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争端意在何方

向：当今世界，文化问题不仅与经济、政治相交融，文化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生死存亡的必答问卷。2010年，美国《新闻周刊》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进行了一次全球网民投票，评选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2个文化大国，并选出每个文化国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20个文化符号。投票结果显示，文化大国排序美国第一，中国第二，然后是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德国、俄罗斯、西班牙、印度、希腊、韩国等。在文化国家代表性文化符号中，网民选定的中国符号是：汉语、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主席、针灸、中国烹饪。在这一当代人的他者中国观中，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是人类史上古老文明之一，也是古老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国文化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语言、古迹、建造、古帝国的辉煌、独特的贡献于古代世界的生活器物、文学、戏曲、当代政治家、饮食和诊病的技艺。

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力量开始为各国所重视，争抢文化所有权的争端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对文化权的争夺主要表现为国际争端与国内争吵两种。就以大家都耳闻目睹都很熟悉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吧。目前，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得如火如荼，各国都看到了非遗申请成功对本国和当地文化、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最近，韩国的端午祭的申遗成功、蒙古国的马头琴已单独入遗、越南的铜鼓文化入遗、吉尔吉斯的史诗和阿肯弹唱已入选世界非遗名录，这些遗产因为具有跨界性，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在理论上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韩国遗产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又近乎无知、盲目激动，由此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不良影响。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最经典的文明形式之一。中华文明自有甲骨文文字记录、表达、传播以来，便在历史的高端运行，并且酝酿和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文明高峰和文明高潮。但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中华文明在他者眼中的地位似乎处于一个降序状态，尽管中国当前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似乎并未改变文化身份、文化地位下降这一状况，并且连古已有之的文化文明都受到质疑和冲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王：云驹兄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感同身受，深有体会。我曾经在日本金泽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近年来又到过世界几十个国家，其间触及和发现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海外形象与处境问题，和我们在国内所感受的大相径庭。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一手强一手弱的局面，带来的负面效应肯定很多。

不光是韩国申请一个端午祭的问题，连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象征的“四大发明”，在国外都受到了质疑。

如前所述，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至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曳（公元650—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公元695—699年），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还有人认为是约翰·芒特兰或者劳伦斯·克斯特发明了合金活字印刷，也有人认为是约翰·福斯特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在西方学术界的长期争论中，最后形成这样的共识：“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对各个时代的潮流和尝试进行了综合。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将合适的纸张、具有特定的连续性的墨水、合适的印刷机，以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出上千个字的打字设备组合到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杰作是15世纪50年代于美因茨出现的。”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约四百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所以，又有人辩称“他也可能曾受益于远东的某些思想，那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利用某种活字进行印刷，并且发明了纸、丝绸、火药和瓷器”。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什么叫“可能曾受益”？什么是“利用某种活字”？这无异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取消了毕昇的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甚至有人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梦溪笔谈》，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由毕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述了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

“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Mrs. Pratibha Prabhkar Gosaui）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Pulpand Paper Canada），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7世纪才出现的，而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另外，前面已经提到，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到了50万、60万、70万、100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发掘就成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专门作假的“神手”。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到100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100万年挖出原始人遗骨？因为他要通过伪造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体揭露曝光，成为震惊考古学界的丑闻。这说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有所抬头，某些人已经在不择手段地粉饰甚至伪造历史。

向：确实，有的国家不择手段，伪造、粉饰历史，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近现代以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却弃如敝屣。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新”事物的追求、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强调，使我们的文化迷失了方向，被我们自己不重视的东西，反而成为别国、别的民族视若珍宝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端午节，被韩国抢在前面申请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请入遗的越南的铜鼓文化，实际上与中国广西壮族、瑶族等民族的铜鼓相类；蒙古国的马头琴已单独入遗，实则我们国家完全可以申请为共有的项目，后来的长调民歌即如此；吉尔吉斯的史诗和阿肯弹唱已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我国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史诗则迟迟未进入申请，一开始也未与其进行联合申报……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虽然后来有所改变。

20世纪末以来，人类的文化遗产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全球化使人类观察文化有了一个全人类的高度和全世界的广度。这种新的文化观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伟大遗产都成为人类共有共享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打破了文化形态的隔阂，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记忆遗产、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遗产、农业遗产、工业遗产等等全都成为不可忽视的人类遗产的组成和不同的形态。在这样的时代，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观照自己的文化经典和民间文化遗产才能真正把握其精要，形成深刻的文化自信；以他者的广阔视野比较和发现发达社会异域文化的精彩呈现，才能从中获得文化发展的趋向与规律的启迪。在全球性的文化视野中，各国文化的发展必须求诸己身。

王：对，在全球化语境中，各国文化的发展必须求诸己身，这也正是各国近年来文化争端频出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还要改书法、书道为韩国的书艺。其中，高丽纸与书法问题是我亲身经历。每每想起，都让我感到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巨大压力。

2005年10月2日，在赴韩国参加“国际书艺学术大会”期间，我翻阅了中韩日三国专家论文集，大吃一惊。韩国全州历史博物馆馆长李东熙教授的文章《韩国书画用纸的来历、韩国造纸术的发展及其书画纸的特征》中第十九页赫然写道：“晋代的王羲之《兰亭序》写到蚕茧纸上的纸，据说是高丽纸。”这是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他就不用“据说”了。在第二十二页，他大胆地说“王羲之所用的纸和中国人喜欢的高丽纸，均为经过加工、适宜书画的韩国高丽纸”。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知道，《兰亭序》是王羲之写于公元353年，是他五十岁时创作的一幅精品。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并且为王羲之翻案，把他尊为书圣，将《兰亭序》列为天下第一行书，还让冯承素双钩廓墨成了《兰亭序》神农本摹本。我在故宫博物院看到过神龙本《兰亭序》。我也仔细看过《兰亭序》的用纸是蚕茧纸，当然不是韩国人用的高丽纸！

于是，我向李东熙提出了质问：“第一，请你出示你认为王羲之《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证据。”我请他出示原文。他说，我不能出示原文，因为没有原文。我感到简直不可思议，就批评说：“在中国做学问的方法叫作‘二重证据法’，提出者是王国维。还有‘三重证据法’，提出者是饶宗颐。三重证据法指的是二重证据法加上甲骨文。就是地下出土之文物，加上地上之文献资料。这是我们做学问的最可靠的基础。你提不出来任何证据，将莫须有的东西随口说成实际的东西，这不是做学问的道理，是非常卑劣的做法。第二，从历史来看，韩国的纸是中国输入的。公元105年蔡伦造纸，公元4世纪中后期才传到韩国。而王羲之生于303年，死于361年，活了59岁。在中国纸刚刚输入韩国，王羲之已经去世了。这个时候韩国就出现了比中国纸还要好的纸，而且让书圣王羲之作为创作用纸，完全是天方夜谭，无中生有！绝无可能！第三，王羲之老家在临沂，后来因为战争南渡到了浙江绍兴。如果韩国纸张要经过东北、华北、中原传入浙江绍兴，完全违背历史。第四，韩国人说王羲之用的是高丽纸，完全是异想天开。韩国的高丽纸在宋代才有一份关于高丽纸的记录，到了明朝高丽纸才多了起来。事实上，高丽纸进入中国并用于书画，是宋明的事情。”

如果这次国际会议上我不对韩国全州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李东熙教授的谬说加以批驳，那么韩国媒体就会说中、日、韩三国已经达成共识：王羲之的书法就是高丽纸作的。如果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任意篡改中国历史没有提出正面批驳，就丧失了一个学者的立场和学术意义。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的话向韩国人说清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我又参加了韩国举办的“国际书法展双年展”，大会论坛的题目是“韩、中、日书艺、书法、书道的释义性探索”。这一题目我马上感觉有很深背景和玄机。论题表明是，日本书道，中国书法，韩国书艺中应该有一个同Calligraphy对应性的名字。实际上，是想废除中国书法日本书道，而全世界统一用韩国书艺与英文对照。我知道他们想说明中国的书法比较低，所以我就说了三条。第一，书法是无法而至法。就是说，它好像是遵循法，但又超越法。它是一种超越性的生命境界。第二，中国的书法不仅仅是法，它包括的是一种境界。第三，全球化当中，中国书法是一种身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身份。

然而，我看到了韩国几位教授的论文后，十分震惊。一些文章的结论是，中国“书法”的法，仅仅是笔法，是一种低浅层次的写字的方法，没有显示出书法这个艺术的境界。日本的“书道”说不通，过于形而上，书法不是道而是技。最好解释的是韩国“书艺”。艺，一方面有技术的含义，二方面有“art”的意思。最后他确定，基于以上的说法，今天应该是倡导书艺。他说，书艺有一个英文标记法，希望是“seo鄄art”。会议中，我突然意识到问题很多。它意味着，韩国人把书法废除了，统一为“seo鄄art”了。

我当然要站起来对这篇韩国论文提出尖锐的质疑和批评。

首先，文中提到韩国中国日本三家才有书法，而别无他国。我认为不妥。我认为书法的世界性和世界的书法化必须张扬。书法原创国当然是中国。

其次，我驳斥了书法就是笔法的错误说法。书法不仅是笔法，还有字法、章法、墨法，这四种“法”在书法文化中称为内法。书法还有外法。书法外法是生命之法，所以书家特别喜欢说血脉不通、骨架不立、精神不明等，把书法看作是生命的血肉骨架的生命之法。韩国人认为“法”是那么低层次的话，那么请问“佛法”是什么意思？难道仅仅是在那里敲木鱼读经吗？绝非如此。佛法里包括广被万物的慈悲之情，同时也包括了日积月累的生命感悟过程 ——灵魂突破肉体的躯壳而逐渐上升的过程。而且书法有境界之别，有上品、中品、下品、下下品。最高的境界是一种悟道的境界。艺术大悟近似狂草境界，正如怀素“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感觉。他已经不是在写字了，他变成行为艺术的“舞者”。唯独中国的书法，达到了舞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就是狂草。因此，书法之“法”并非笔法，更非初级的笔法，而是“以手指月”的大法。

再次，书法、书艺和书道三个名词都是在中国古籍中出现的。词语在移动在流变。我认为，中国最早不称书法而称“书”，《墨子》说“书于竹帛”，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说法。《左传》：“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史记》：“孔子闻之，曰颐‘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这里书法不是作为专有名词出现。书法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最早出现：“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而“书道”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晋代卫铄《笔阵图》：“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书艺”出现在唐代张怀瓘《书断》里。按照这三个词出现的谱系来看中日韩三国的“书法”、“书道”、“书艺”，可以认为，他们都是中国人创造的，而“书法”出现最早。据此，我提出了四项原则：

第一，遵从古老原则。韩国人违背了这条，是孙子为爷爷的爷爷改名。我想说明的是韩国的“书艺”是哪一年作为韩国全国统一称呼书法的名称呢？是1945年。这仅仅只有六十几岁的韩国称呼“书艺”，怎么敢改两千多年的中国“书于竹帛”呢？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第二，尊重差异原则。我提出的问题是，你为谁统一？依据的是什么理由？为何要抛弃差异性原则，而要统一为韩国语英语对译？其实，德里达、福科都强调“差异”（Difference）。中国最重要的一句话，叫作“和而不同”，而且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第三，不要为西方霸权话语而修改东方。书法只能用英文悦alligraphy这个词来对译。这个词中的calli是“美丽”的意思，graphy是“书写”的意思，加起来是“美丽地书写”，表明是几十个字母的花体 ——写写文牍公函写得很漂亮的字体，同中国的“书法”不能完全等同，中国书法就如蔡邕说的“惟软而奇怪生焉”。正是因为毛笔的柔软，才会在宣纸上出现千变万化的书法意味。我认为，目前情况下，应继续用悦alligraphy这个词。

第四，不能同义反复。韩国人提出一个问题，引用了《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道有德有仁有艺，以用书艺，用一个墨子的“书于竹帛”，用一个孔子的“艺”，难道不可以吗？我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艺”并非今日“艺术”的“艺”。“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当时的贵族子弟要受严格的教育，六艺中的射、御、数主要的是技术。如果要这么谈“游于艺”的话，我想问孔子《论语》中相当经典的一个论述“吾与点也”，是什么意思？孔子让学生各叙其志，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曰颐“吾与点也！”这是孔子美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这才叫艺。孔子以为那是最高的艺术。中国诗、舞、乐，都是单词性的，如果要加艺的话，就会出现同义反复。另外，“art”这个词的翻译上，在中国日本，大部分都翻成美术。只有在最宽泛的意思上，才把它说成是最普通的艺术。比如说，后面加了一个philosophy，变成艺术哲学的时候，把它说成是艺术。大部分时期，都把它翻译成美术。比如中国美术史，而不是中国艺术史。我认为如果继续认为书艺比书法更高的话，是不妥当的。我想说的是，这次书法文化论战争论得很厉害，韩国人提出用“seo鄄art”、“书艺”来淘汰“书法”、“书道”，来统一东方的书法的说法，当然是不能成立的。

我在韩国出席了两次国际会议，但出席的听众寥寥无几，说明东亚书法遭遇到西方艺术的强势侵入，而书法现代性遭遇到的危机是东方文化的共同危机。如果不正视这个危机，而是仅仅对西方中心主义臣服，必将走进死胡同。那种想统一三国、定鼎首尔、征服世界的想法，同书法国际会议的冷冷清清形成的巨大反差说明韩国今天已经废除汉字，使得韩国书法的生命只有这一代尚能认识汉字的人。这一代人去世以后，韩国的书法将随着拼音化而永远飘逝。而中国有百万书法大军，有广泛的书法基础，将在未来的书法世界化浪潮中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样也将使汉字文化圈中重现生命的力量。同时这也意味着，“seo鄄art”之类一厢情愿也将成为历史飘逝的一叶。

韩国近年来对中华文化抢注非常积极，乃至到了疯狂的地步。这种不问历史的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行为，已经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

向：前面我们提到，争抢文化所有权的争端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对文化权的争夺主要表现为国际争端与国内争吵两种。上面举的是国际文化争端的例子，在国内，这样的争夺也方兴未艾。一种有影响的文化被几个地方跨县、跨市、跨省争夺，现如今这种现象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在媒体、专家眼中是一片痛斥之声。比如，国内对“梁祝”文化申遗的争论与争执，多个传播地争抢，并且都坚持自己是唯一的、独有的、正宗的，完全不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性，一时间也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批评虽多，此种现象却从未销声匿迹。相反，有时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我们的地方官员、文化人、百姓对舆论、对专家的权威竟一点也不为所动？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位思考，媒体的批评、专家的痛斥，也有盲目跟风、牛头不对马嘴、以偏概全、不着边际、不问就里的地方？媒体和专家就一贯正确吗？至少，在我多年观察各地争夺文化品牌这一事实上，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客观因素、合理诉求、文化规律被忽视和误读了。

先说积极意义。举凡争夺地域文化品牌的地方，都是某县、某市、某省有一种历史传承下来的且有相当影响范围的特色文化。比如历史地域传说中的名人，影响过历史的事件，重大的文化创造，等等。我们国家历史悠久、朝代众多、名人辈出，留下可资缅怀、纪念、传承的文化所在遍地可见。历史上，我国各地也有编纂地方史志的传统，免不了要将一地的文化事迹传统收入其中，传之久远，告之后人。这个传统曾经一度中断，或者这些名人名事因一时政治标准的不同，不再在新的地方史志中现身出场。不曾中断的历史被人为地留下若干空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逐渐得到扭转、改变。各种文化名人、名事、名迹、名声又回到人们的视线中，从三皇五帝到孔夫子、经史子集、三教九流，漫漫历史，目不暇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说明各地官员对本乡本土文化的重视，此中当然难免不正确的政绩观作祟，把事情做过了头或做得不着边际，但大多还是体现出一种爱乡的情结，并且得到本地知名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欢迎。比如一些名人文化，在当地可能数千年、几百年就一直有庙宇香火，百姓自有庙会朝拜。把这种有历史传统和百姓传承的文化纳入政府工作视野，有什么不可？此外，我们所说的文化多样性，其实就在地域文化、特色文化之中。没有文化的地域性、地方性、乡土性、民间性，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一句空话。保护、维持文化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更多的地方政府重视自己脚下、所在乡土、一方水土中的文化。让这些文化在已有的名声基础上再放大名声；让这些文化名声拉动帮助一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名声，不仅有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文化的神奇功能之一。这有什么不好呢？所以，照我观察，各地争夺文化资源、争夺文化品牌、争夺文化名人，提出批评的多是“他者”，乡里人大多却乐此不疲地参与其中。除非地方政府把一个文化做得太不文化、太拙劣、太可笑，太急功近利、太“政绩化”，太劳民伤财，一般情况下，百姓拥护者居多。

把一种文化资源作为争抢的对象，开展一些口水战、抢注册、争正宗，一时有些乱象，但想一想，这种争文化比起“大跃进”式的争数字、抢瞒报，谁更进步呢？抢文化，一定意义上是重视文化，一定意义上是宣传了文化，一定意义上是提升了文化。即使其中有一些副作用，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丑态，但总的看，这若干年来，积极作用更大。我自己的亲历是，若干年前，我们专家学者告诉一些地方，你这里的这个文化、那个文化如何如何重要、如何如何全国屈指可数，应予重视、保护、利用，那时有几个地方领导能真正听进专家的意见和呼吁？现在很多地方领导不一样了，本地文化能得到专家认可，他们就操作起来了。我所奇怪的是三点：第一，当地方领导呼应专家学者声音时，你们怎么像当年批评他们无动于衷一样，又批评他们热衷此道起来了？第二，为什么我们只听到众口一词的专家批评，而没有若干专家的有学理的争鸣？文化现象纷纭复杂，涉及不同学科，个别学科的专家为什么在那里包打天下？第三，我们的传媒批评，有多少是认真考察、比较、研究了多地的文化事实而后发声的？

所谓一种文化几地争抢，不外乎这样几种：（1）神话传说人物，由于历史久远、真真假假到处流传；（2）人物的出生、行事、墓葬各有其地，不在一处；（3）历史史实真迹难考；（4）民间传说四处传播；（5）史实与传说混杂一起，典籍与民间各执一词；（6）小说事迹、小说人物与小说作者的行踪搅成一锅粥；（7）地域相邻，原属一个文化范围，现为不同行政区划，文化因人为切割，导致一名多地相争。此中，也有极个别的将历史上如传说中，甚至小说中的负面人物拿来做文化文章，比如争抢西门庆故里之类的，或者完全的唯利是图。这是贻笑大方、不足为取的。

在排除那些价值观颠倒、唯名至上、唯利是图、不论历史是非的争抢外，大多数文化争抢都可以仔细辨析。以地域切割为例，这是文化分布传播与行政区划分割、变迁导致的。比如我们的徽文化就在安徽、江西等省分布。河南的盘古神话至今还在流传，并且分布在几个相邻的县域内。这则神话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它的分布被后来的行政区划分割了，这样导致了几县共有盘古文化的现象。与此类似的，还有女娲神话等。一种文化跨地域、跨民族、跨国家分布的现象是普遍可见的。比如非洲的很多文化、民族、国家都因为殖民主义的强行瓜分和划分呈现出人为的切割现象。所以，对待跨境分布、两国或多国共有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认定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时就特别注意和关照到此一点，设立了两国共有、多国共有的项目。这种尊重文化事实处理文化传播、文化主权、文化名誉的做法值得学习。又比如，历史史迹难于考辨，史籍记载各执一词，导致专家学者意见不统一、地方官员和百姓争执不下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文化大国也是屡见不鲜的。诸葛亮究竟是躬耕于南阳（《出师表》），还是隆中（《三国志》），自明以来，就在湖北襄阳（襄樊）和河南南阳之间相持不下。两地均有相应的庙祝和遗迹，并为当地人民崇祀。我想，这种争执恐怕是一时难以平息，不妨“共有”。所以，清咸丰年间，湖北人顾嘉衡在河南南阳郡任太守，面对家乡人民和自己辖区内人民的争执，为南阳卧龙岗武侯祠诸葛草堂书写了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虽是无奈之词，却也有大胸怀。这应是我们面对文化争执时比较可行的一种选择和心态。

再如，《西游记》文化在江苏连云港和河南引发的争论，花木兰传说的湖北、河南之争，董永传说、七夕传说、孟姜女传说的多地风波。与此相关的还有曹雪芹故里之争，几乎就是学者之间的学术、学派之争，引发出地域之争。既然学术以百家争鸣为上，此类地域之争作为艺术争鸣的一种表现形式，又为何不让它存在下去呢？它为我们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文化风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地标性图景。

还如，我国有许多神话、传说的人与事分布甚广，成为文化争名的焦点。黄帝、炎帝自不必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也呈现出繁杂的流布……这样的民间文化传承，如果我们不予以承认或尊重，是不可理喻的。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文化之争，都发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而这种遗产的核心价值就是广为流传，变异多样，具有跨域、跨境、跨民族、跨族群、跨社区分布的特性；它也有许许多多的物化遗迹附着其中，但它的文化价值不以这样物化遗迹的文物地位为价值标准，即是以其口头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为文化价值。可惜，我们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普及还很不够，人们多用“文物价值”套用这些“非遗”的文化价值，所以，要以物说事，以唯一性排他性为准绳，只许我有，不许你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才常常“争夺”激烈，也闹出许多无端烦恼，让人嘲笑，因此把一种文化保护变为一出出闹剧。这可以说是众多“非遗”各地争抢的最大文化误区和文化原因。

由于绝大多数争执发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包括神话、传说、风俗等，争执者对此一新型文化遗产特性不尽了然，以为共享会分散其文化品质。而专家学者们的批评，我所见的是同样的问题和毛病，即学者多为历史学者、文物学者、文化学者，鲜有非遗学者发声。这样的批评之声，所用的尺子，同样是历史学、文献学、文物学的，是排他的、不承认传播传承和活态流布的，是见物不见人的，是唯“物”的学术立场。这实际上等于是用一把奇怪的学术尺子在丈量完全不同类的另一种文化。这样的批评，能有多大的学术力量，可想而知。可惜，这些声音一定程度影响了我们的决策和政策。至少，我个人以为，把虚构人物或虚构文化列入非文化，打入不得被承认的境地，是对口头文学、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极大误解和歧视，也是与我国非遗保护精神相违背的。君不见，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几地共有、多地并存、跨域分布、全国流传的项目比比皆是。不见容同名文化分地而治，岂非自相矛盾？

如此看来，很多的文化争抢，很多的“虚构文化”，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四散分布、广为流传，就是一个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位、重新辨析的事情。在我看来，一种文化几地争，也未见得是坏事，也未见得都是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无聊之极。相反，在相当情景上，这种争执是不可避免的，是客观的历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但可以共赢的文化真实。

王：换个角度看，一种文化几地争、几国争的确不是坏事，更不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无聊之举，而是各地、各国文化自觉的表征，也是各地各国开始认识到文化的力量之后有意识的自觉行为。

现在许多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两大已经遭到了质疑。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要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后会有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的图谋呢？为什么有外国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这里面的问题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可以说，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富裕的同时，文化建设变得非常关键。

当今世界关注“东方主义”[1]问题，其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当代的因素。20世纪后期，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北美经济军事的发达一体，欧洲货币的统一，而亚洲统一的领头雁是谁，也成为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于是，不仅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近些年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

从深层看，日本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从“脱亚入欧”转型到“向亚太进军”。一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一员”自居的日本，二战后看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振兴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于是，日本开始从地缘政治和亚太经济潜力上体悟到“东亚崛起”的重要性，开始提出成为东亚经济繁荣“领头雁”的前瞻性战略思维。其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新举措：国策上强调全球化中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大国外交”的战略，认为国际社会的中心已经从政治和军事转移到经济和文化方面，日本要努力实现“新的全球观念”，走向“新的产业文化国家”。这一切都标明日本正力图成为亚洲共同体的老大。

现在，我们面临的首先是一个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问题。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重视，才可不断输出中国有价值的新思想。中国文化历经冲击而不崩溃，还有凝聚力，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自我创新，有一个大胃口，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东西。我个人一直在做这样的事，虽然有时遇到困难，也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能够做到怎样现在没法预料，但首先一定要清醒地去做。

[1]由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提出。Orientalism，又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赛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是西方人从文化上对东方人进行控制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