由、人权和自由主义的背景中拔出，同时却要在电视剧中把另一只脚踏进一个典型的以自我为本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包含的元素有冲突、暴力、爱、性、娱乐和感官——这些构成娱乐的必要元素——似乎才是获得成功的关键。至于这些娱乐的元素能够走多远以及香港的电视台怎样才能避开政治环境的影响（或符合中国大陆的政治背景），这些都需要仰仗他们在大陆的合作者的帮助。甚至早在回归以前，香港的电视台就开始发展出一项新的策略，通过与大陆合拍的形式达到以上的政治正确的目的。^[5]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下，中国电视才能把联合摄制变成中国政府眼中可以接受的生产，香港的合作者也才有可能把他们的产品销往大陆市场。

七、合作拍片和民族话语

一个成功的合拍模式终于在香港回归中国10年后出现。这样的合作模式涉及的合作是指香港主要的电视台和作为合作方的内地电视台在所选择的重要时段内在香港和大陆不同的城市同时上映他们的合作影片。而早期的其他的尚未成熟的合作通常只是由一方（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导演，并且不能够在同一时期在香港和大陆同时上映。当大陆的电视台、香港的无线和亚视共同报道一个重大的政治声明，例如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庆典上表现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大陆的完美关系时，一个堪称楷模的合拍典型就产生了。

对于无线来说，它和中央电视台的附属公司即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合作，拍摄了60集的电视连续剧《岁月风云》。这部连续剧的主题是“通过联合实现中国人的梦想”，故事讲述的是华家三兄弟在经历了几十年分隔北京和香港两地的岁月后重新联合在一起，投资并制造了中国第一辆具有自主品牌的轿车并成功地开拓海外市场。故事主人公的姓氏华，在中文中的意思指的是中国或是中华文化。因此故事结局中家庭成员的再聚首也象征着香港回到了祖国母亲中国的怀抱。此外，故事情节中华家经营企业的目标也不仅仅是个人事务或家族之间的联系，而是反映了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经济上的繁荣，以及在政治方面香港人民因为祖国的快速发展而分享到的国家自豪感。对于经济方面的寓意，剧中华家长子华文翰所说的话就直接揭示了相关的主题。他在剧中反复说的话表达了他对祖国大陆的感谢，认为大陆给予了他们这一批企业家开放的环境和有利的国家政策，从而让他们得以缔造自己的企业帝国。然而实际上，剧中的情节是根据国家议题设计的。在片子里，中国企业家的梦想是自主制造国际化的中国轿车，这样的叙事和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只有一家停滞和残破的汽车制造厂，甚至直到今天，中国制造的红旗牌轿车作为一个轿车品牌无论是在技术、声望还是在功能上都远远落后于由国际知名制造商制造的三大重要的轿车品牌。通过运用文化和黄金时段的媒体来提高公众对国家事务的关注度是中国政府通常采用的做法，被称为弘扬“主旋律”，这即使不是媒体的有意宣传，也已经渗入香港的媒体文化中。

无线的竞争对手亚视通过拍摄电视连续剧《荣归》更加旗帜鲜明地庆祝香港回归中国。和无线一样，亚视也是采用大团圆的设计，表现在香港一家公司担任总裁的弟弟李国凯和在北京一家烤鸭店担任主厨的哥哥李国荣之间发生的故事。剧情随着兄弟俩克服他们迥异的人生经历和不同的社会背景逐步相互理解而展开。其中有一个情节是哥哥在无私地捐献骨髓挽救了弟弟的生命后拒绝接受弟弟的金钱馈赠。哥哥满含爱国情感地指出：人的寄托在于对国家的贡献，而不在于个人财富。尽管以上的叙事不符合在香港社会所盛行的商业文化，但逐步在媒体中占据主导，尤其是当同类的文化产品需要销往大陆市场时。以《荣归》为例，它在内地多家卫星频道播出。

《岁月风云》和《荣归》在所有的电视产品中称得上是最为成熟的合拍片。事实上，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融合以及杂糅要走向成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从最初的香港－大陆合作拍摄电影（最早的一部片子是1984年拍摄的《木棉袈裟》）到20世纪80年代小规模地联合拍摄电视剧；在当时的合作中通常是香港的电视台派他们的人员到内地风景名胜地拍摄电视剧。因为在当时要想在大陆拍片，香港的电视台不得不与获得国家拍片许可证的内地制片机构（如中国电影公司）合作。香港的拍片方不仅要遵守中国的合作方订立的规则，并且所有的剧本都要送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进行预先评审。^[6]一些敏感的情节、对话和剧集都有可能被删。并且，合拍的内容被限制在某些既定的领域（在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这两个地点进行拍摄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尽管避免了像内地的一些影视剧那样有意地把国家话语插入到内容中，但由于受到政府设立的很多政治条例的限制，合拍片的内容在文化风格上受到影响，即便不是直接地复制和颂扬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偏离国家的议题太远。

八、合拍片的类型

基于对访谈者口述内容的综合和整理，笔者总结出了在当前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政治融合过程中合拍电视的三个主要类型。这些类型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中国大陆一方参与和控制程度的不同。

1.大陆合作方作为控制者

基本上这一类片子都是中国大陆制作的影片，只不过是采用了香港的演员。为了更好地锁定受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受众，大陆制片方希望通过采用来自香港的时尚元素令其陈旧的制片方式和产品焕发生机。香港的演员在中国大陆、亚洲以及好莱坞都做了大量的宣传，加上香港作为大中华区娱乐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香港的演员出于自身的目的也愿意被吸纳到大陆的媒体体系中。大陆制片方把使用香港的演艺人才作为扩大其在本土、全国甚至是全球影响力的策略。而从香港电视台的角度来看，与他们的签约男女艺人到大陆拍片，可以提升艺人们在大陆的知名度。

2.大陆合作方作为幕后策划

如今香港的电视台需要借助各种不同的大陆资源以制作出能够迎合大陆市场的高质量的节目。这一类的节目通常都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大场面（例如再现战争场面、皇宫或是古代建筑）以及大型的影视摄制基地、成百上千的临时演员等。香港的电视台不得不和大陆获得电影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机构合作来拍摄这一类的影视剧（通常是古装片），得到制片基地的管理层的支持，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这类合拍片中最早的当数无线在2004年拍摄的《大唐双龙传》。最初，无线还曾从VCD^[7]的零售中获得收益；但由于盗版的原因，无线把制作的电视剧出售给大陆各家电视台作为赢利的模式。这一类合拍片中最受欢迎的电视剧是《金枝欲孽》（2004）。当这部电视连续剧2006年6月在湖南卫视的晚间10点档播出时，它在全国范围内的收视率达到了0.75，在同时段播出的电视剧中居首位（Sohu.com，2006年3月3日）然而，这一类的合拍片在香港本土都没有收到较好的观众反馈。因为这类节目的传统的中国特色不能适应香港本土观众的需求，尽管它们在大陆很流行。举例来说，《覆雨翻云》（2006）被称为在境外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但是它在香港的收视人群不到200万观众，低于香港本土流行的电视剧的一般收视率。

3.大陆合作方作为共同制作人

这种模式是香港和大陆合作方之间真正的融合，双方对产品的投入都达到50%，版权在国内以及海外销售获得的收益也是双方平分。类似的与中央电视台（或者是在未来和其他的全国性媒体集团）的合作在吸引观众方面能够造成强大的全国性影响。但截至目前，我们仅仅能够看到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全国性媒体作为中央政府值得信任的代表出面进行合作拍摄，以及所谓的带有浓厚国家主义话语的香港电视剧。由于在中央政府官员的眼中，使用国家主义的话语影响香港的民众从而平衡香港的民主诉求仍然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的此类合拍片涌现。

总体来说，在本土白热化的竞争背景下，加上面对大陆令人诱惑的市场，相关的电视制作或多或少都会基于以上提到的几种制作模式，只是稍有变动或调整。而且联合拍片对于电视台的重要性也会逐步提升。例如无线每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本土会分别拍摄100小时和560小时的电视剧，而合作拍片的数量将逐年上升（资料来自访谈）。此外，相关的合作还会扩展到非剧情类的电视产品，如综艺节目、舞蹈比赛（如无线在2007至2008年和湖南卫视合作制作的《舞动奇迹》），以及亚视的《津港之间》（2005—2008）。

九、国家主义和电视

影视方面的大陆与香港的合作拍片对香港有直接的影响。排山倒海似的中国国家主义的话语影响了香港文化的各个方面。通过影视图像，中国国家主义的话语还渗透到了香港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日常的公共话语。称国家主义是通过附着于娱乐节目的微妙叙事被输送到香港并非言过其实。当前，由于媒体的影响，无论是在街上、商店里还是在公共交通工具内，人们都不难在粤语的环境里听到夹杂其中的大陆人所说的普通话（官方语言），并且不少的流行文化中还夹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让本土文化变得更“中国化”的趋势似乎与流行的全球化和西化潮流背道而驰。此外，更具有影响力的是香港境内的国家主义话语的建构逐渐转变成合拍类电视的体制。换句话说，香港对奉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祖国的适应不再是片断的、零星的或间歇的，相反，电视产业成为一个把国家主义话语引入香港的合法工具或者说是媒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媒介批评的学者们注意的问题。

笔者想指出的是，未经消化的国家主义对于本土文化来说未必有好处。香港是艺术和文化的万花筒。本港的市民习惯了拥有不同类型的文化。诚然，中西合璧的香港文化由于香港回归祖国而装饰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粹并不奇怪，而香港本土居民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融合的过程中逐渐适应新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也是十分自然的，这种适应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当新引进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开始盲目地取代本土文化价值中的自由、公正和民主时，这足以引起公众的担忧。

十、结语：趋向商业驱动的国家主义

在最近十年，香港电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由于新的媒体技术的出现和公众对一个更开放的媒体的呼吁，本土的电视产业不得不面对空前激烈的竞争。这也驱使先前稳定的电视台开始向外发展以求生存。中国大陆的市场自然成为香港电视台以及其他的很多全球化的电视台寻求赢利和扩张的目标。

合拍片成为中国大陆与香港融合过程中的结构性副产品。尽管合拍片可以推动当地的产品变得更加多样化，合拍片还可以被预售或销售到中国大陆全国性的、省级的以及城市的电视台，但从一个批判的视角来看，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融合、接触以及贸易往来也会导致香港电视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化。其中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就是香港本土的、创造性的、资本主义和娱乐取向的电视节目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娱乐兼宣传以及国家主义取向的产品？一个更贴近实际的问题是：香港的电视产品将以多快的速度直接或间接地被中国的市场国家化。抛开政治问题不谈，至少在这一点上，电视产业的从业者相信针对中国市场的需求调整自己的产品或是和中国的市场进行融合都是解决本港媒体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本文认为受商业利益驱动的香港电视产业将会间接地引进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媒体文化。^[8]

回到基本的原则上来说，作为一项媒体贸易，香港的媒体要打进中国大陆的市场并非易事，甚至连大陆市场本身也还没有做好准备每年吸收大量的电视产品。数据显示，从2002年开始，每年中国电视剧的产量都达到了13000集，然而据估计，需求量仅仅是7000集（Singtao，2007）。因此，香港电视要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占据优势并不仅仅只要做政治方面的准备，讨好政府官员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要占领大陆市场，香港的电视要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化以达到政府和电视台的要求；同时在内容的制作上要明智，节目的质量和定位都要能够符合正经历变化的中国观众的口味。剩下的问题则是香港本土的市场对于这些致力于打进中国市场的香港电视台来说是否仍然重要？在此，笔者转述和归纳了被访者们的观点：悲观地说，香港本土的市场已经成为本土电视产业的二级市场。但是考虑到其自由的媒体环境，香港仍然是中国电视产业的媒介中心。如果要制作一部具有影响力的电视剧，最终，为了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相关的电视台需要把产品流通或是再流通到广大的大陆市场。虽然香港是昔日的亚洲电视领袖，但它已经开始逐步扮演为中国市场服务的角色，但笔者相信香港电视仍然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念、世界性的视野和现代性带入中国的重要的窗口。

冯应谦，博士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教授传播理论、分析方法和流行文化与文化研究等科目。中文著作包括《香港流行音乐文化——文化研究读本》、《音乐敏感地带》、《文化感觉》和《特区·政策·论理》。英文著作包括《Globalization and East Asian Cultural Imaginations》（与Michael Keane和Albert Moran合著，2007），《Global Capital，Local Culture：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s in China》（2008）。

参考文献

［1］陈利.2006.TVB港剧为何惨遭审美危机？［J］.文教资料，（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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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ung，Anthony.2008.Global Capital，Local Culture：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M］.New York：Peter Lang.

［4］Fung，Anthony.2008.Media Consumption and Incomplete Globalization：How Chinese Interpret Border－crossing Hong Kong TV Dramas［M］//Media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in Asia.London：Routledge，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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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han，Joseph，Lee，Paul，Lee C C.1995.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M］.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8］卢伟力.2006.“媒介拉奥孔”——谈香港电影电视“大陆人”形象差异［J］.传媒透视，（11）：6－8.

［9］Ma，Eric.1999.Culture，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M］.London：Routledge.

［10］黄妙送.2007.粤媒体狙击香港电视产业［J］.传媒透视，（1）：8－9.

【注释】

[1]该条款对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各方面给予了特权，从而潜在地缩减了香港新闻自由的空间。2003年7月1日香港民众的大游行，主旨是反对第23条的立法和管理不善的政府，要求最高行政长官辞职。

[2]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国家销售的无线制作的DVD或VCD的版本是不同的。例如，在香港26集VCD的《大时代》剧情中删掉了两处：一处是男主角企图从楼顶跳下自杀的情节；一处是剧中的几个好人被扔出一座大楼的情节。但在马来西亚的40集的VCD剧集中，以上的情节都被保留了下来。

[3]根据我对该公司员工的非正式访问获知，虽然无线付费电视现在没有亏损，但其收支平衡所建立的基础是：付费电视很多的企业管理费用和隐性开销都是由其母公司来支付的。

[4]早在1993年，无线就通过香港广播电视国际有限公司与台湾企业年代集团合资，在台湾开办了一个卫星电视频道和覆盖台湾地区的有线电视网络TVBS。之后，在2005年，TVBS成为无线全资的子公司。像当地的所有中文台一样，TVBS也被拖进了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纷争中。

[5]在合作拍片方面，香港并非唯一的合作方。从1990到1997年，中国和国外合作者的合拍影片就达到了2000部（张玲玲，1997，12月）。

[6]从2003年12月1日起，对于国产片和合拍片的拍摄，大陆开始实行“电影属地审查”。上海、江苏及吉林等省、市具有独立审查权。除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公安、军事和需要国家资助的四类影片之外，这些城市的影片在拍摄前只需要递交一千字的故事梗概给当地的广播电视局审查，而不必把整个剧本交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报批。

[7]无线在2004年售出了100000张《大唐双龙传》的VCD碟，从中获得可观收益；但VCD的销量在2005年急剧下降（陈利，2006：98）。

[8]然而，在这一章中，香港电视剧对大陆的具体影响并未被提及。简要地说，我不赞成这种西方自由主义的观念：我认为即便是更加现代和国际化的香港文化通过市场进入到中国大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转变，拥有一个更加自由的环境。从政治的角度来说，香港电视不可能与国家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唱反调，这是不明智的，也是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