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及其评析

第一节　幕后：体系、国际体系及其评析

世界石油体系是国际体系中的子系统。界定世界石油体系，首先需要阐明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含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三大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理论——都对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给出了系统的理论解释。本书的分析框架正是建筑在吸收与融合三大范式体系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对三大范式体系理论的一般原理进行归纳和对比，为融合三大范式、建构国际石油公司的体系性分析框架做理论上的准备，具体阐述世界石油体系之前，先要对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做一简要评述。

一、体系与国际政治的体系研究

体系（system）本身是一个科学术语，与系统同义。社会科学领域借鉴体系的概念和系统的方法，得益于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将生物系统论发展为一般性的系统论。体系论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特定的“科学框架”。⁽²⁾罗伯特·利珀（Robert Lieber）将体系界定为“一组以某种方式发生互动的单位或构成部分”。⁽³⁾在体系论者看来，“任何体系都呈现出一种结构，其组成部分处于互动之中。”⁽⁴⁾因此可以将体系视为若干单位或部分以某种规则彼此互动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的整体，构成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包括行为体或单位、互动模式、组成原则和体系结构。任何体系都存在功能、边界、变革等问题。体系还具有可预见性，由于系统是一组彼此相互作用的实体，这种相互作用是有规律的，因而行为体的运动是可以预见的。

系统论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后，建立了诸如国际体系、世界体系、全球体系等新的话语符号，也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很多学者开始把国际关系看作一个由诸多变量组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体系作为一个有力的描述性和解释性概念，深深地内嵌于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学派的思想之中。

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所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一书就是这一结合的典型代表。他在此书中指出：“本书的写成，乃代表一种从系统论角度所作的努力”，“我们将试图描述各种可能的国际政治系统，并说明每一系统可能持久存在的外部环境或每个系统可能转化为另外一个系统的条件。”⁽⁵⁾卡普兰认为，国际体系可以被看作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政治系统。历史可以被看作一个大的实验室，各种国际斗争，即各种实验在其中不断发生和变化，系统理论则是研究该实验室内发生的国际政治现象的宏观模式的新方法。“只有从行动系统的角度来处理政治的材料，才能建立科学的政治学。”卡普兰所构建的分析模式在国际关系研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国际政治研究“创造了一组国际政治的宏观模式”，“提供了最早、最全面、最有影响的分析框架。”“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10年中，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广泛地支配着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它帮助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由强调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转向接近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模式。”⁽⁶⁾

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都从各自的立场发展了国际关系的体系研究，尽管两类学派在理论主张上相互指责。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认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相互依赖并共同产生了它们单独时不具有的系统特征。”⁽⁷⁾戴维·辛格（David Singer）也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参与国际关系的诸多行为体和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在不同层次上发挥自己的功能，因此，采用层次分析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是无可厚非的，只有借助系统的层次分析，才能“使我们全面地从整体上去考察国际关系。”⁽⁸⁾

从科学行为主义的体系观念中，可以看出这一流派强调体系的整体性和层次性。整体性意指整体的功能超过个体功能的简单相加，从而形成体系独特的新的整体功能，或者说整体效应大于个体效用的总和。层次性意指问题领域的层次性和行为体的层次性，行为体在多重层次上进行交往，形成不同层次上的议题。因此，体系包含不同的问题领域，并分成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次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沿用这一观念来分析国际体系的话，国际体系在功能上超越单个行为体，并可以按照不同的问题领域分为若干次级系统，在子系统中有关行为体按照特定的方式相互作用。比如，国际体系中存在国际政治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分工体系等子系统。无论研究国际体系还是其中的某个子系统，都需要至少从两个层次进行解析，即体系层面和单位层面。

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等现实主义学者，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也系统地阐述和发展了国际体系理论。华尔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总体上可分为两类：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或曰体系理论）。⁽⁹⁾简化理论以相对独立的实体和国家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各种国际行为及其动因和影响；系统理论则超越个别的实体和国家，对国际体系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与简化理论相比，系统理论，亦即体系理论的研究内容更广泛、问题更复杂、方法更多样。它的理论意义在于扩大了人们观察国际关系的视野，使原本仅仅涉及单一的关于国家权力/利益关系的国际关系学，发展为以国家关系和国际体系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最有发展前景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之一。霍夫曼则将国际体系称为“世界政治的基本单位之间的关系类型”，认为体系理论“使得国际关系理论从外交政策研究中分离开来成为可能，而又不影响两者的发展。”⁽¹⁰⁾由此可见，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也强调体系的层次性，即体系和行为体。层次分析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总而言之，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体系指“在特定环境下由相互作用的若干组织和实体组成的整体”，各种国际行为体在其中以某种规则彼此互动，并形成一定的结构，国际体系包含单位、规则、结构、功能、边界、变革等基本要素。

二、国际体系的单位、规则、功能、结构和研究方法

1.国际体系的单位

各种国际行为体是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国际行为体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主要指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指主权国家以外的其他国际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等。国家的主权特性使主权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行为体，但不是唯一的行为体。现实主义范式最强调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华尔兹认为，“国家是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国际政治系统结构的单位”，尽管“国家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但是结构不是由活跃其间的所有行为体，而是由主要行为体界定的。”⁽¹¹⁾自由主义范式虽然在很多问题上与现实主义相左，但是在把主权国家看作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方面，与现实主义并无根本性的分歧。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比较和评价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时指出，新现实主义强调以国家为中心，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而新自由主义在承认国家角色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其他角色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¹²⁾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不同，以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激进主义范式，把阶级看作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和分析单位，并特别强调经济因素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

2.国际体系的规则

国际体系不仅是由多种国际角色组成的，而且是不同国际行为体在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各种国际问题的过程中，以共同遵守的某种规则为基础形成的。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 McClelland）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是一种对国际环境索取（taking）和给予（giving）的双向活动。所有给予—索取活动，当一起考虑并涉及所有国家行为体时，就被称作国际体系。”⁽¹³⁾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认为，国际体系还是“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需求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一组客体以及这些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特性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包括集体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行动方式和互动模式。”⁽¹⁴⁾任何国际体系都是国际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国际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规范和准则是国际体系得以形成的重要支柱。反过来，国际准则和规范成为国际体系制约各种行为体国际行为的重要机制。例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欧洲各国三十年战争之后经过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的。该和约从法律上确立了国家的主权身份和在国际关系中独立进行对外交往的平等权，从而开创了基于主权国家作为基本行为体的近现代国际体系。凡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和贫富，均为主权国家，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权被确立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3.国际体系的功能

国际体系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塑造国际行为体的国际行为维持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其中，国际行为体互动的规则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决定国际体系能否发挥稳定功能的关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稳定性就来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以及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形成的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结构。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或结构是区分不同国际体系的核心要素，当两者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就会发生变革。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到凡尔赛体系，再到雅尔塔体系，国际体系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4.国际体系的结构

国际体系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为不同的规则与结构，但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事实，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国际体系至关重要。正如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所说：“无政府状态的观念，已经被置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地位”。⁽¹⁵⁾当代许多国际政治理论都把无政府状态假定为国际政治的基本状态，许多学者甚至将无政府状态视为国际关系唯一的重要特征。例如，肯尼斯·奥伊（Kenneth Oye）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于缺乏中央权威，无法对主权利益的追求加以限制，因此国家处于永恒的无政府状态之中”。⁽¹⁶⁾尽管无政府状态被很多学者看作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本质区别，是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但是不同理论流派对于无政府状态的确切含义及其对于国际体系的深刻寓意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并从而形成了对于国际体系基本结构的不同判断。

现实主义范式中，无政府状态是指国际社会不存在像国内政府那样的中央权威。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而每个国家都是享有主权的单元。主权特性决定在国家之间或在国家之上不存在任何更高的权威，所有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完全平等而独立，彼此之间不存在从属或等级关系。因此，国际体系的客观属性就必然是无政府的和非等级的。在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必须为各自的安全和利益负责，只能依赖自身，不能依赖自身以外的任何行为体，因此无政府状态中形成的国际体系是自助体系，这也决定了各国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优于对绝对收益的关注，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困难，冲突和战争是常态。

现实主义者沿着极和阶层分化两个维度区分国际体系。极是现实主义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表示国际体系中使用权力的国家集团的数量。在现实主义范式中国际体系主要有三种类型的极：单极、两极和多极。阶层分化是指不同国家集团之间资源的不均衡分配；根据哪些国家拥有至关重要的资源，如石油或军事力量或经济权力，国际体系被分为不同阶层。一般来说，根据占有权力、财富和资源的不同，世界上存在北方的富国和南方的穷国这两个阶层的分野。⁽¹⁷⁾

与现实主义范式不同，自由主义范式虽然接受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诠释，但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只能形成自助体系。尤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的作用，认为无政府状态的任何潜在消极后果都可以化解乃至避免。国家对绝对收益的关注优于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因此国际合作是常态，冲突或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自由主义思想中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概念，分别是相互依赖的体系、作为积极互动的舞台和进程的体系、作为国际机制的体系。

激进主义范式，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甚至也赞同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国内社会那样的中央权威，但是并不认为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非等级的国际体系。相反，激进主义范式从阶级和资本的分析视角，认为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互动形成了等级制的国际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构成国际体系的主要单位，它们的互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构成规则是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和国家发展程度的差别。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是等级制和高度分层的，等级分明是国际体系的关键特征。⁽¹⁸⁾具体而言，激进主义范式把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概括为三种：等级结构、中心—外围结构、统治—依附结构。

等级结构是指国际行为体因财富占有和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等级。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体系理论认为，不成比例地占有资源的少数发达国家、资源稀少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居于二者之间的一些部分发达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构成了明显的等级区分。⁽¹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世界各国分为三类：一类是受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一类是保持原有地位的中间国家；一类是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三类国家构成的是一种等级制的国际体系，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²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是第二世界，亚非拉是第三世界。⁽²¹⁾三个世界形成的国际体系也是明显的等级结构。

中心—外围结构是指因劳动和生产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导致国际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处于核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地位。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自十六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界定性特征。由于劳动和生产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导致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因此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形成了一种“中心—外围”结构（亦即“核心—边缘”结构）：最发达、最先进的地区（并不一定是国家）构成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核心区，欠发达、依靠原材料、技术落后的地区构成边缘区，在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存在一个半边缘区。⁽²²⁾这种“中心—外围结构”也使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带有明显的等级特征，核心区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剥削和压迫边缘和半边缘国家。

统治—依附结构是指国际体系中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依附理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结构与规则是剥削性的，因为资本主义者能够通过新帝国主义政策，利用更高级的技术控制发展中市场，立足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根本控制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建立跨国关系，以至于剥削国和被剥削国的国内精英紧紧地连成了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²³⁾在依附理论家看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是不平等、不公正的“统治—依附结构”，其中，北方发达国家统治南方发展中国家，南方发展中国家依附北方发达国家。⁽²⁴⁾北方与南方之间的统治—依附关系不仅构成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核心特征，而且难以改变。

5.国际体系的研究方法

层次分析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常用的分析方法，由华尔兹开创，后来由辛格发扬光大，分别把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作为分析焦点，为分析国际事件和国家行为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解释源泉。⁽²⁵⁾其中，国际体系常常被看作最重要的分析层次，因为只有把国际关系的诸多变量放在特定的体系之中，才能做出对变量具体而精确的分析。不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在很大程度上以国际体系概念为基础来认识、分析和概括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变量及其关系，并从而形成了各自的国际体系理论。

三、对体系理论三大范式的评析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强调用权力解释国际政治，把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界定为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华尔兹通过无政府状态和理性国家两个先验假设，对国际体系结构的特点与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由三个要素确定：第一，国际体系的构成原则；第二，各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功能；第三，单位之间的能力分配。⁽²⁶⁾然而基于无政府状态这个先验假定，只要国家体系继续存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性就不会改变，而且，“只要无政府状态持续存在，国家就是同类单位”，“不能根据（国家）功能不同而加以正规区分”，那么在华尔兹所说的确定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三个要素中，就只有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是唯一可变的因素。因此，华尔兹强调，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因素不是系统排列的原则或不同单位的功能等单位层面的变量，而是单位之间的力量分配。换言之，行为体的权力对比是决定体系结构和体系变革的唯一要素。

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接受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体系结构理论的前提下，强调了后者所忽视或者不予考虑的体系中行为体的互动、互动的方式以及类型，即体系的进程。⁽²⁷⁾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体系的发展非常缓慢，因此将华尔兹的结构理论中由大国权力分配所决定的体系结构看作一个常量，转而重视行为体层面的因素，如行为体自身的权力变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等，因此将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视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和体系变革的自变量。

作为一种进程的国际体系，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是体系研究的中心议题。而作为一种结构的国际体系，决定体系结构的重要变量是行为体，尤其是主要行为体的权力对比。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看似存在矛盾，实则擦肩而过，并未直面交锋。与其说两派之间相互对立，不如说是双方各持一端，彼此都在追求片面的深刻而回避对方的议题。

对于体系变革的解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所谓的分歧也只是在于侧重点而非具体内容。新现实主义从体系结构的角度分析体系的变革，因而认为变革的动力来自权力结构的变化，权力结构是体系变革的唯一自变量。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体系的进程，从行为体本身寻找体系变革的动因，认为行为体的权力和相互依赖是体系变革的自变量。两种范式分歧实际上只是从各自强调的角度做出的解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争论。新现实主义的贡献在于解释了体系结构的变革，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贡献在于回答了体系内部动荡的原因。实际上，两种范式分别解决了体系变化中两个相互纠缠的问题：体系本身的变革和体系内部的变化。

遗憾的是，两大范式都没有交代这两方面原因之间的关系。从国际体系的现实来看，体系的变化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是体系本身的结构变化，另一方面是体系内部的动荡和行为体层次上的变化。体系内部的动荡并不必然导致体系结构的变化，而体系结构的变化必然伴随着动荡的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体层面的权力变化，只是体系变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在行为体的权力变化或相互依赖的断裂导致体系的权力结构变化的情况下，或者在体系性因素本身，即体系中领导者⁽²⁸⁾或大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体系才可能发生结构性变革。因此，体系层面权力对比的变化才是体系变革的充要条件，行为体层面的权力变化，只是体系变革的必要条件。行为体层面的变化体现了体系内部的动荡，但未必导致体系性的结构变化，但是反过来，体系性的结构变化必然伴随着行为体层面的变化。这就是体系性因素和体系内部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点在世界石油体系中也同样适用。

激进主义者将国际体系基本结构理解为国家间利益分配的不平等，看作是国家发展程度不一的结果。不平等的根源归根结底是等级性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国际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可归结为国家间一系列不平等关系的消失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终结。具体而言，包括国家间的等级关系、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统治和依附关系的消除。尽管不同的激进理论流派对体系变革的构想和预期不同，但都将经济平等发展作为建构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不过，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阶段的时代，资本主义体系自身尚未显露出发生彻底变革的迹象和力量。而激进主义在当代的生存状况可谓“今非昔比”，激进主义要么因背负革命使命热衷激进变革而陷入理论沼泽，要么因寄托于渐变式改革却遭到现实的无情修理，总之都因在改造现实上的失意而沦入“无家可归”的境地。在新一轮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激进主义对于理解当前国际体系的理论价值，重在解释而弱在建构。本书对激进主义的借鉴更多倚重其对资本主义体系结构的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