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冲突

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冲突_社会冲突与制度回应　转型期中国政治整合机制的调适研究

（一）全球化与社会冲突

全球化如何作用于社会冲突，对这个问题存在两派非常不同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长期以来将全球化与社会冲突联系在一起。根据这个学派，全球化是由两个主要的行为者所推动的：强大的地方精英和跨国公司。贸易和外国资本进入边缘经济体对当地人力和自然资源进行剥夺，并将利润转送回帝国的中心。地方权力精英和外国利益的密切关系增加了穷国的不平等。^[86]自由学派主张全球化可能导致国际和国内和平。这些学派发现，一个开放的经济通常与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相关联。经济增长能够直接降低社会冲突。当有着更为开放经济的国家取得较高的增长率时，他们最终将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福利，当福利增加时，参加一场暴力反叛的机会成本更高，因为这增加了招募反叛者的成本，降低了反叛的可行性。^[87]这些观点貌似有理，但都远远不足以充分解释全球化与国内社会冲突间的复杂机理。

郑永年认为，全球化本身并不会导致社会冲突，政府在全球化和社会冲突间扮演了一个中间变量。中国政府在促进全球化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国家成功地执行了“外部改革”以使中国能够从全球化中受益的同时，它没能或者没有发起和执行“内部改革”以将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进行公平分配。郑永年所谓的“外部改革”指的是那些旨在促进中国开放和全球化的改革措施。“内部改革”是旨在重建国内治理和重建利益再分配的措施。外部改革的目的是在既得利益未被触动的同时，创造出新的既得利益，这会为内部改革创造压力。与领导人最初设想的相反，成功的外部改革并没有产生内部改革的充分压力。外部改革所产生的新利益很快成为既得利益或者加入既有既得利益中来抵制内部改革。“内部改革”与“外部改革”的差距使中国难以消除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就演化为社会冲突。^[88]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反全球化运动者并非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方式。反全球化运动所关注的主要议题包括：自由贸易（反对贸易自由化、反对WTO、支持公平贸易）、经济主导（市场主导政治和社会生活）、国际民主（不民主的国际机构）、不平等的南北分配（第三世界债务救助、托宾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动物权利、尊重地球）、人权（保护少数族裔、消除贫困）、劳工（雇员权利、工资）、公民社会（NGOs、运动和行动团体间的合作）、参与民主（普遍改善公民对于政策的参与）、分权化（在更低的层级决策）、文化多样性（反对美国化、支持文化自主）。^[89]

（二）改变的集体行动逻辑：信息化与中国的社会抗争

信息技术和网络极大地壮大了社会抗争者的能力，这一点不论是对国外还是国内都一样适用。西方一项针对反全球化运动的政府报告指出：“网络为无政府主义哲学注入新生命，（网络抗争）不需要核心指挥而得到沟通和协调，以最低限度的资源和科层而促成了协调的行动。网络将持续在成功或者失败的全球抗议和示威中发挥更大作用。团体使用网络来识别和公布目标，请求和鼓励支持，组织和交流信息、吸收（参与者）、筹款，以及作为促进他们各种个人和集体目标的手段。”^[90]但新的通讯形式改变的只是抗议扩散的速度，很少有证据表明，网络正在替代旧有抗争形式。

对中国情景的研究发现，互联网起到了比国外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几乎有80%的人认为，通过使用网络，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政治，相比较而言美国是43%，日本是31%，韩国是48%。在中国几乎有61%的网络使用者认为，通过使用网络，他们能够对于政府所做的有更多的发言权，相比较而言美国是20%，日本是24%，韩国是26%。^[91]依据郑永年、杨国斌和托马斯·海贝勒的观察，网络能在如下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92]首先，网络能够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提供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可选择的信息来源，因而增加了人们获得信息的自由。其次，网络推动了公共虚拟空间的形成，搭建了一种新型的结社形式（虚拟社区），这减低了公民社会组织的高成本，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再次，作为一种虚拟的公共空间，网络推动了公共议题的建构与表达，并在交互的讨论中收敛分歧，达成共识，明确诉求，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政策参与通道。最后，网络还能够充当一个有效的组织集体行动的工具。依据网络在抗争中的作用，杨国斌区分了“网络辅助的抗争”（internet-assisted contention）和“网络抗争”（internet contention）。在网络辅助的抗争中，网络被用来动员线下的抗争。而在网络抗争中，尽管可能外溢到线下，但它核心的行动舞台是网络。^[93]人们利用网络来完成议题的建构、招募成员、达成网络共意、发起协调的行动，等等。这些过程和环节都能够通过网络来完成，并不需要线下的面对面的协调。汪建华对于2010年中国各地出现的代工厂罢工案例的分析表明，网络对于中国新工人突破国家和资方所建构的结构性困境（没有成熟的集体行动组织、工人集体行动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带来的高风险、缺乏话语资源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网络“通过认知与情感动员提升参与意愿和集体团结；借助网络组织动员确保运动有序理性高效；动员外部力量以改变政治机会结构避免镇压；提供罢工范例以便参照学习模仿”^[94]。

与传统的集体抗争相比，以网络为基础的集体抗争有着自己的特点。最为主要的有三条。①传统抗争通常会将行动的参与者限定在特定人群内部，属于同质性程度较高的单一群体抗争，这要么是出于运动领袖有限的组织动员能力，要么是出于行动者规避集体行动风险的理性。然而不管何种原因占主导，这反映出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即不同届别的群体间缺乏关联和认同。而在网络抗争中，这种控制机制完全失效。网民是一个来自各个社会类别的松散群体，它根本不可能将网络公共事件的参与者限定在特定群体内部。②传统的集体抗争，通常可以识别集体抗争的组织者、积极分子和一般成员、同情者等。而在网络的抗争中，难以区分这些角色。在网络世界中，这些角色的差异为网民的共同身份所抹杀，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高度同质：评论、转发帖子、跟帖子。也因此，网络抗争的发起者更加难以有效地控制事态发展。③传统抗争通常会经历一个“先制度内、后制度外”的过程，即先选择制度内的，也因此是个体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如信访、诉讼等，只有在这些利益表达渠道不足以矫正其感知到的利益受损局面时，才会选择制度外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即便是这种制度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时常表现为对制度内渠道的“破坏性”运用，比如增加上访人数、实施有限的破坏行为等来增加其利益得到满足的概率，而很少一开始就采取完全的制度外渠道。网络抗争不具有制度内外的区别。

【注释】

[1]Susan L.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Economic Reform in China，UniversityofCalifornia Press，1993，pp.11-12.

[2]Minxin Pei，China’s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ofDevelopmentAutocr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2.

[3]Sebastian Heilmann，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Journal，No.59（Jan.，2008），pp.1-30.

[4]也有学者质疑，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策试验，因为试点单位获得了各种形式的优惠条件，包括各种稀缺的原材料、电力、银行贷款等，这些试点单位所获得的结果并不具有典型性。就本质来说，试点是在为经济改革创造政治支持。Susan L.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Economic Reform i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140-141.

[5]［英］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页。

[6]Susan L.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37.

[7]［英］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8]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全厂共有4800名职工，实行全员合同制的三年内辞退了166名职工，平均每年辞退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重是1.15%。参见《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几个问题》，《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9]《跨出金融改革关键性的一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10]参见世界银行：《中国国有企业的破产研究：改革破产制度的必要性和途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1]《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12]同上，第113、114页。

[13]《煤炭行业扭亏增效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165页。

[14]在计划体制中，分权既可以分给行政控制的下层单位，也可以放给企业，前者称为行政性分权，后者叫做经济性分权。参见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1页。

[15]《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16]Janos Kornai，Bureaucratic and Market Coordination，Osteurope Wirtschaft，1984，Vol.29，No.4.pp.306-319.

[17]江泽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0页。

[18]参见《“陈卖光”：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第一观”》，《南方周末》，2003-10-23；《陈光：国企产权改革先驱》，《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21047；《陈“卖光”今昔》，《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2期。

[19]《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中华工商时报》，2003-2-26。

[20]分别是航天军工、石油石化、民航、航运、电信、煤炭、电网电力。

[21]分别是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

[22]冯禹丁：《国企产权改革争议20年》，《南方周末》，2014-4-10。

[23]《地方国企改革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南方周末》，2014-8-21。

[24]《民资混国资，究竟谁能管谁——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农》，《南方周末》，2014-8-21。

[25]邓伟：《“国进民退”的学术论争及其下一步》，《改革》，2010年第4期；许小年：《“国进民退”背离改革方向》，2009年第11期。

[26]《缓解铁路运输紧张状况》（1992-7-16），《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27]《武钢主业副业协调发展》，《人民日报》，2002-05-30.

[28]《在一九九五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29]《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在产权上做文章》，《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

[30]这一数字并不同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数。具体的下岗职工数根据统计口径的不同存在较大差距。朱镕基在2002年的讲话中曾经提及，从1998年到2002年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2550万人。参见《全力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页。这一数字高于同期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的减少量（1998年为8809万，2002年为6924万，2002年比1998年减少了1885万人）。朱镕基还曾多次提及，1997年底中国就已经有1000多万下岗职工，但他承认，“这是统计数，实际上大大高于这个数”。参见《建立全国社保基金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

[31]1996年及以后年份国有工业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32]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0年统计年鉴》，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ndtjsj/tongjinianjian/201206/t20120627_67042.htm。

[33]MinxinPei，China’s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ofDevelopmentAutocr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99.

[34]李汉林：《转型社会中的整合与控制——关于中国单位制度变迁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5]［法］迪维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36]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

[37]萧功秦：《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

[38]萧功秦：《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

[39]指的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党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它由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吴邦国“七确立”与“五不搞”描述中国特色政治文明》，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3-11/2900851.shtml。

[40]《习近平：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发展模式》，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gnjj/20140402/2305151.shtml。

[41]何显明：《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83页。

[42]张维迎：《理性地思考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2006-3-14。

[43]陈明明：《危机与调适性变革：反思主流意识形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6期。

[44]赵鼎新：《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共识网，2013-1-04，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10474209.htm l。

[45]赵鼎新：《英国平息骚乱模式可复制吗？》，2011-10-31，http：//www.guancha.cn/zhao-dinxin/2011_10_31_68080.shtm l。

[46]Liu Junning，Classical Liberalism catcheson in China，JournalofDemocracy，2000，11（3），p.53.

[47]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12-25。

[48]Yinghong Cheng，Liber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Ten Years after its‘Resurfac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8，17：55，pp.383-400.

[49]He Li，Debat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New Leftists vs.Liberals，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10，15，p.4.

[50]谢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之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51]参见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2]2005年，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影响上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并提出了“大学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在谁手里”的问题。

[53]2005年巩献田上书全国人大，指《物权法（草案）》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是“违宪”，实质是要保护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侵吞来的财产。关于物权法的讨论可参见http：//chinaps.cass.cn/wuquanfa.htm。

[54]2006年3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此次会议引起了新左派的激烈批评，对西山会议的批评可参见http：//chinaps.cass.cn/xishanhuiyi.htm。

[55]《建议书》对国务院《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由于该文件总共提出了发展非公经济的36条意见，因此也被称为非公经济36条）提出批评。认为，“36条”违反了宪法第6条“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已经很强了，再鼓励支持不就变成私营经济为主体了吗？”

[56]山西洪洞等地的砖窑主强迫童工、智障者，以及由人贩子或黑中介用各种手段哄骗来的民工从事高强度劳动，这些人失去人身自由，被迫超时工作，没有报酬。不少人被殴打致死致残。该事件在2007年被曝光。

[57]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a941160100nv2d.htm l。

[58]参见http：//www.wyzxsd.com/。

[59]《喊月：焚烧“南方报系”，是贻害中华民族》，共识网，2011-11-30，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1113049599.html。

[60]天涯网，2013-1-4，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48726-1.shtml。

[61]《司马南在海南大学演进时遭扔鞋》，2012-10-8，http：//news.sina.com.cn/s/p/2012-10-08/143225314197.shtm l。

[62]《茅于轼2场演讲连遭反对者抗议》，2013-5-5，http：//365jia.cn/news/2013-05-06/11E4E16 13A685A17.html。

[63]《袁腾飞原定天津的活动因网民抗议再被取消》，http：//www.szhgh.com/article/focus/201310/34173.html。

[64]王家骏、杨桐：《文革控——大陆文革怀旧群体调查》，http：//www.51fenghuang.com/zhengshi/1818.html。

[65]Feng Chen，Worker Leaders and Framing Factory-Based Resistance，Kevin J.O’Brien，eds.，Popular Protest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89.

[66]［美］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178页。

[67]《吴敬琏：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dgzdwujinglian/。

[68]《高尚全：解放思想无止境》，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dgzdgsq/。

[69]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70]最为典型的是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1]陈国恒、王金梁：《对“诸城经验”的几点质疑》，《改革》，1995年第6期。

[72]马秋莎：《全球化、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

[73]The Roles and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NGOs in China’s Development，2012-10-16，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cn/?p=1233.

[74]《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2013年度报告》，http：//www.cango.org/en/about.aspx?id=62。

[75]Peter Evans，The Eclipse of the State?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World Politics 50：1，1997，pp.62-87.

[76]Saich T.Globalization，Governance，and the Authoritarian Westphalian State：The Case of China，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World，2000，pp.208-228.

[77]Dani Rodrik，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Challenge，1998，pp.81-94.

[78]《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意义》，http：//baike.ifeng.com/doc/25920。

[7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07-21，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7/t20140721_47437.htm。

[80]《麦肯锡：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已超美国》，http：//tech.sina.com.cn/i/2014-07-25/10 509516789.shtml。

[81]《微博：互联网时代的新标杆》，《山西农民报》，2011-11-30。

[82]钱昊平：《厅官眼中的网络管理》，《南方周末》，2014-3-21.

[83]《网络“整治”背后的权力机构，互联网管理20年变迁》，《南方周末》，2014-3-21。

[84]韦柳融、王融：《中国的互联网管理体制分析》，《中国新通讯》，2007年第18期。

[85]《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368340/。

[86]Johan Galtung，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8，No.2，1971，pp.81-117.

[87]Pall Collier and Anke Hoeff ler，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Oxford Economic Papers56，No.4，2004，pp.563-595.

[88]Yongnian Zheng and Yang Zhang，Globalization and Socia l Conflict in China，Issues&S tudies，42，No.2，2006，pp.85-129.

[89]Peter Van Aelst and Stefaan Walgrave，New Media，New Movement?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Shaping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5：4，2002，pp.465-493.

[90]Peter Van Aelst and Stefaan Walgrave，New Media，New Movement?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Shaping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5：4，2002，pp.465-493.

[9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003，TheWorld Internet Project.http：//www.worldinternetproject.net/#news.

[92]Yongnian Zheng，Information Technology，Public Spa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5，Vol.38，No.5，pp.507-536.Guobing Yang，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A Preliminary assessment，Journal ofContemporary China，2003，12：36，pp.453-475.参见托马斯·海贝勒：《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唐晋主编：《大国策：公民社会》，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93]Guobin Yang，Contention in Cyberspace，Kevin J.O’Brien，eds.，Popular Protest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26.

[94]汪建华：《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