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的记忆

大别山的记忆

大别山，横跨鄂豫皖的中原屏障，扼江汉、江淮之要冲，历来兵家必争。邓小平说：“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

1947年，一支浴血千里的勇猛之师——冀鲁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主力12万余人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统治区心脏，在中国革命解放战争史上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终于熬出来了！”称此举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挺进大别山，是邓小平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经历，却也是最艰苦的一段时日。艰苦到要男儿拿枪的手拿起了针线， 自给自足。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用兵神速，但军队的供给问题也日渐突出。高山铺战斗“割掉尾巴”之后，大别山秋凉渐浓，12万大军过冬的难题摆在刘邓面前，而最棘手的莫过于缺少冬衣。为了不打扰当地百姓，刘邓遂决定全军一面打仗，一面学女红， 自己缝补棉衣，打好“棉衣仗”。考虑到大别山的实际情况，邓小平特别要求部队，不要给人民群众增加负担，把筹款筹布的重点放在商人和大中地主身上，而且“写欠条、留字据”，有借有还，不失信于民。刘邓身先士卒，各自亲手做了套粗布棉衣。邓小平做棉衣的布，稀得和纱布差不多，外面连棉花都可以看见，颜色是用稻草灰染的。邓小平幽默地说自己的棉衣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中国工艺品”。这件粗陋的自制棉衣，伴随邓小平度过了大别山最寒冷的冬天。

药品缺乏是大别山时期的另一个难题。当时部队有“三多”：由于部队北方人多，水土不服，拉肚子的多；整天行军打仗，官兵们几个月洗不上澡，生疮的多；还有打摆子（疟疾）的多。可是，部队又没有足够的药品为官兵们治疗。邓小平就鼓励医务工作者要克服困难，积极想办法来改善战士们的医疗条件。在邓小平的启发下，医务工作者自己动手改善医疗条件。部队没有蒸馏水，就用开水经过过滤、消毒来代替；部队缺乏盐酸奎宁口服药品，医生们就自己配制。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依据北方老解放区经验，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要求各解放区普遍实行土改。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创建巩固的根据地，土改成了头等大事，不少地方干部急于求成，提出“打到哪里，分到哪里”。但由于当时大别山还处于战争环境中，敌我拉锯激烈，群众担心大军过后地主们要秋后算账，于是，一些群众白天积极分田分浮财，晚上又偷偷退回去，还向地主赔礼道歉。邓小平觉察到了新区土改中的“急于求成”，而此时的毛泽东也非常关注解放区的土改情况，1948年1月14日向邓小平电报询问新区土改的六个问题，邓小平立即深入到大别山各县调查，逐一作答。这些报告大部分是邓小平在行军途中，倚着马鞍，点着油灯撰写的。大别山期间，毛邓就土改问题往来电报达10次之多，在这些电报中，邓小平首次提出应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实行不同的土改政策。毛泽东在复电中批语：“邓小平所述大别山的经验极可宝贵。”此后，邓小平还认真检讨了土改中的“左”倾急性病，明确提出在大别山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毛泽东当即批示“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正是在邓小平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对新解放区土改政策的修正和认识。这正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

邓小平认为：一支军队，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是一群土匪。部队纪律松弛，是政治危机的表现。1947年10月，邓小平随部队来到黄冈总路嘴，特意听取政治部关于全军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汇报，并坚持要到街头看一看。总路嘴是个较大的集镇，街上的青石板路扫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军队刚撤走，解放军又驻进来了。老百姓不明真相，两头跑反，空荡荡的街头，店铺紧闭，行人稀少，显得空寂萧条，冷冷清清。两个担柴的汉子倚在墙角，指指点点，邓小平准备上前和他们聊聊，谁知刚一上前，两个汉子挑起柴担，匆匆离去。邓小平感到有点奇怪，朝两位汉子指点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军人肩扛步枪，挑着一捆花布，扬长而去。邓小平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气愤地要求身边保卫干部立即调查清楚是哪个单位的。调查后得知那个人是警卫团四连的副连长，邓小平表情严肃地说：这个副连长我认识，打仗很勇敢，平时表现也不错，可怎么就忘记了纪律呢？事件虽小，军纪难容。部队的现状和大别山的形势逼得我们不能犹豫。我们不应考虑一个人的命运，而应考虑十万大军的前途。最后，在总路嘴前的平场上举行了公审大会，四周黑压压地围满了从山上下来的老百姓，他们议论纷纷：早知部队纪律这样严明，说什么也不会往山上跑，也就不会发生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沉闷的枪声响了。枪声在大山久久回荡，震撼着每个指战员的心，也震撼着老百姓的心。公审大会解除了群众特别是商民的疑虑，密切了军民、军商关系。总路嘴街的商店老板们，敲锣打鼓为部队捐赠了几万尺布匹和许多其他生活物资，指战员们都坚决按市价送去了边币或打了借条。

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邓小平从不马虎，都把它当做大事、要事来抓。1948年2月10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这是邓政委率野战军进大别山后的第一个春节。为了过好节日，战士们自己动手办年货，有的去池塘捉鱼，有的到河沟里摸虾，有的采黑木耳。有几个同志去捉鱼，因工具简陋，收获不大，放掉池塘水，在水的流口处拦阻捉鱼，这一下收获确实不小，一个池塘就弄到几百斤鱼。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欢呼时，邓政委从山坡小路走了过来，见此景，先是对大家在很艰苦条件下仍保持饱满乐观的情绪予以鼓励，然后转而严肃地批评说：鱼是群众养的，不给钱，哪行？大别山水贵如油，群众靠它养鱼种稻子，白白流失了，太可惜，我们绝不能“竭泽而渔”呀！吃鱼要给钱，还要帮助群众引水灌塘，这些都不是小事！部队很快付给了鱼款；还派一连人，扛起了锄头、铁镐，沿山挖涧，引水灌塘。为此，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下发给大别山前方指挥所所属部队，要求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

大别山经历可以说是中原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最苦的一段经历。能够在大别山站住脚，后来又能够跳出这个包围圈，把部队带出来，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我军唯一一次在大别山立住根基，这对后来整体战局影响也非常大。邓小平自己对大别山这一段经历也是怀着深厚的感情，他曾用简单的话来回顾他的历史：“我在大别山就是干了一件事——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