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打造武汉城市圈重要功能

革命时期，老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能够成为老区，必为兵家重地。

作为曾经的鄂豫皖苏区中心、红四方面军发源地的“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最近几年发展迅猛，作为在地位上仅次于井冈山和延安的革命圣地，红安的发展之路，对于所有的老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

在中国，有15块连片的老区，而老区所在的市县，多数贫困，贫困莫非是老区的“天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区的贫困，乃是缺少资源禀赋所至。无论是国家还是城市，资源禀赋的先天差别，确实对于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如目前海湾国家普遍发达，就与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关系密切。

红安地处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交界地，历来是兵家重地。山高路少，交通不便，红安成长为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并成为赫赫有名的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

同时，在成为革命老区的地方中，除了广东在大革命中领风气之先，内地的老区，几乎全部是穷地。正因为贫穷之极，才无路可走，只有革命造反一条通途。

红安作为大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曾经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黄麻起义是指1927年11月由中央鄂东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两县人民发动的起义(注释1)，几与当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齐名。大革命时期的红安，一共有14万人参加了红军，而当时红安的人口不过40多万，全国每４个工农红军战士中，就有一个是红安的，比例之高，全国仅有。虽然有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先辈的启蒙作用，但是，按照毛泽东在其早期知名雄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里所言，正是因为存在着众多的穷人，所以才最富有革命精神，红安正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以后，红安经历过短暂的辉煌期，不过，这种辉煌，更多是由红安作为将军县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与人脉资源所带来的。 作为革命圣地，红安曾受到各种政策的照顾，很多红安出来的高官政要，都曾为家乡作出过贡献。

但是，这种因为政治原因而获得的非常态发展，很快就回落了，红安，亦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红安可以闹30年的革命，但是也许历经300年仍然无法改变其天然的地理位置。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区域发展，其实是以县域经济发展为主体的。改革开放之后，红安逐渐在区域经济竞争中落后。随着一切归于现代社会的常态后的表现，红安在非常态下的成绩，自然不能作为参考，从百强县到现在的贫穷县，只不过是红安归于常态后的表现。

在资源禀赋方面的先天缺陷，使老区在失去政治光环之后，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竞争中处于后发劣势。

在2008年的全国贫困县中，原鄂豫皖苏区地域几乎全部是贫困县。湖北境内的英山县、罗田县、麻城市、红安县，河南境内的新县、固始县、商城县、光山县，安徽境内的霍山等，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事实上，纵使在区域经济发展最为均衡的美国，亦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美国亦是先发展东北部，再发展西部和南部。虽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通过立法，加速了均衡发展，但是，事实上，直到今日，美国仍然存在着北部与西部、南部之间的差距。而在俄罗斯，其欧洲部分，远比天寒地冻的远东部分发达。

作为大国，中国同样具有大国经济的特征，区域的非均衡发展，乃是前期发展的必然。在缺少先天禀赋，同时国家战略尚未进化到均衡发展时期的情况下，老区的落后，已经成为必然。

红安之穷，似乎更多是一种先天宿命。

在传统的几大苏区，其策源地已基本完成了市的建制。例如，井冈山在2000年设市，湘鄂边苏区的洪湖在1988年设市，甚至延安在1972年即成为地级市。

而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的红安，长期以来，因为行政区划的设置问题，在经济发展中处于被动局面。

就行政隶属关系而言，红安隶属于黄冈市；而就其经济联系而言，却与武汉联系更为紧密。这种状况，形成了红安两头落空的尴尬局面。

作为黄冈的一个县城，在黄冈市的11个县(区)中，红安并无优势可言。更多资源倾斜到了黄州和已经改市的麻城。在黄冈与省及国家的合作与投资中，项目很少落到红安。仅就发电厂而言，黄冈的两座发电厂，一座在黄州唐家渡，一座在麻城，特别是地处麻城的大别山火力发电厂，总投资近50亿元，由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湖北襄谷电力开发公司、黄冈市投资公司、麻城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共同出资建设。实际上，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达93%，该火力发电厂基本上等于是中央援建，落户麻城。仅税收每年预计就可达2亿多元，几乎等于红安财政收入的1/3。在目前黄冈的基础工业以及交通建设中，红安均被边缘化。

相对而言，在延安近年来的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发展能源化工，光是大型石油企业，就有延长石油集团、中石油长庆油田公司等两家公司落户延安；同时，斥200亿元巨资的乙烯项目，亦落户延安。在2009年延安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占80%以上，延安的国民生产总值基本都是靠这种大工业支撑。而这种来自大工业的支持，在红安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个县级建制的城市，红安很难独立赢得国家性的大工业项目支持，而黄冈本地项目，亦如天女散花，落到红安头上的非常少。同为红色老区，红安与延安在行政地位设置上的区别，导致了两地在经济发展自主性上的巨大差异。

在中国现行的“诸侯经济”和指令性经济体制之下，红安过低的行政建制，很容易使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受到干扰，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红安烟厂被兼并。红安卷烟厂曾经是红安的经济支柱，其上缴的税收几近红安财政收入的一半。红安卷烟厂名下的“闯爷”蜚声国内，为国内男性消费者衷情，“龙乡”亦畅销湖北各地。在烟草公司兼并战中，红安卷烟厂被直接关停，“闯爷”、“龙乡”等不准再生产，一个本土龙头企业，就此被扼杀。而被关停的原因，不是因为红安卷烟厂的效益不好，而是因为湖北要组建烟草集团，武汉级别比红安高，所以，效益较差的武烟集团，反过来兼并了效益好的红安卷烟厂，令红安失去了其支柱产业。而同为革命老区，井冈山因为被江西和中央特别关照，其烟厂合并之后，仍然可以生产自己的品牌。延安因为是地级市，烟厂亦被保留。

同样，行政级别过低，使红安在经济发展政策方面，获得的便利条件也极其有限。在湖北全省的89个省级开发区中，黄冈占14个，其中，黄州、蕲春有3个，麻城和武穴有2个，而红安只有1个。相对于黄州、麻城在20世纪90年代即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红安在黄冈市内不仅是泯然众人，简直就是处于后发劣势。

在红安历史上，“下汉口”才是最重要的对外经济联系。自红安前身黄安在明朝嘉靖年间立市以来，红安人即有南下武汉经商的传统，而在武汉城市圈中，整个黄冈亦身处其中。在未来，去“黄冈化”，彻底融入武汉经济圈，才是红安的出路。

但是，红安与武汉的联系，却因为行政区划，增加了重重阻隔。以交通为例，目前，在黄冈境内，英山、麻城、溪水、黄州、武穴等地，均有直达武汉的高速公路，而红安至武汉的路段，数十年来，修了又修，至今不成样。而这种状况，与红安的行政区划大有关联。

黄冈东部地区通往武汉，基本都取道黄州，可以通过黄冈与武汉对话协商。而红安通往武汉的道路，无论是取道南部的八里经武汉新洲，还是取道觅儿经武汉黄陂，均难以协调，公路往往到此为止，成为断头路，无法直达武汉。红安作为比武汉低一级的行政区划，完全缺少与武汉协商的对等地位。在未来武麻高速公路建成之前，红安至武汉，根本难以有一条好路。

红安在黄冈与武汉之间的尴尬定位，使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这是红安长期以来发展战略持续摇摆的根源。而过低的行政地位，使其经济发展失去了自主权。

出红安南境八里镇，即入武汉新洲区靠山店，这一地名充满了隐喻。事实上，在红安的发展战略中，以武汉为“靠山”的思想，一直存在。在红安开埠数百年的历史中，“下汉口”一直是最为流行的江湖语言，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后“下广东”潮起，广东亦无法取代武汉对于红安的重要意义。

在红安卷烟厂被武烟集团兼并的时候，红安甚至还幻想武汉能够将整个红安一起接收，由此成为武汉的一个区。可惜，妾有情，郎无意。红安欲借助武汉的力量，有两大障碍： 其一是武汉核心城市圈的辐射广泛，红安并非在其重点区域内；其二是武汉由于自身的发展水平，其经济结构与红安并无明显互补。

武汉城市圈的规划，以“一核一带三区四轴”为基准。武汉城市圈未来的第二产业发展主要依托武汉的沿长江经济带和沿京广经济带两条国家一级经济发展带，强化以武汉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东向、西向、北向、西南向的４条产业空间集聚带、集聚产业发展区和综合性的工业城镇。

红安在武汉的东北部。在东线，武汉主要是以青山工业区、北湖生态新城、阳逻新城和武汉科技新城为主要辐射极，建设武汉—鄂州—黄石—大冶产业空间集聚带。在未来，黄石才是武汉城市圈的副中心。而黄冈虽然在武汉城市圈的东部，但是并非重点规划区，红安更不在其重点区划内。而在黄冈内部，大家都是八仙过海，争抢武汉。从地理位置上说，武穴、黄州、溪水、麻城，都比红安更有优势。

在武汉城市圈的“一带”规划中，武汉将与鄂州市区、黄石市区、黄冈市区共同构成武鄂黄城镇连绵带，其本质，乃是连接长江沿岸各区，与红安亦基本无关。

红安虽在武汉北边，但是武汉城市圈的北线，主要以京广线为纽带，重点发展大悟、孝感等地，红安在京广线之外。

而在武汉城市圈的规划中，基本是以交通为导向的。红安交通落后，与高速公路、铁路失之交臂，导致其成为“孤岛”。在未来的武汉核心城市圈中，红安很容易被边缘化，借助武汉，恐怕更多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

同时，武汉城市圈规划是更适合武汉在未来10年内的发展计划，在目前，武汉并无产业优势，无法完成对于周边的辐射。

武汉目前尚且没有完成经济转型，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大城市中，仍比较落后。武汉以扼全国之中的险要地理位置，而落选中国中心城市，值得反思。

2009年，中国部分大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上海为14900.93亿元，北京为11865.9亿元，深圳为8600亿元，广州为9000亿元，天津为7000亿元，重庆为6500亿元，而武汉仅为3960亿元，与几大中心城市差距甚远。 如果按人均收入论，广州为16884元，上海为16683元，北京为15638元，天津为11467元，武汉为9564元，甚至比位居东北的沈阳都低。

从种意义上说，武汉的相对衰落，乃是中国阶段性的国家大战略所致。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贸、投资与消费这三驾马车中，消费就从来没有在中国起到主导作用。2009年中国出口额达12016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大国。同时，2009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24846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30.1%，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67.1%。

外向型的经济，注定了沿海城市成为中国工业、商业的中心，以及对外贸易的中转地，武汉纵使雄踞全国之中，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活动并非以广阔大陆为中心，武汉的内部河运，以及公路、铁路，均失去了其枢纽作用，武汉逐步走向衰落。

同时，由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消费，占经济总量仅为30%的大众消费品，才是真正可以流动的要素。而这种要素，又由于条块分割的政治体制，体现出“诸侯经济”的特点，国内关卡林立，使大量财富不能跨省流动，武汉的地位被进一步削弱。

武汉的重新崛起，系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未来时代，中国必然由目前的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内生性经济，同时，大众需求将取代基础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驱力。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局，中国经济的内驱力难以实现突然转变。内需的培养，大约需要10年。而武汉崛起，亦在10年之后。

红安虽然有心承接武汉的产业，但是，武汉本身却在补课。目前，武汉仍然没有改变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结构，其工业体系，以“重工业”和“大工业”为特点。

2008年，武汉的三大产业比重为3.7∶46.1∶50.2，第二产业占比仍然过重。同时，在其4338.28亿元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总产值为3394.18亿元，竟占78.2%，轻工业总产值只有944.10亿元，不足1/4。

武汉的知名企业，大半均为大工业企业，如东风系汽车、神龙汽车、武钢，而武汉卷烟厂则为管制性企业。武汉虽称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武汉光谷仅有1000亿元的产值，远逊中关村的10841亿元，而深圳高新科技园区，则达到了8710亿元，亦远远超过武汉光谷。在武汉的工业构成中，传统工业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在武汉本身没有完成产业升级之前，武汉向周边的产业转移，无非就是摊大饼，无法形成梯级产业体系，难以发挥协同效应。在黄冈，已经批准设立的团风县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主要以钢铁等产业为主，基本等于是武钢仓库搬家，难以算是产业转移。红安，未来亦同样难以与武汉形成产业梯队。

在红安引进的外部大项目中，除早期的中百集团之外，几乎不见武汉企业的踪影。过亿的项目，多为武汉之外的企业投资。如杭州娃哈哈、浙江华盛达实业集团、广东佛塑集团、深圳宝安集团、菲律宾上好佳、广州粮食集团、江苏南京雨润集团、东莞龙鑫鞋业有限公司、香港嘉威实业有限公司、郑州钧宇纸业等，多来自东南沿海，甚至是北部的郑州。而武烟红安分厂，本来就是兼并红安烟厂而来，并不能作数。

目前，全国城市的发展规律，一般是先经历工业化阶段，在高峰期，工业比重往往达到50%以上，然后在后工业化时代回落，第三产业崛起。而红安目前尚且处于工业贡献不足的时代。2008年，红安的工业占比不足40%，处于工业化“补课”阶段，其工业增加值对于经济的贡献率，近年来迅猛上升。而此时要红安作为武汉的“后花园”，只发展农业，也不现实，本身没有完成产业升级的武汉，对红安难以有大的帮助。若等国家战略改变，武汉10余年后重新崛起，再转移其部分工业，则又时间不等人，恐怕红安靠山未定，桃花已落。

在红安的未来发展战略中，与融入大武汉同样重要的，即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目前，红安的众多大项目，很多即来自东部沿海。

不过，仔细考究，即可发现，所谓的东部产业转移，其主体主要是江西、湖南、安徽等省，湖北总体上已经机会不大，而红安更是难以沾光。

目前，国内的产业转移，主要是指珠三角和长三角向内地的产业转移，而在这两大沿海经济区的产业转移中，因为各地在地理位置及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并非全国各地“机会均沾”，而是各有侧重。

早在2004年，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在内的泛珠三角区域，即已联合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框架协议》，其旨在实现珠三角与内地之间的产业互补。而对于内地省区来说，其主要意图，即承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

“9＋2”架子虽大，其骨干，实际却是湖南与江西。甚至湖南南大门的郴州与江西南大门的赣州，为争抢“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桥头堡”的地位，展开了激烈竞争。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强与时任江西省省长吴新雄一度在公开场合分别称各自的省份要做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首选地。

郴州放弃多年来做“粤港澳后花园”的口号，转而宣称要做“湖南最开放城市”，其80%以上的招商项目来自珠三角，比例之高，为内地城市罕见。郴州境内拥有京广铁路、京珠高速、武广高铁以及其他国家级公路与铁路，郴州作湖南门户，其区位优势明显。

江西赣州步伐更大。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香港方面签订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赣州香港工业园框架协议》，而香港工业园占地达50平方千米，竟然比目前的赣州城区还要大。作为江西南大门的赣州，透露出通过香港工业园项目来实现自己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第一城”的强烈愿望。

据香港工业总会2008年一份针对珠三角港商的调查显示，在珠三角约8万家的港企中，有37.3%的港企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以加工制造业闻名全球的珠三角，历经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产业大转移势在必行。而在已经实现转移的产业中，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江西与湖南两省。甚至，江西即将取代广东，成为“世界鞋厂”。

位于赣、浙、闽、皖四省交界处的上饶，是江西的东大门，也是江西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中心。近年来，上饶经济开发区引进的省外境内资金达55亿元，其中多为江浙资金。同时，上饶还谋划将其经济开发区从省级升格为国家级。

同样，安徽也加快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2010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作为首个获批复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江城市带是官方认定的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最佳区域。

据统计，2008年，皖江城市带九市利用省外境内资金达到了2163.9亿元，其中来自长三角的资金占55％，皖江城市带已成为与长三角联系最为密切、承接产业转移较多的区域之一。安庆的怀宁县更获得“浙商最佳投资城市”称号。与此同时，皖江城市带的产业承接平台也更趋完善，共拥有4个国家级开发区，65个省级开发区。

目前，与红安相邻的河南和湖北，均有独立发展的倾向，似乎没有决定要加入哪一个沿海经济体，而是希望争当中部崛起的龙头。至于红安的上一级建制黄冈，则在武汉城市圈和东部经济圈中摇摆，红安本身，亦在武汉城市圈、东部经济圈以及黄冈内部规划区之间挣扎。

这几年，红安招商引资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红安在武汉、北京、上海、浙江、深圳、香港等地举办12次以红色旅游为主的招商推介会，共引进项目263个，协议投资34亿元，到位资金15亿元。

但是，红安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更像是在别人的筛眼中捡沙。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其主要的产业转移区，乃在于湖南、江西、安徽，而非湖北，比较大的项目，均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周边城市落地。至于在湖北内部，红安相比武汉，甚至黄冈市内的众兄弟城市，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并无优势。

此外，红安引进的项目虽多，但是项目规模偏小，如果按照引进项目与协议投资总额算，红安的引进项目，平均不满1000万元。如果除掉上好佳、娃哈哈等过亿项目，其余一般项目，更只有数百万元，甚至有很多不足100万元的项目。

红安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钧宇纸业，反是来自内地郑州，该集团共投资了35亿元，年产值150亿元，超过当年娃哈哈在红安的影响力。

同时，红安引进的这些项目布局分散，虽然对于促进红安经济发展发挥了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合理布局，难以形成整体合力，不利于长久竞争力的提升。引进外部产业不难，难的是把承接产业转移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结合起来，构建特色鲜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自主产业体系。而红安目前引进产业的方式，更像是抓着萝卜就是菜，缺少长远规划。

红安虽然靠打政治牌暂时吸引了一些沿海企业，但是，从长远来讲，红安对于东部企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交通不方便是第一阻碍。红安目前连直达武汉的道路都不通畅，更遑论往东部沿海多拐一道弯。此外，红安缺少经济发展的自主性，难以给出更多优惠政策，如江西赣州的香港工业园，比赣州城区本身还大，这一点红安不可能做到。而红安的开发区仅是省级，只是湖北89个省级开发区之一，而皖江城市带，则有4个国家开发区，在政策优惠、产业配套方面，两者根本无法比。

多年以来，红安一直难安。

在同为黄麻起义策源地的麻城撤县设市之后，红安一直欲步其后尘。关于红安的行政区划，曾经有过多种设想，其中最常见的两种，即是红安撤县设市，或者把红安作为一个区并入武汉。

红安并入武汉，存在着双重阻碍： 其一是黄冈作为湖北一个经济落后的地级市，本来就需要令人满意的经济总量，而红安若被并入武汉，无异于黄冈再少了一个统计单位，这是黄冈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在武汉与黄冈之间，恐难协调。此外，红安与武汉难以合并的另外一个原因，更在于红安并非武汉扩张的首选。若论经济、交通联系的紧密程度，武汉与东部的鄂州、大冶，西部的汉川更容易融合，红安虽对武汉心向往之，武汉却未必看重红安。

同时，红安北接河南的地理位置，亦使其成为武汉的一个区希望渺茫。武汉若兼并红安，在版图上将直接与河南接壤，而作为省会城市，一般都会与邻省之间设置缓冲地带，故武汉在作为湖北省会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兼并红安。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即武汉将来升格为直辖市，届时其必然会向北扩展，成为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之间的交界地带。如同当下的重庆在四川之东一样，取一省之边合并，而非像北京与天津在河北那样来个“黑虎掏心”。如此，不光是红安，整个黄冈也许都将被收到武汉版图之内，而红安单独作为武汉一个区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就目前而言，也许，红安实现独立设市的可能性更大。这种可能的实现，既要借助国家战略的未来大势，亦要借助红安独特的优势。

最近几年，省管县的呼声日高，全国亦有不少试点，红安未来可先争取成为湖北省的省管县。红安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省管县的阻力变小。在黄冈的行政区划设置中，红安偏居西北角，如果成为省管县或者独立的市，对于黄冈本来的行政区划影响比较小。这样，在省管县试行几年之后，红安可进一步谋求设市。

而红安要获得半独立的地位，单靠经济领先，估计难以实现。红安更需要借助的，是其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

在湖北，随州能够谋求设市，最后成为地级市，打的就不是经济牌，而是文化牌。自1978年随县出土编钟之后，随州在1979年即撤县设市，并在1983年成为湖北省的计划单列市，受襄樊托管，在1994年成为省管市，最后在2000年成为地级市。

随州能够成为独立的行政区，首要的当然是其出土了编钟，成为楚文化的代表。此外，随州的区位也不可忽视，随州曾先后隶属孝感和襄樊，在孝感之北，襄樊之东，如果随州在襄樊的中部，估计独立要难上加难。

因为编钟出土而成为独立行政区的随州，可以成为红安的榜样。在未来，红安可打老区牌。红安不仅与麻城一起，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区，更是全国第一的将军县，这个政治资源一定要用足。红安在黄冈西北一角的地理位置，亦是优势。

在革命时代，红安堪比井冈山和延安之后的第三大革命圣地。而由于受到张国焘的牵连，红安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与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其重要性被削弱，但是，红安作为全国第一将军县，仍然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神奇土地。而在湖北，红安在革命历史中的地位更是独一无二。因此，红安借鉴井冈山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比较大的可行性。

井冈山于1984年撤县设市；2000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将原井冈山市与原宁冈县合并组建成新的井冈山市，成为江西省的省管市；其后，在2005年7月成立井冈山管理局，亦属省直管，而在井冈山市内的井冈山干部学院，更属中央直管。

红色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独特价值，将使红安成为独立的省管区成为可能。

在新中国的地名中，以红字为地名的，唯有红安一地，红安完全可以打出“天下第一县”的名号。红安相比麻城，一样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但是，红安也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发源地，这是麻城没有的优势。虽然同是将军县，红安是举世闻名的第一将军县，有先发优势。麻城有大将，红安亦有两任国家主席，在红色资源的比拼上，红安应该更胜麻城。洪湖市借助《洪湖赤卫队》的影视歌曲形式，具有比红安更强大的传播力度。但是，红四方面军相对红二方面军，名望更大，而且洪湖没有将军县的称号。

红色牌，是红安手中最大的牌，红安必须在与麻城、洪湖的竞争中胜出，成为湖北省红色城市唯一的和最强势的代表，如此，才可以“红色之城”之名加冕为湖北特区。

红安以前申请撤县的失败，与策略失误亦有关联。无论是成为武汉的一个区，还是成为鄂东经济重镇，都非湖北所寄望。多数城市在谋求升级时，更多是为了着眼于更快发展经济，这也是前期省管县，或者部分县级市升级为副地级城市的初衷。顺德在成为省管市之后，在2002年之前的８年时间内，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创造了顺德奇迹。但是，目前，红安在黄冈的几个区县中位居末流，更是国家级贫困县。如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红安行政区划升级并无优势。

在湖北，可以缺少一个经济红安，但是，“红色红安”，或者说是“革命红安”，是不可取代的。这才是红安如井冈山一样成为省管区最大的优势。

“将军城”静卧在倒水河东岸。

这座曾经的“鄂东第一大市场”如今已经满目荒芜，这正是全国第一将军县今日的处境隐喻。

目前，红安已经将旅游产业作为未来的支柱产业之一。不过，作为一个县级城市，红安的旅游产业并无优势。在中国的县级建制中，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旅游资源。虽然谁都说自己家乡好，但是毕竟天大地大。就拿红安的几个邻居来说，麻城有龟山，有杜鹃节，罗田有天堂寨，溪水有三角山，蕲春有五祖寺，黄州更有东坡赤壁。

红安的旅游资源，如果失去了红色的底蕴，将泯然众人。红安未来的旅游产业，如果要在湖北乃至全国范围内崛起，必须以红色旅游为先导。

而目前，红安的红色品牌，却远未形成。井冈山、延安因为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名扬天下，无数知名著作，都与这些地方有关。如毛泽东的雄文《井冈山的红旗可以打多久》，对于井冈山的品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在延安，也诞生了《保卫延安》、《东方红》等形式各异的作品。洪湖则因为电影《洪湖赤卫队》及其插曲《洪湖水，浪打浪》而闻名全国。甚至后起的老区，山东的微山湖，也因为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和主题曲《微山湖》，而广为人知。

相较而言，红安的红色品牌传播，则乏善可陈。虽有电影《挺进大别山》，但却并没有具体提到红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红四方面军以及其后主力西路军，在经过张国焘与毛泽东的路线之争后，基本凋零。曾经在红四方面和鄂豫皖苏区广泛传唱的“小小红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歌谣，目前只能躺在红安的乡土教材中，令人扼腕叹息。

缺少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的文化传播载体，使红安——中国第二大红区的地位，被遗忘在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在未来，红安必须要加强在红色文化传播方面的力度，唤起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前几年红火的电视剧《亮剑》，虽然被传主角原型是红安人王近山，但是，却存在着争议。未来，红安可以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考据。同时，红安可以就其核心的红色资源，如天台山、七里坪镇等进行集中的品牌宣传，争取也创造一些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红色文化品牌。

红安的红色品牌，又绝对不可以走井冈山走过的路。井冈山作为中国第一革命圣地，有巨大的马太效应，其旅游产业，基本占到总产值的3/4。无论是从老区的地位，还是两地的自然禀赋来讲，红安都不能仅仅定位为“红色老区”，而应该寻找在未来时代的独特定位。

历史往往具有“后浪覆盖前浪”的特点，自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商业时代，此乃大势。全球主要国家，在后革命时代，也都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大众时代，经济上的重商主义、社会生活上的大众化，已经成为潮流。革命时代已被雨打风吹去，红安的“红色”被逐步淡化乃至被一些人遗忘，亦是正常。珠三角、长三角的众多城市，方是今日的明星。而在井冈山和延安的巨大阴影之下，红安仅以红色老区立县，恐难如愿。

权衡之下，“天下第一将军县”才是红安久远的归宿。

革命终将成为过去，但是，红安的“天下第一将军县”，却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目前，世界各疆域大国和人口大国，如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均已完成民主革命，恐怕以后难以再发生大规模的内战，而若发动对外战争，则各国将军的分布就趋于分散。如此，红安以弹丸之地的一县而诞生223位共产党将军、数十名国民党将军以及两位国家主席的历史，在全球地域中，绝无仅有。正如在美国男篮职业联赛（NBA）的单场比赛中个人获得100分一样，红安高产军事人才的历史将成为永久的传奇。

未来，红安不仅要发展旅游业，更要在“天下第一将军县”的定位之下，发展更多元的产业。

而事实上，在一个远离冷兵器的时代，人们对于武力仍然存在普遍的崇拜，这就是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传统千年如一日，西班牙的斗牛历数百年仍然盛行，乃至足球、篮球这些充满阳刚之气的运动风靡全球的原因。

未来，红安可以在发展旅游业的基础上，发展跟军事有关的产业。例如，可以建立模拟的野战基地，开展类似目前很多地方流行的拓展训练，红安靠近武汉，可以成为武汉大都市白领的体育旅游基地。

在这个方面，红安可以借鉴江浙地区的嵊州。嵊州的定位，即是成为上海和杭州之间的卫星城市。而所谓嵊州，从名字即可看出，山多为嵊，嵊州主要就是为两大城市提供近郊旅游，争取成为其旅游基地，以及户外体育运动基地。而红安，亦可成为武汉城市圈的旅游基地、户外体育运动基地。

同时，红安亦可以仿效井冈山，争取一些高校落户本地。井冈山目前就设有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该大学直属中央，与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并驾齐驱。红安缺少像井冈山那样雄厚的政治资源，但是，红安人在军队系统，却具有巨大的声望与广阔的人脉，争取军事类院校落户红安，并非虚妄。

红安如果能够争取国防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信阳陆军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指挥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学院、海军工程大学等高校在红安设立分校，不仅可以结束红安没有高校的历史，亦可增强红安作为“天下第一将军县”的品牌影响力。三大干部学院，更像是中央党校在各地开出的三朵花，而国防大学，未来亦有可能选择在几个著名的老区开设分院。

红安北部的七里坪镇，是设立军事学院的天然福地，既有市镇可以保证生活，亦有连绵大山可供演习。特别是对于二炮指挥学院来说，落户红安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二炮指挥学院近在武汉，离红安车程不足两小时。

同时，空军工程大学导弹工程学院在陕西三原县，装甲兵指挥学院在江西省元氏县，县级城市设立军队院校，并非没有先例。在合适的时机，红安亦可设立军事院校，特别是陆军军事院校。

在中国的几大老区中，井冈山走的是“旅游兴市”之路，其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50%；延安走的是“工业兴市”之路，其2008年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了80.7%。

而红安的发展，则经历了多次波折。20世纪90年代，红安曾一度走工业化之路，后来，又主要发展旅游产业，最近几年，则又回归工业兴市之路。目前，红安的三个产业，基本上比较均衡，2007年，三大产业构成为30.0∶38.0∶32.0，基本呈三足鼎立之势。

红安卷烟厂在2003年被兼并之后，红安支柱产业被“釜底抽薪”，红安由此对工业立市产生怀疑，一度欲以旅游兴市。但是，由于宣传不足，以及交通落后，红安离其设想的“全国旅游重镇”，尚有不少差距。

而在工业方面，红安既有交通不便之痛，亦有行政级别过低的制约。交通的不便，既削弱了红安与武汉之间的商业联系，也使红安与东南部发达地区的来往不便。而行政级别造成的局限，使其无法似延安那样，获得国家大项目。就目前而言，红安所坚持的农业、工业与旅游业齐头并进，既是明智之举，亦属情非得已。

不过，红安在明确发展方向之后，近年来发展比较迅速。自2007年起，红安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是13.8%、29.9%、15%，而工业增长更是迅猛，近两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3.0%和32.6%。在全国性制造业萎缩的情况下，更显速度惊人。

不过，数十年来，红安的经济一直依赖于红安卷烟厂等少数几大企业，自红安卷烟厂被兼并之后，红安经济元气大伤，经济结构亦失去平衡。最近几年，红安工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靠一种“租借经济”的模式，靠吸引外地企业投资设厂来拉动本地的经济增长。

最近几年，红安加快了“两园一区”建设，即城西工业园、城东工业园，以及红安经济开发区（省管）。在两园一区中，进驻的多数重点企业都是外地企业，投资达数亿元的娃哈哈是杭州的企业，投资2.8亿元的雨润是江苏南京企业，投资1亿元的上好佳属于外资企业，而红安获得的投资最大的项目钧宇纸业，则是河南郑州的企业。甚至本来起源于红安的红安卷烟厂，现在也属于“外地人”，隶属于武烟了。

在红安卷烟厂被兼并之后，似乎引起了连锁反应，红安化肥厂、红安酒厂等曾经的重头企业，纷纷面临困局。目前，红安全县财政收入中2/3来自工业。如果不能培育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旦外地企业撤资，红安经济将有空心化的危险。

红安的农业略占总产值的1/3，在很多年内，红安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产业。

红安的地形复杂，北部为山区，南部为丘陵岗地，作物非常多样。其实红安可以借鉴台湾的农业模式。台湾省南部的屏东县以热带果树为主，主要盛产木瓜、莲雾和淡水水产等特色农产品，中部云林、彰化等县市扩大蔬菜种植面积，每个县、乡都有具有独特优势的农产品，农业区域化特色十分明显，形成了“一县一品”的格局。

红安出产的花生、红薯、板栗、茶叶比较知名，特别是红安的红薯，“红安苕”声名在外，既有讽刺红安人过于淳朴固执之意，也含有对其美味的褒奖之义。在未来，红安亦可借鉴台湾模式，形成“一乡一业”的格局，打造特色农业乡镇，甚至是特色农业村。

同时，红安在农业产业化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目前，除了花生制品厂之外，红安的食品加工企业，多是外地企业。未来，红安需要发展自己的食品工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带动整个农业的发展。

而旅游行业，是红安未来着力发展的第三产业的核心。作为“中国第一将军县”，红安现存革命遗址遗迹340多处，但是，红安的旅游资源，尚未全国知名，甚至在湖北省内，亦并非特别强势。在未来，红安不应该分散旅游资源，而应该集中开发某一个最富有特色的区域。红安可以在北部的七里坪镇集中开发旅游资源，如天台山、对天河漂流、香山河泛舟等，旅游时间控制在两天内，这符合现代人的出游习惯。红安可以将旅游资源集中为一到两个主题，如红色旅游，或者将军之路之类；同时，必须富有特色，比如，可以在游山、漂流的同时，开发红色战场，进行模拟野战军事演习等。

红安经济的落后，除发展战略的摇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区域规划与定位的迷失。红安县城即是红安的政治文化中心，亦长期被视为经济中心，但是，就其资源以及先天禀赋来说，红安县城在红安的中偏北，交通并不方便，特别是与武汉之间，无高速公路可通，甚至连省级公路都没有通，因此并不适合作为红安的经济中心。而这种情况，其实与国家的经济中心并非首都一样，如美国的经济中心是纽约，而非首都华盛顿。红安将资源主要集中在红安县城，而忽视其他乡镇的发展，并非明智。

在中国的县级建制中，曾经连续8年夺得中国百强县的顺德，其经济发展模式可值得很多地方借鉴。

顺德是典型的“强枝弱干”。顺德政府所在地大良，是全区的政治、文化、金融、信息和科技中心，不过，顺德的最重要的经济强镇，却是北部的北滘，以及南部的容桂。两镇均以诞生了家电巨头而蜚声中外，美的、科龙、格兰仕、万和、砚华等全国知名品牌，均诞生于此。两镇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家电王国。而其余各镇，都有其特色产业。乐从、龙江为中国的“家具王国”，陈村是中国花卉之乡，勒流是机械制造王国，杏坛镇是现代农业的示范基地，均安素有“制衣之城”、“牛仔之城”的美誉，伦教则是“华南木工机械之乡”。

未来红安的发展，亦可借鉴顺德模式。县治所在的城关镇，仍然保留政治、文化、信息以及居住中心的地位，但是，将制造业及商业中心转移到南部处于武汉经济辐射圈的八里、觅儿、太平三镇。在旅游业方面，集中打造北部七里坪镇。其他各镇，都可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如华河的板栗、上新集的建材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红安未来的经济中心南移，此乃大势所趋。中国传统的城市，多依山傍水，山的尽头，往往亦是主城区的尽头。如北京，北部是昌平诸山，西部是西山群峰，所以，北京的经济中心，逐步东移至东三环外，现在，又开始了开发南城。

红安县城交通的不便，致使南方的八里、觅儿、太平三镇，未来必成为经济中心。此三镇离武汉不到40千米，完全可以接受武汉的经济辐射。同时，未来经过红安的高速公路，如沪蓉高速公路等，均经过八里镇，而非县治所在的城关镇。沪蓉高速铁路、汉麻铁路，也经过八里而非红安县城。八里到武汉天河机场，只有35千米。未来，红安应重点发展南部三镇，将其打造成红安的经济中心。

目前，这三镇区域面积均比较小，将来，可以考虑将三镇合并，同时，在南部谋划建立省级开发区。目前，在黄冈内部，黄州、麻城、武穴、蕲春等，均有两个以上的省级开发区，红安南部如规划得当，在武汉经济圈内可得地利之便，设立省级开发区，应该难度不大。

发源于大别山的倒水河，贯穿红安南北。滚滚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在红安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曾诞生了无数的传奇，亦产生了无数的英雄人物。共产党的元老，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邓小平时代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共和国元帅徐向前，以及解放海南的韩先楚，奇袭阳明堡机场的陈锡联，后来的国防部长、当年血战上甘岭的秦基伟，善出奇兵、骁勇善战的王近山，都来自红安。红安的将军，如从1955年至1964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授衔算起，几占天下将军的1/10。而曾在红安战斗过，从大别山走出的将军，更近600位，几乎占全国将军的1/3。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曾有12位大军区司令员、政委，18位军长，11位军政委均为红安人，另有4人担任过军兵种司令员、政委。

一代一代红安人，在其童年和少年时期，即已接受了无处不在的革命教育，而这种教育是以民间的方式存在的。几乎在红安，每个村子，都曾经有参加过红军的老革命。过往时代的英雄，成为红安少年人无法回避的影子。弹指数十年，父辈已经老去，新一代的青年，仍然在传唱那首童谣。而在县城东北一隅的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则是很多红安人少年时代的必游之地。红安的革命精神一代传一代，络绎不绝。

梁启超云，英雄乃不祥之兆。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安历史上的英雄辈出，乃是对于当代红安人的某种戕害。

历史往往显示出其吊诡的一面，正如凤阳花鼓所传唱的民谣：“说凤阳，道凤阳，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先辈的英勇，却为何反导致后辈的不兴盛？

流传数千年的星象风水说，曾经给予了一种类似神秘主义的解释。英雄之地，往往是“血地”，血地的特征是，成就巨大，但是牺牲亦巨大。而血地往往在成就自我的时候，对于亲人造成巨大的杀气。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安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是块血地，在诞生200多位将军的背后，是红安在革命时代人口减少一半的损失，很多地方人丁死绝。红安北部的紫云乡，曾因为牺牲过多，而被称为“死人乡”。

风水中的“血地”之说，当然是带有迷信色彩，但是，红安的现状，却确实与此有关。红安的“血地”，绝非仅仅是风水山川，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血地”。

红安人的精神“血地”，就是对于英雄的过分崇拜，在一个英雄消亡的时代，不合时宜地继续奉行英雄崇拜主义，消耗了红安新一代精英的心智与才华。

在红安县的官方网站中，有军政界风云人物如李先念、董必武、韩先楚、陈锡联；文化界名人如历史学家冯天瑜、翻译家和文学家叶君健、经济学家张培刚等，所收录的名人，没有一个来自商界。

而同样翻开潮州的官方介绍，则可以发现，除了古代的韩愈，以及自宋以来的众多进士外，来自商界的黄光裕和李嘉诚，亦是其极力推崇的对象。

红安名人中商界人士的缺失，除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没有产生特别优秀的知名商人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整个红安，从官方到民间，有一种从内心对于商业的漠视与轻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红安人的思维，需要彻底改变。在商业时代，也许改革以来的珠三角诸城市，可以给予红安启示。自改革开放以降，广东能够引领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声，绝非仅仅是靠国家战略的先发优势，而是存在雄厚的民间文化根基。

由于历史上长期远离“朝廷”，广东人相对内地人而言，权力崇拜色彩比较淡漠，他们比较注重实利，有重商传统。岭南文化具有强烈的平民文化特征，而平民意识，恰恰是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基础，而自19世纪广东被迫开放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则强化了这种平民意识。与平民意识直接关联的，是平等观念，以及重视交换，遵守契约等。

而红安人，则过于追求“庙堂之功”，众多英雄人物，如一座大山，压在红安人的心上，使众多红安人，特别是新一代精英中，追求“经营天下”者，多于经营商业者。

在改革开放之后，红安所出的人才，仍然少有商界人士，多集中在党政军界和文化界。东海舰队司令员胡先贵等14名新时代的将军脱颖而出。而在文化界，吴恒权先后担任中央直属三大媒体中的《求是》杂志、《人民日报》这两家报社的社长和总编，《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江绍高也是红安人，在中央直属宣传系统，正副职均出自一个县，绝无仅有。在新华社系统中，《经济参考报》的总编杜跃进，亦为红安人。除此之外，红安人还有中央党史编辑室主任石钟泉等。其余文化界人士，更如过江之鲫。红安人之雄才与霸气，尽在其中。唯有商业，仍然凋零。

几十年的岁月流转，时代变迁，似乎一流的红安人才，仍然不以经营商业为务，而以“经营天下”为傲。广东可以诞生“山寨文化”，而红安人的梦想，却仍然在“庙堂”之上，追求成为英雄，做大官，办大事。崇拜英雄，而漠视平民；崇拜功业，而漠视商业；崇拜权谋和“板眼”，而漠视规则。诸多文化，与现代商业社会多有疏离。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人总想超古人。

事实上，每个族群，不仅要与外部族群竞争，更要与先辈竞争。红安先辈的过于强势，已经造成了红安人的精神“血地”。超越先辈，更似一代又一代红安人的人生苦旅。

财富的成就，如同流水，重在流通，今日之市场经济，要义之一，乃在于资源在社会间自由流动。故有市场开放之地，必有商业繁盛，富豪诞生。但是，英雄却往往是社会颓败之产物，涤荡污浊，再造乾坤，改天换地，方才是英雄之所为。英雄的崛起，往往需要特殊时势，借助时代的风云际会狂飙天下。正所谓，乱世出英雄，绝非虚言。

而在常态社会中，英雄的诞生，即如缥缈的浮云。

红安人，是时候向英雄时代说再见了。

而告别英雄时代，首先需要向红色文化说再见。

未来的红安，必须彻底告别红色，方可得新生，否则，将永远在将军刀剑的血光下，在历史的荣耀中收获现实的落后。

明代大贤李贽在红安境内的天台山讲学时，曾作《夜宿天台山》诗一首，咏红安山川之雄奇。诗云： 缥缈高台起暮秋，壮心无奈忽同游。水从霄汉分荆楚，山尽中原见豫州。 明月三更谁共醉，朔风初动不堪留。朝来云雨千峰闭，恍惚仙人在上头。

山已尽中原，水尚从霄汉。正是今日红安之现状。

天台兀立中原，乃是红安之头；倒水南流长江，乃是红安之尾；而在红安的母亲河倒水入长江之处，名为龙口。龙者，当以四海为家，吐纳四方，胸怀天下。

山的过往，水的未来，或可为红安未来时代的隐喻。未来的红安，必须走出父辈的光荣与阴影，方才可以拥抱世界，实现另外一种超越。告别大山，拥抱长江，奔向海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近年来，有红安贤达总结红安的8种文化，虽略有附会之处，却颇有见地。在红安的红色文化和革命文化之外，红安作为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基地，曾有比较丰富的移民文化。而在名山文化、饮食文化、象棋文化之外，更有浓厚的人文文化，如宋代大儒程颐、程颢兄弟，即出生于今红安二程乡。明代思想家李贽曾在红安天台山、驷马山讲学，民国至新中国时期，叶君健、张培刚、冯天瑜等，均为国内知名学者。红安民间传奇智士“十八老子”中的卢四运，在中国民间颇负声望。

红安的历史，远非20年革命历史可以涵盖，红安的未来，亦可期待久远。过去未来，因时而变。在未来，红安必培养多元文化，以超越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红色文化、革命文化。从文化源流上，彻底走出英雄崇拜的桎梏。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商业时代，需培养红安人的现代商业意识。摈弃庙堂文化，培育平民精神；摈弃政治导向，遵守市场契约；告别英雄崇拜，拥抱现代文明。如此，方可从倒水入大海，在另一个天地中超越英雄的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