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复杂且隐晦的话题。这当然与阿尔都塞本人的思想有关，纵观阿尔都塞的理论，我们显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其思想前后期的不同，这样一种转变发生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从整体取向来看，阿尔都塞前期的理论旨趣是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规划是不相符合的，但从细节上来看，墨菲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其受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拉克劳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也是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下完成的。后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初入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时，都受到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振聋发聩式解读的影响，但作为经历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后马克思主义，由于法共软弱无力及其和平议会路线，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加之1968年“五月风暴”所催生的各种新社会运动，其倡导的对性别、身体、生态等问题的关注，日益成为批判资本主义最切近的方式。在这种背景中，马克思主义所信奉的那套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模式则被斥责为经济主义、历史决定论而遭到抛弃。而阿尔都塞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也被这般洪流所掩埋。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曲解以及中产阶级的崛起。这种曲解有其客观的时代原因，这也是阿尔都塞强调要发展和丰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社会，而这种“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秘密，并通过这种秘密的揭示来唤醒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从而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本人抓住了时代的本质规定性，但随着列宁的俄国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的胜利并非严格按照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描述）以及斯大林主义的泛滥及其被做实为经济主义，使得人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法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资本主义通过教育和福利制度改革，催生了在马克思思想中从未涉及的中产阶级，而这是新生社会运动的主力军，这同时意味着非典型社会运动的到来。“真实的状况是，左派政党已经演变成关注中产阶级的政党了，而这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利的。”[7]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大抵就是在这种背景中产生的。中产阶级因为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可靠的保障，这使得其取向更加偏向政治领域，而其手段则是对抗，而非革命。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才声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政治不是上层建筑，而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8]所以，当政治承担起了对抗的主要任务时，策略便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其指向便是所谓的霸权问题。
在这种时代背景中，阿尔都塞的思想便遭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唾弃。在此，需要探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确实在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描述中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影响，因为阿尔都塞在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已经逐渐开始意识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撰写了具有开创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但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正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重释的努力及其创新，而是笼统地将阿尔都塞扔进了历史垃圾堆里。阿尔都塞的努力与创新所得出的理论结果，即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多元决定、无主体的过程、偶然唯物论都在以理论清场及理论背景的角色影响着后马克思主义对主体的匮乏、反历史决定论、霸权与偶然性逻辑的论述，尤其是阿尔都塞晚期的思想与德勒兹、福柯以及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思想相互交织在一起，而这些思想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所倚重的理论资源。
1．意识形态与霸权：从科学到策略的转变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中，意识形态与霸权所履行的功能基本一致，阿尔都塞就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就在于获得一种霸权或领导权。“这种意识形态围绕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被统一起来，其目的在于保障葛兰西所说的那种统治阶级的领导权。”[9]在此，阿尔都塞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科学的内容，也就是说，相较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阿尔都塞旨在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为意识形态寻找一种具有真实内容的存在，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拥有意识形态理论。而阿尔都塞通过阶级意识的统一性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为意识形态寻找真实的内容。因为意识形态具有真实的内容便足以说明其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便成了科学主义的牺牲品。为何在后马克思主义中，科学主义成了阿尔都塞理论的代名词？阿尔都塞通过“认识论断裂”而对马克思进行的新解读，为何成了科学主义？阿尔都塞之所以称马克思后期为科学的阶段，旨在说明马克思不再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兜圈子，而是借助新的概念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矛盾，这就是阿尔都塞所谓的科学阶段。这与科学主义毫无关系。依据阿尔都塞晚期的自我批评，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个具有现实内容的科学概念，但这不排除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策略性使用。因为其毕竟不是一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是一个被阿尔都塞所拯救出来的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与霸权概念便都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述之外寻求解释和理解社会现实的新概念。拉墨指出：“霸权概念并不能表现为在其自身的特殊性质中来定义的一种新的关系类型，而是为了填补在历史必然性链条中被打开的虚空。‘霸权’将暗示着总体性的缺席，以及为了克服这种原初的缺席而诉诸重组和重新链接的各种尝试，这将可能使斗争获得一种意义，使历史力量得到一种充分的积极性。”[10]
显而易见，在拉墨的解释中，霸权概念本身并不具有自在的属性，而是对历史必然性断裂的一种重新填补；这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整体性的坍塌，在这种碎片化的社会关系中寻找霸权的链接点。而霸权概念所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没有覆盖的领域，后马克思主义希望霸权概念能够为这些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覆盖到的领域中的社会运动提供合理的解释。由此可见，霸权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自葛兰西以来，霸权描述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如何能够更巧妙地宣传它的理想而不是使用武力来遏制革命反对派的发展。因此，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中，我们拥有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或文化概念（例如教育体系或媒体）概念——它们传递出公认的资产阶级行为模式，即那些旨在限制异议发展的行为模式。武装力量仍然在背后作为最后的手段（压迫性国家机器）。然而，在拉墨对其经典地位的解释中，霸权是一个旨在掩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裂缝的概念”[11]。毫无疑问的是，葛兰西与阿尔都塞对霸权和意识形态的论述，极大地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的议题，而这也成为拉墨从经济转向政治领域的重要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旨趣就在于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领域的描述所追求的社会同一性以及由此催生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同一性问题已然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破产了。所以拉墨在霸权的谱系探讨中，直接对卢森堡、考茨基、伯恩斯坦进行论述，其目的就在于说明政治的自主介入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当然，其前提是驳斥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经济决定论对经济领域的重视。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早就做了大量的动作。
从后马克思主义对霸权的解释来看，其只是一个策略性概念，因为其只是在总体性与同一性实践出现断裂时才能发挥其功能。“霸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链接诸种实践的领域，‘要素’还未明确化为‘因素’的领域。在一个关系同一性的封闭体系中，每一个因素的意义是被完全确定的，因而不存在霸权实践的空间……正是因为霸权假定了社会系统的不完整性与开放性，所以霸权实践才能在只有链接实践所主宰的领域中发生。”[12]在此，霸权概念便与链接实践联系在一起。链接实践的前提是社会本身是碎片化的存在，这是后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基本判断。由社会碎片化存在所带来的虚空的社会空间，正是霸权的链接实践的用武之地。但问题在于，既然后马克思主义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同一性及其社会同一性的论述，为何却又中意于链接呢？因为说到底，链接的最终结果也是要形成同一性的论断，要不然链接的意义何在？如果说社会存在本身是碎片化的且不能被同一性所覆盖，那链接本身也是徒劳的，因为异质性存在本身是不可能被链接的。那么，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强调霸权链接实践呢？依笔者看来，其目的只是要在分析社会存在的范式中加入政治的因素。因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述中，政治对抗是要被还原到阶级对抗之中，这是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产物。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时代原因所在。
政治分析重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倒逼”的产物。所以后马克思主义指出：“我们将试图证明，经济的空间将自身建构为一种政治空间，正如在其他社会‘层面’中一样，在政治空间中，我们将其特征化为霸权的实践是完全可行的。”[13]而阿尔都塞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才有意识形态理论的面世。政治因素被阿尔都塞重视还在于其对列宁理论的解读，而后马克思主义也在列宁思想中汲取养分。后马克思主义认为霸权在列宁主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列宁主义，霸权概念成了由偶然的‘具体情况’所要求的新的政治思考形式中的拱心石，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便发生在此情形中”[14]。列宁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政治介入无产阶级斗争开了先河，因为单就经济情形而言，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发生；但就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现状以及俄国内外政治形势而言，无产阶级可以在经济、阶级同一性之外寻得政治链接的可能性，从而促使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阿尔都塞对列宁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阿尔都塞认为，理论必须具有政治性，也就是说，在由理论所指向的革命实践中必须要有政治分析的维度。因为阿尔都塞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多元决定的产物，这其中就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阿尔都塞通过将政治与意识形态引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从而对经济决定论形成了尖锐的对抗，这也是之后的理论家们能够跳出第二国家经济决定论的重要因素。
就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以及赋予政治与意识形态地位以相对自主性而言，阿尔都塞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存在的，并且实质地表现为对经济决定论的拒斥。但是，不同点在于，虽然阿尔都塞提升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构成要素的重要性，但其前提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致性与纯洁性，而这是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所不能接受的。“非常重要的是，无论是在葛兰西那里还是在阿尔都塞那里，对霸权概念的进一步阐述所寻求的仍然是理论的纯洁性。”[15]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的维护是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实现的，“（在阿尔都塞那里）它却是阅读或重新阅读马克思著作的结果”[16]，不像后马克思主义直接把马克思主义打发成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阿尔都塞是在理论上为拒绝类似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提供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资源。因为阿尔都塞本人根本就不认同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的做法，这被阿尔都塞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可见，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护是一种理论内部的反思和重构的结果，而在此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理论外部反思的结果。“阿尔都塞的尝试就处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点上：在去斯大林化和新资本主义的相对成功之后，如何能重建这种完整主义。”[17]而拉墨“他们关心的不是理论的纯洁性，而是结合，即‘某种在各种因素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从而把这些因素的同一性修改为结合实践的结果的实践’”[18]。前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来重塑这种同一性，而后者则试图将这种同一性转换为‘结合实践’的产物，也就是说，这种同一性是由霸权链接实践填补马克思主义同一性断裂而实现的。
由此可见，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的转换是由科学概念向策略概念的转换。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之所以能被称为一个科学概念，在于无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还是在阶级斗争中，其都具有真实的内容，而且阿尔都塞通过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人与其生存条件的关系的方式将意识形态做实为人类生存的必然因素，其是人与周围世界发生关系的必然产物。通过这种方式，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理论塞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言不能说不是一大贡献，因为它在不断地扩充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空间。而后马克思主义对同一性与本质主义的拒斥，使得其霸权理论也成为一种策略性概念。这种策略性表现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所无法触及的地方或其所认为无法触及的地方，开展其霸权实践活动。这种在社会分析模式框架之外寻求由偶然性引起的霸权链接实践，是否存在机会主义之嫌？“摆脱本质主义不必然会解决所有的社会政治问题：脱离了任何理论依据的局部战略可能与纯粹的机会主义难以区分，并且左翼政治的传统的要求并不只是如此。”[19]这就是作为策略性概念的霸权所要面临的挑战。
2．多元决定与政治自主性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早期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阶段以及后来的《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阶段。而拉墨认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的思想“似乎打开了描述一种新的链接概念的可能性，而这种链接本应开始于这种社会关系的多元特征。但这并没有发生。多元决定的概念在阿尔都塞的话语中趋于消失，而且其日益增长的封闭性导致了一种新变种的本质主义。这个过程开始于‘论唯物辩证法’，完成于《读〈资本论〉》。”[20]拉墨在没有思考阿尔都塞早期多元决定论的用意的情况下，便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视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变种，更不要说阿尔都塞后来在多元决定上的论述。阿尔都塞在《论唯物辩证法》的开始部分就说明了多元决定的用意是在于“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问题”[21]。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的首要旨趣就在于反对本质主义，其典型代表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催生的社会总体性理论。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由于信奉所谓的“颠倒说”而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直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其典型做法就是用物质、经济因素来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此来加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性和同一性。但这样一种理论变种的恶果就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阿尔都塞对此是极力批评的。在这种理论背景中，阿尔都塞借助多元决定为马克思辩证法的特殊性做解释。这样的做法其实最具价值的成果便是反对经济决定论，而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而且在《论唯物辩证法》中，阿尔都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通过多元决定来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即列宁和毛泽东思想寻求合理的解释。而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其实却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论述霸权概念谱系的基本内容。“我们刚才看到的阿尔都塞多元决定也首先被用于驳斥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对作为‘世纪大事件’的俄国革命进行解释成为可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矛盾和革命紧张之间的平行运动的最初理论，让位于一种相反的理论，这就是因结构不同而导致的发展不平衡、差异、‘落后’和‘先进’的理论。”[22]而阿隆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论述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向大致相契合。
拉墨之所以说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最终演化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变种，原因在于其认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仍然服务于另一个中心因素：“如果多元决定概念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产生出对总体性的解构功能，这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存在将多元决定与阿尔都塞话语中的另一种中心因素相兼容的企图，严格说来，这个中心因素是与多元决定不相容的，即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23]拉墨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所做的如此判断，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针对《读〈资本论〉》中结构主义方法对“整体”统一性的保留；其次，拉墨可能并没有阅读阿尔都塞后期对“归根到底……”所做的批判。阿尔都塞借助于结构主义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在于消除单一因素的决定模式，因为结构是一个缺席的原因。“作为不在场的效力，结构被界定为造成了某个结果的不在场原因，它已经超越了它的每个组成因素，其方式与能指超越所指的方式无异。”[24]这样一种方法的主要旨趣在于对抗宏大的主体，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用来对抗经济决定论。要素与结构、要素与要素之间不再是直接的、单向的决定模式，而是通过结构的关系而相互作用。就阿尔都塞看来，这就在方法论分析上直接弱化了经济因素的地位，而是在诸多因素与作为整体的结构的关系之中推动历史的发展。拉墨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只停留在阿尔都塞的策略性地使用的“作为整体的结构”上，况且其还是一种不在场的、非实体性的关系；而没有关注到结构主义的方法为多元决定所撕开的可能性以及为进一步推进去经济决定论所做的努力。不管怎样，“阿尔都塞在结构主义方法论之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构，也可以被认为创造了一种为混合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所接受的思潮——拉墨显然从那一领域获得了激励。”[25]
至于拉墨仍然认定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是最终服从于经济决定的论点，其大概没有认真关注阿尔都塞在《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中对“归根到底……”的论述。阿尔都塞首先引用了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来驳斥经济决定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为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6]由此可见，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这种再生产本身还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再生产。其次，“提出决定作用里的这个‘归根到底’就起到了双重的作用：它把马克思从一切机械论的解释里截然地分离出来，同时在决定作用内部揭示了由一些不同的诉求所发挥的功能，即由辩证法所勾画的那样一种现实差异所发挥的功能。因此，这一地形学表明，只有在一个有所区分的、因此也是复合的和连接起来的整体中，才能把握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在这样的整体中，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确定了其他那些诉求的现实差异、它们的相对自主性和它们反作用于基础本身的固有方式。”[27]显然，阿尔都塞对“归根到底”的理解是以差异为基础的，并且在此差异的基础上建立的整体是一种复合的和连接的整体。所以里格比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中说：“最近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解释是由阿尔都塞提出的……阿尔都塞的著作提供了一种原创性的尝试，他试图对‘经济具有首要性’做出了一种非简约主义的解读。”[28]也就是说，阿尔都塞谋求一种以差异而非单一决定的解释模式。而后马克思主义重视霸权的“连接”功能的前提就是社会本身是差异化的存在，这才需要“连接”的出现。阿尔都塞认为“归根到底”是一种地形学的隐喻，其目的在于解构黑格尔的圆圈化的社会存在。阿尔都塞解读的意义在于反对经济决定论，并为对社会进行差异化描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自治权打开了新的视域。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尽管这一点也不符合阿尔都塞的意图。我们已经指出，对拉墨来说，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如何暗示了社会及其行为者并不存在一种本质，从而站在了后现代主义的边缘上。就创造一种能够呈现出广泛的新近理论发展和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未完成特征的‘混合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较为成功的尝试之一。它同拉墨的规划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继续信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29]这就是阿尔都塞思想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关联的隐晦之处，阿尔都塞在重释马克思主义以应对危机时，却无意识地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碍于阿尔都塞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而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对待其所受到的影响。
当然，拉墨对“政治”概念及其功能有自身的独特理解，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中就指出：“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30]在此，政治被提升为人类存在的存在论中的一个维度，就政治本身的属性而言，其确实是人类共同体生活的必要组成因素。按照墨菲的理解，政治关乎身份的差异，即他者的存在，在这种异质的存在中，对抗便是普遍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墨菲认为：“任何一种我们/他们的关系类型，无论是宗教的、种族的、民族国家的、经济的或是其他的，都成了政治对抗的场所。”[31]墨菲对“政治”概念的转换在于，将作为各种斗争的政治目的反过来成为统摄各种斗争的普遍形式，即由政治行为转换为政治利益，也就是说，每一种社会行为本身都具有相应政治利益的考量，即使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此意义上，政治的内涵便包括了经济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按照墨菲对政治概念及其功能的理解，笔者认为其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实现对社会行为的普遍化描述，正如其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经济同一性描述一样。社会存在本身是多维度的，在各社会领域关系复杂且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时代，任何一种单一化的描述都被后现代哲学证明为一种虚假的幻象。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多元决定论在此仍然具有现实的解释力，它一方面将发挥统摄作用的结构隐去，同时又将社会存在的各种维度呈现出来，以此来摆脱任何本质主义的叙事。
阿尔都塞诉诸结构主义与多元决定的目的在于悬置被马克思主义解读为社会本质的经济同一性，而以一种不在场的结构来取代实体性的本质，并且通过多元决定的方式来提升社会各存在维度在社会分析中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是典型的斯宾诺莎主义者，这也是为什么斯宾诺莎在当代激进政治思想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所在。拉墨的规划在于明确放弃这种同一性，哪怕是虚拟的同一性也要被驱除，但其又将同一性视为链接实践的结果。这种作为链接实践结果的同一性便要求在必然性链条的断裂处不断地实践这种链接，这也是霸权实践的空间。在此意义上，霸权的链接实践实际上是跟必然性相对的偶然性联系在一起。
就社会构成而言，拉墨认为：“不存在被单一的根本原则决定的社会，而只是由差异构成的整体领域。”[32]在差异的基础上，拉墨进一步指出：“必然性只能作为偶然性的领域的局部限制而存在。”[33]而由此引出的偶然性逻辑又将阿尔都塞晚期的思想与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
3．偶然、相遇与链接
拉墨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和必然性概念，而认为“同一性领域从来没有被完全的确认，它只是多元决定的领域”[34]。而将多元决定、同一性与偶然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阿尔都塞，“阿尔都塞首先开启了这种观念的先河：为了多元决定而牺牲了归根到底决定论，并且把偶然性与必然性纳入到新的关系中……”[35]在《矛盾与多元决定》附录中，出于反对经济决定论，阿尔都塞指出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必然性作为偶然事件的总结果而建立在偶然实践的基础上；因此，它真的是这些偶然事件的必然性。”[36]偶然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必然性的基础，在于偶然事件本身就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拉墨通过俄国革命阐述了这种新型的关系，“在俄国的事件中，因为错位将自身表现为积极的形势，这种形势使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成为可能——即以一定的方式参与到历史中去——而这使工人阶级与其在规定事件中假定要完成的任务之间的新型关系成为一种必然”[37]。拉墨认为，在俄国首先要发生革命的应该是资产阶级，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不成熟，以致其无法承担起此任务。而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冲破所谓历史必然性的规定，承担起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任务。而原本属于资产阶级的任务，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发展部成熟这个偶然性因素，现在由无产阶级来承担，这就是偶然性变成必然性的过程。正是有了这种偶然性的出现，拉墨视之为霸权链接的工人阶级实践才能得以出现。同时，拉墨指出：“霸权逻辑，作为一种链接和偶然性逻辑，已经开始决定着霸权主体的同一性”。[38]在此，拉墨借助这种链接和偶然性逻辑的帮助来重塑主体的规定性，将原来由经济利益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同一性转化为一种由偶然逻辑所实现的同一性所规定的霸权主体。由此看来，拉墨本身仍然未摆脱对同一性的追求，只是其将自身所追求的同一性规定为由多元性和非固定性的链接而成的同一性。“不固定性已经成为每一种社会同一性的条件。”[39]这就是拉墨在霸权链接的名义下将偶然性、必然性、链接、同一性联系在一起的方式。
而阿尔都塞在晚期提出的偶然唯物论中，其实已经实现了拉墨在霸权实践中所实现的理论构想。就偶然性与链接的关系来说，拉墨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必然性的断裂所带来的偶然性环节，使得链接本身有了发生的可能。而阿尔都塞在偶然与相遇的关系中，同样表达了类似的思想。阿尔都塞认为，世界本是按照必然性运作，原子在虚空中平行下落而相互没有交集，出于一种偶然性，原子本身脱离了原先的平行轨迹，这便使得诸原子发生了偏斜，相遇从而产生。在此，两者都是出于必然性逻辑的断裂，从而为偶然性及其随后的相遇或链接提供了绝对的前提。唯一的区别在于阿尔都塞这种模式是在哲学或存在论层面来论述两者的关系，而拉墨则是在具体的政治链接中来阐述。阿尔都塞的论述虽然是在存在论层面展开，但其指向却是政治实践，而且较拉墨更为彻底的是，此时阿尔都塞对政治实践的强调根本就不在经济和阶级利益同一性的框架中实现的，而拉墨却还在政治链接对抗经济决定所实现的同一性中策略地挣扎，反而却批评阿尔都塞仍然囿于本质主义之中。在晚期的偶然唯物论中，阿尔都塞对偶然性的强调并直接将德里达和德勒兹的思想纳入其中，表示阿尔都塞已经站在了后结构主义的门槛上了，而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及宏大主体的解构，是拉墨霸权理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所以拉墨说：“后结构主义是我们理论反思的主要来源，同时，在后结构主义的领域中，解构和拉康主义的理论在我们形成霸权概念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40]
阿尔都塞在偶然唯物论中对马基雅维利以及卢梭的强调，都在于将政治实践的叙事方式转向一种事件化的方式。这意味着政治实践本身将不再从经济—阶级利益的同一性出发，而是以形势为基础。简单说来，这意味着在历史进程的某个时刻，由于局部形势的偶然性爆发，使得原先的同一性逻辑无法解释，这便需要实践主体依据形势而以实践的方式推进政治实践。阿尔都塞仍然是在列宁的政治实践中寻找理论和现实的支撑，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阿尔都塞眼中就是这一事件化叙事的最好例证，而拉墨本人亦是在此寻求霸权链接实践的理论和现实支持。但阿尔都塞比拉墨彻底的地方在于：阿尔都塞通过形势与事件，将所有的主体同一性问题、政治与经济等各社会层面的决定关系问题都转化为一种策略问题，其主轴不仅是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而是在于如何在形势和事件的局势中促进政治实践的展开。这也是阿尔都塞后来被人批评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但这在阿尔都塞看来并非如此，因为他对辩证唯物主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在前一章中已经详细论述过。
拉墨之所以要借助偶然性与链接，目的在于为霸权寻得合法的基础。因为偶然性与链接问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任务与经济分析的关系问题。拉墨认为：“经济领域不是一个从属于内生性法则的自我调节空间；对于社会主体来说，不存在一个能够确定最终阶级核心的建构性原则，也不存在由历史利益所确定的阶级立场。”[41]在拉墨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任务是与经济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通过取消单一经济分析的模式，阶级的任务就将不复存在，而这是偶然性的前提。“如果任务不再与阶级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那么，它的同一性便只能通过霸权形势内的单独的链接而被给予。因此，它的同一性就变成了一种纯粹关系的同一性。”[42]通过解构阶级与其任务之间的必然联系，拉墨将其称为“关系性的同一性”而非本源性的同一性。而这种关系使政治实践的任务本身不再是由政治实践的唯一的被选中的阶级来完成，拉墨正是在此意义上扩大了政治实践的主体范围，为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合理解释提供了理论保障。
阿尔都塞借助形势、偶然、相遇与事件概念，目的在于为政治实践寻求一种非决定论的模式。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与拉墨都分享着共同的理论背景。拉墨虽然没有在著作中论述“事件”，但其所借助用来证明其霸权理论的案例，在阿尔都塞思想维度看来，都是事件化的叙事。因为按照拉墨的理解，偶然性对必然性断裂的填补，其必然表现为一种事件。事件的意义在于其与当下普遍性原则之间的不兼容，而霸权链接所实现的实践，最终其实是以“事件”形式出现的。这也是“事件政治学”在当今激进政治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就在这种逻辑中展开，这毫无疑问是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政治实践事件化的叙事，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远去，而今其表现的方式就是各种新社会运动，例如对女性主义、生态问题、议会斗争、恐怖主义、种族、民族等问题。在这些新社会运动所引发的局部环境的改变中寻求政治实践的可能性是当今激进政治理论所追求的。而拉墨的霸权链接实践便在这种形势中寻求实现的机遇。
4．主体、话语与意识形态
关于主体问题，阿尔都塞有过专门的理论分析，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有一节的论题就是“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在阿尔都塞的论述中，主体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但其中介是话语，这在他具体分析基督教意识形态时可以得到证明。阿尔都塞的意图非常明显，即通过意识形态而生产出主体，通过主体生产出意识形态，这就是所谓的镜像结构。“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而且还是一种双重反射的结构：这种镜像复制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并且保障意识形态发挥功能。”[43]在此，意识形态和主体都履行着同一性的任务，但这暗示着，在人作为主体之前，其本身是一种差异化的存在，否则就不存在所谓的“传唤”过程。在此，意识形态便履行着被后马克思主义称为链接的霸权功能。因为阿尔都塞指出：“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44]在此，阿尔都塞提到了“具体的个人”，毫无疑问，“具体的个人”指向的内容是一种非同一化的存在，而是拥有自身独特内容的具体存在。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这些“具体”的内容还表现在具体的日常实践及其仪式中，“你我从来都是主体，并且就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实践着意识形态承认的各种形式；这些形式可以向我们保证，我们的确是具体的、个别的、独特的，（当然也是）不可替代的主体”[45]。这些具体的主体向意识形态主体的转变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其中有诸多的中介，比如教育、宗教仪式、法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话语。当然，这种话语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言语”，而是可以代表意识形态进行交往对话的话语。阿尔都塞所做的典型分析是基督教意识形态中的话语功能。正是由于上帝与彼得、摩西之间的话语，才使得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和主体形成了一种互构的形态。而后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的范畴，也是从“话语结构”中展开的。拉墨指出，《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关于主体的论述都是指“话语结构中的‘主体立场’”[46]。拉墨之所以要在“话语结构”中探讨“主体”范畴，原因在于其认为每一种主体都是一种话语立场。“因为每一个主体立场都是一种话语立场，所以主体分享了每一种话语的开放特征，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各种立场都不能完全固定在一个差异化的封闭体系中。”[47]在拉墨看来，话语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这就导致作为话语承载者的主体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则预示着主体本身是不可能被还原到一种同一化的存在中。而拉墨认为，霸权链接便在这种不可同一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因为，“主体范畴的特征既不能通过‘主体立场’分散的绝对化而被建立，也不能通过围绕‘先验主体’平等的绝对同一化而被建立。主体范畴被相同的模糊不清、不完整性和多义的性质所渗透，而多元决定就是将其指派给每一种话语同一性”[48]。拉墨正是在此意义上认为“多元决定的游戏”使得霸权链接成为可能。
就主体而言，阿尔都塞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传唤”功能而使个体变成主体，从而确保主体的同一性，并且在意识形态与主体的互构结构中强化其同一性。与阿尔都塞不同，拉墨通过将主体转化为一种话语立场，并且指认这些话语立场具有开放性，同时还受到“不完整性”和“多义性”的影响而不可能重新回归到同一性当中去。这就为霸权链接开辟了无穷的空间，在此意义上，霸权链接将是永恒的。通过比较阿尔都塞与拉墨的论述，笔者认为其中仍然存在着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作为主体的话语立场，其自身是否是一种科学的话语。科学的话语是指具有一种不可置疑的普遍性和正确性，这样的话语则是不需要通过交谈而实现，因为其科学性保证了其普遍性。显然，在拉墨的论述中，作为主体立场的话语是一种非科学的话语，因为其存在诸多含混和多义性。按此意义来理解，那么每种话语立场背后必然有其自身的诉求，就阿尔都塞的思想来解读的话，其必然有意识形态的支撑。而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追求同一性，这是否就意味着每种话语都有一种同一性的诉求。由此可见，无论话语立场是科学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其仍然是在同一性范畴中或追求同一性范畴的过程中。当然，拉墨为了给霸权链接留下空间，指明各种话语之间的开放性保证了这种链接的可持续性。因为拉墨认为同一性已经不再具有合法性，而应该在这种持续的断裂中进行霸权链接。但拉墨没有说明清楚的问题是，霸权链接是因为无法实现同一性还是因为根本就不追求同一性。按照拉墨的理解，霸权是在同一性和必然性坍塌之后，作为一种缝合概念而出现。但缝合本身是出于同一性和必然性的诉求吗？难道对同一性和必然性断裂的缝合本身不就是在追求同一性和必然性吗？只是拉墨不再以经济作为黏合剂，而是将政治实践的各种实践行为作为黏合剂。简单说来，经济不再是唯一的黏合剂，发生于当代政治实践的各种新社会运动都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承担黏合剂的功能。
拉墨不以经济分析作为黏合剂，其本身是有区域限制的，所以西蒙·托米和朱尔斯·汤申德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后福特主义、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被确立为‘工人阶级已死’的产物，但是，最近发生于发展中国家的事件提醒我们，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都还生活在类似于《资本论》所描述的状况之中”[49]。也就是说，拉墨的理论论断仍然可以被视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其本身就不具有多元化的内在旨趣。莱文的在《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中亦提到，“后马克思主义……是对后工业化、后贫穷和全球第一世界成员的规划。它也许并没有对世界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成员的需要进行呼吁”，并且指认“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一般的术语，而是一个适用于大西洋世界的概念”。[50]这充分显示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本身是非多元化的。拉墨以政治领域为起点的分析模式本身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外打开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视野，但其置经济分析于不顾的态度，本身是缺乏合理性的依据。在此，我们能否这样理解，政治领域的多元诉求本身是否能够被理解为经济利益多元的表象。在此需要澄清的是，经济利益本身不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经济—阶级利益，而是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可见，需要抛弃的不是经济利益的分析模式，而是在还原论意义上的单一经济—阶级利益分析模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有效的。
其次，拉墨对“主体”范畴的保留意味着其仍然寄希望于通过主体的力量来参与政治实践。只是该“主体”是一种混合主体，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体，因为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社会阶级，其同一性是围绕着由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利益建构起来的”[51]。所以拉墨就拒斥以生产关系为分析模式的主体—阶级论，而是首先将政治纳入作为建构主体的因素之一，并且同时还将性别主体、生态运动主体等主体都纳入主体因素的谱系之中。这可见拉墨仍然是在主体力量的分析模式中思考政治实践，而不像奈格里直接诉诸“多众”，从而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概念。但是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主体天然就是意识形态的，其目的就在于塑造集体的利益。既然霸权链接是如此的根本，那么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概念呢？没有“主体”的链接理论是否更能体现霸权链接的功能？可见，“霸权绝不是一种解决理论危机的办法，而是社会碎片化的产物”[52]。晚期阿尔都塞在偶然唯物论中就从早期的批判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的主体转向了彻底的抛弃主体概念，更指出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放弃“主体”概念并不意味着放弃作为政治实践主体的物质存在，也就是说，总有一种力量会在形势的变换中承担起革新社会的重任，而不是固定在某个主体上，就像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直接承担起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一样，因为这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是不可能的。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的修正、重塑甚至否定并不妨碍我们继续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启示。这可能是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所在。
“阿尔都塞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计划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反而为后马克思主义规划开辟了一些非常有希望的探究路线。”[53]这就是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关系之隐晦所在，但这折射出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所共同面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一个现实的真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都是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示之中，都在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业进行理论实践。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与重塑而言，两者都属于麦克莱伦称之为“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之中。在此，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为了维持、巩固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我们必须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诺曼·莱文坚持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在以一种发展形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后马克思主义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续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的另一个阶段……后马克思主义在后工业世界的任务是工业劳动背景中对于民主的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方法的信念上，意识到历史是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按照它发现自身所处的不同历史时刻而重新定义自己”[54]。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事业得以不断向前推进的必然认识，阿尔都塞也是在此意义上来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那种一味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为并不是在理论上积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是对危机的逃避。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与其所处历史时刻的规定性之间的关系中寻求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应对与解答，才是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辩护。
第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塑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的相遇，表明两者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时，都诉诸了相应的理论策略。其不同在于，阿尔都塞仍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进行理论实践，其主要贡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多元决定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断裂处寻找霸权实践的可能性。阿尔都塞对经济决定论的驳斥诉诸马克思辩证法的特殊性及其多元决定理论。阿尔都塞在此过程中也着重分析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并在多元决定论的基础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涵。与以拉墨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同，阿尔都塞的意图在于驳斥经济决定论并且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的多元置换中来提升社会各存在领域在社会分析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其仍然不放弃经济因素作为一种主导因素。拉墨首先直接否定了经济的主导地位，进而在批驳经济决定论及其必然性的过程中，强化政治的主导作用，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而是各领域相链接而成的，而政治在这种链接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在两者的论述中，政治自主性的提升意味着政治实践领域的扩充，也意味着斗争形式的多样化。
第三，后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的理论规划的最终指向及其实践途径的差异。阿尔都塞的理论规划在于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认识和目的论解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各社会存在维度开放，从而摆脱经济—阶级利益分析模式，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对社会各存在领域有清晰的把握，其最终方式仍然是寄希望于以革命的形式来建立新社会。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的最终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激进民主，其使命在于“深化民主革命并连接多种多样的民主斗争”[55]。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激进民主能够为新社会运动提供一种“共同性表述”，墨菲将此称为“共识”（common sense）[56]，这种共识“能够转换不同群体的身份，从而使每一个群体的要求都能够遵照民主等值性原则而与其他群体的要求相连接”[57]。墨菲之所以有这种考虑是因为其认为存在一种“民主等值性原则”，笔者认为，“民主等值性原则”只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而不具有内容上的普遍性，也就是说，社会之所以要求民主，其主要原因是有不同的诉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但都是通过共同的形式即民主的方式参与斗争，那么，内容上的普遍性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这种内容上的普遍性只能在统一的形式（民主）上达成暂时的和解，而无法根本实现，因为这是与其前提相矛盾的即对同一性的拒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只具有策略上的意义，而无纲领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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