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

霍尔的所谓新政治学，实际上正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主张之一。新政治学问题显示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

尽管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一般来说，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其兴起和发展同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有关，包括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右派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减弱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广义上说，甚至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以来西方和东欧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都可以被纳入“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狭义上说，专指80年代后期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莫菲。由于后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范畴进行改造，并以话语理论为基础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重构，导致它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47〕。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政治层面上实现了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而向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转向也正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终结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48〕看来，在当代条件下，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包括妇女运动、黑人运动等基于性、民族及种族划分、性别的选择以及环境保护和裁军展开的运动和斗争、学生运动等被称为“新社会运动”的力量，与传统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一起，形成了统治阶级的对抗性力量。这些新的力量就其重要性和意义来说也可以看作是工人阶级的斗争。这些新社会运动尽管成分复杂，主要支持者也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但本质上是与统治性霸权的对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活动构成了来自下层的压力。“这种来自下层压力的许多方面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而且真正是属于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到现在为止它们是劳工运动真正的代表”^〔49〕，因为它们为受压迫的少数人说话。从米利班德的这些论述看来，虽然他承认新时代条件下的新变化，但他的理论仍然是建立在阶级政治的基础之上，这与汤普森的阶级理论有某些相通之处。

实际上在70年代，米利班德就已经表达过以上类似观点。他的看法也代表了70年代末以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对工人阶级的总体看法。不过，米利班德的特点在于对葛兰西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葛兰西揭示了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取得对从属阶级的优势，而米利班德则揭示了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中如何取得霸主地位。“‘霸主地位’并非……由经济和社会优势派生出来的纯粹的上层建筑。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通过大量代理人，并且有意识地创造被塔尔科特·帕森斯称为一个以‘更高等级的团结一致’为基础的‘在全国超越政党的一致性’的持久的和普遍的作用的结果。”^〔50〕米利班德的这种看法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提供了基础。到8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明确反对阶级政治，提出要改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范畴，从而形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总体来说，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动一场革命的运动，其经济情势也没有必然产生一个通常被认为是恰好相关的政治力量，因此经济与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由相对的抑或是绝对的独立于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条件来促成。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并且工人阶级实质上对社会主义没有兴趣，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不一定具有优先性。由此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构成在原则上是不依赖于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构可以相对地或绝对地独立于经济的（阶级的）条件。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能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层面”上得以组织和建立。并且社会主义目标是超越阶级的全人类的目标，而不再是狭隘的根据阶级利益而界定的物质目标。可以在独立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层面”上，把这些目标向不同类型的人们加以述说，而不管他们的物质阶级境况如何。由此可以推出，社会主义斗争可以被看作是多元的“民主”斗争，它把不同形式的对于不平等和压迫的反抗联合在一起^〔51〕。根据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逻辑，意识形态与政治“独立化”的理论倾向最终将使意识形态与观念失去任何社会与历史基础。

这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想首先在巴利·辛迪斯和保罗·赫斯特那里得到了体现。他们青睐以西方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用“再现”的概念来分析阶级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政治已经不适用于70年代中期以后的西方社会，社会主义者应当彻底扬弃阶级分析，走向西方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一种后阶级、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则通过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史的研究，提出要理解阶级问题，就要把“阶级”变成一种话语建构。琼斯等人指责工人阶级政治在英国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保守主义，他们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放弃狭隘的阶级政治观，创建一种新的政治话语以联合多元的进步力量”^〔52〕。

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克劳和莫菲则立足晚期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提出在现时代，阶级已不再具有确定的物质基础，而更多地成为一种随意的主观身份认同。他们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扬弃特殊的政治主体，认为新社会运动意味着所有固定的政治主体的不可能性，因此它不应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替代物。他们要求左派放弃阶级政治，以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取代阶级政治。他们认为，“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带来民主，而革命的主体也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新社会运动的广泛民主力量。因此，西方不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今后的革命是“激进的民主革命”。正如他们所说，“新女权主义的兴起，少数族群的、民族的及性征上少数抗议运动，边缘人群发动的反体制的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发生的种种不定型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社会的冲突性质扩大到更加宽广的范围”^〔53〕。这些运动和斗争从不同方面给政治领域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原来是不被当作政治性的，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即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从“工业”到“后工业”，从“社会主义”到“后社会主义”，从“殖民”到“后殖民”的转变，这些问题日益具有政治性。而这种政治已经不是传统的阶级政治，而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微观政治。它意味着政治不再仅仅是政党组织、政治活动家和激进分子的问题，个人和个别国家都因而与其他人和国家联系到了一起，政治变成了与每个普通人息息相关的东西。不仅如此，微观政治与传统政治还以有效的方式结合到一起，从而使对全球化的复杂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解成为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后马克思主义者从当代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进行了改造。

通俗地说，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拒斥一元性，而寻求多元的去中心化的权力概念，由此，他们关注和倡导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54〕在微观政治那里，政治活动走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政治的主体因此也不再是某个特定阶级或团体，而是社会中的许多种人。由于这种微观政治观，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宏大政治想象的最后基础”^〔55〕，因此他们不再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政治问题，并对马克思的政治观进行了改造。

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政治观的改造，关键在于对阶级斗争中“对抗”概念的改造。“我们强调的是，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对抗确实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中心内容。”^〔56〕“政治不能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57〕也就是说，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政治不再是少数人或少数团体的专利，政治成了人的存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只要人类存在，政治就会存在。由此，政治的主体也变成了普通人，政治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这样政治成为与大众息息相关的东西。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治观实际上涉及政治同大众及大众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根据80年代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主题、方法和对象，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在政治观上，80年代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接轨。如罗博特姆和霍尔的著述中显示的，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当代的微观政治。第二，后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重视，可以说是在延续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但根据他们对政治的理解，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趋于终结。

小结：纵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总结这样几点：第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阶段性发展都或多或少伴随着政治事件的发生，这说明理论的发展是与实践同步的。第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但由于社会主体的转变，理论背景的变化和英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研究者也由最初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转到对亚文化的研究，继而转到对以性别与种族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的研究。但不论大众文化形式如何变化，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分析了大众文化的政治性。而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总是要么关注政治现实，要么或隐或显地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因此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体现了其研究主题，而研究主题又通过发展史得以进一步明晰。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理论背景的变化及其带来的研究范式的变化。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本国理论传统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颠覆了以往的史学传统、文化和文学传统，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在主体与结构的关系上，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坚持的是主体的优先性，而相对忽视了结构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后来，在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的努力下，欧陆马克思主义进入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野。欧陆马克思主义作为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传统，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既定思想和研究范式造成了强烈冲击。其中最具影响的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葛兰西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首先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义范式构成威胁，因此遭到一些研究者的激烈批判，但也有研究者深受结构主义影响，持这两种范式的研究者进行了长期的辩论。从根本上说，这是围绕主体与结构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辩论。不过随着辩论的深入，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研究者逐渐发现结构主义范式存在着理论缺陷。而葛兰西霸权理论几乎是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同时进入英国理论视野的，但当结构主义的缺陷暴露出来时，葛兰西霸权理论的作用才得以进一步突显。借助霸权理论，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正和重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也总体上走出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争。

注释

〔1〕　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2〕　参见张亮：《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兴起》，《国外理论动态》，2006(7)。

〔3〕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8, p.33.

〔4〕　Daphne May, Work of the Historians' Groups, Communist Review, May 1949, p.541—542.

〔5〕　Eric Hobsbawm, The Historians' Group, p.29, quoted in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3.

〔6〕　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7〕　参见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世界历史》，1983(6)。

〔8〕　Ha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eoductory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p.9.

〔9〕　参见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世界历史》，1983(6)。

〔10〕　Ha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eoductory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p.14.

〔11〕　希尔指出，在诺曼枷锁时期，尽管人民受制于诺曼王的暴政统治，但人民还是可以保持以前的生活方式，因此诺曼枷锁是对人民曾经的和谐生活方式的记录，是对人民已经失去的自由和平等权利的集体记忆，它可以激发人民去抵抗王权、教会和地主的暴政和压迫，从而创造英国民主。

〔12〕　Raymond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9, p.154.

〔13〕　本·卡林顿在《解构中心：文化研究在英国及其遗产》一文中指出，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的著作通常被认为是文化研究形成的标志，而1964年成立的伯明翰中心则被认为是最早的文化研究机构，这种肯定文本和机构在特定时期的核心地位的做法固然没错。但他认为，并不是文本生产出了文化研究，文本只是对文化理论的反映，文本本身是实践的产物，因此文化理论实际上是实践的产物。用卡林顿的话说，文本是“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起，在成人和工人教育学院内部产生的、旨在实现社会变革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果”。参见本·卡林顿：《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14〕　但与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注重对平民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不同的是，以霍尔为代表的牛津大学的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对当代文化的研究。这也决定了他们对工人阶级认识的不同，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新左派运动的衰落以及后来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激烈矛盾。

〔15〕　Stuart Hall, The "First" New Left: Life and Times, in Robin Archer Et al, Out of Apathy: Voices of the New Left Thirty Years on: Papers Based on 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Socialist Discussion Group, London: Verso, 1989, p.15.

〔16〕　Editorial, ULR to New Left Review,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1959(7), p.1.

〔17〕　Nick Stevenson,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ism, Aldershot: Avery, 1995, p.93.

〔18〕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93页。

〔19〕　Marjorie Ferguson and Peter Golding,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7, p.XV.

〔20〕　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1960年工党年会上工会的投票，工党投票支持英国对所有核武器的单面放弃（单面主义），这更多的是代表工党领导的意见而非成员的意见。第二，工会领导对单面主义的支持是党内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由于工党在1959年投票中的连续失分，盖茨克尔加剧了他与党的过去决裂的活动，他试图废除工党制度的第四条款——致力于获得生产方式的共同拥有。他的这种行为使得斯卡波罗镇的人得以有借口　发泄他们对工党领导层的愤怒感。而他的批评者则希望修复党内的不和现状，因此，他们希望在裁军问题上做出让步。在1961年于黑潭市召开的党会上，工党彻底改变了立场。（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73.）

〔21〕　Editorials: Missing Signposts, New Left Review, 1960(6), p.9.

〔22〕　虽然新左派运动的衰落与新左派内部的矛盾和一系列社会原因有关，但在汤普森看来不仅因为此，而且因为安德森更激进的政治立场和国际主义视野影响了新左派的前途，并且于1963年将汤普森等老一代新左派赶出《新左派评论》编辑部。（Edward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his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245.）

〔23〕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24〕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in Stuart Hall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Unwin Hyman, 1980, p.15—16.

〔25〕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8.

〔26〕　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 The Popular Arts, Boston: Beacon, 1967, p.38. quoted in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67.

〔27〕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in Stuart Hall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Unwin Hyman, 1980, p.23—24.

〔28〕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29〕　Edward Thompson, Foreword, in his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i.

〔30〕　Sheila Rowbotham,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p.158, quoted in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97—198.

〔31〕　Sheila Rowbotham, Hidden from History, p.109, quoted in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98.

〔32〕　Barbara Taylor, Socialist Feminism: Utopian or Scientific?, in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p.161.

〔33〕　Sheila Rowbotham, Hidden from History, p.168-169, quoted in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97.

〔34〕　Editorial Group, Women's Studies Group: Trying to Do Feminist Intellectual Work, in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76.

〔35〕　Angela McRobbie and Jenny Garber, Girls and Subcultures: An exploration, 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76, p.221.

〔36〕　Dorothy Hobson, Housewives and the mass media, in Stuart Hall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Unwin Hyman, 1980, p.114.

〔37〕　参见苏红军：《第三民办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转引自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1页。

〔38〕　James Hinton, Labour and Socialism: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867—1974,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1983, p.197, quoted in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47.

〔39〕　参见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页。

〔40〕　Stuart Hall, The Toad in the Garden: Thatcherism among the Theorist, in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58.

〔41〕　John Branniga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转引自赵国新：《文化唯物论》，《外国文学》，2003(4)。

〔42〕　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 p.30.

〔43〕　Stuart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 eds.,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9, p.128.

〔44〕　Stuart Hal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59.

〔45〕　Stuart Hall,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in 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 eds.,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9, p.128.

〔46〕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a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48.

〔47〕　参见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马克思主义？》，《江苏社会科学》，2005(1)；《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河北学刊》，2005(1,2,3)。孔明安：《“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哲学动态》，2005(1)；《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4)。

〔48〕　对于Miliband这一名字，国内有学者将其译为“密里本德”，“米利本德”。在引用时，笔者尊重原译。但笔者将其译为“米利班德”。

〔49〕　Ralph Miliband, Divided Societies: Class Struggl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95—97．转引自沈汉：《记杰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尔夫·密里本德》，《史学理论研究》，1995(1)。

〔50〕　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2—184页。

〔51〕　参见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52〕　参见周穗明：《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上），《国外社会科学》，2005(1)。

〔53〕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p.1.

〔54〕　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55〕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p.2.

〔56〕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p. X IV．拉克劳和莫菲对对抗观点的阐述见此书124—125页。通过对科莱蒂和黑格尔的“对立”，“矛盾”等概念的分析与比较，拉克劳和莫菲认为：“在一种对抗的范围内，我不能成为我自己的完整存在，与我构成对抗的那一力量也不能成为如此完整的存在：它的客观存在是我非存在的一个表征，因此对抗关系就具有多种意义——这些意义阻止它的存在被固定为完全的实证性……对抗并不是一种客观关系，而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每一客观性的限度都被显现出来。”拉克劳和莫菲想表达的意思是，在对抗中，客观性表现了一种不自足和短缺，它不能完全实现“客观化”，对抗因此也不可能确立完全客观化的实证性（要说明的是，拉克劳为笔者翻译，又有学者将此名译为拉克洛，笔者遵循学者的原译，莫菲为笔者翻译，又有学者将此名译为墨菲，笔者遵循学者的原译）。

〔57〕　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