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历史踪迹

第一章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历史踪迹

后马克思主义的孕育与产生离不开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而作为一种确定的理论形态，它更需要一种概念性的统合与命名。理论离不开概念，而概念并不是无本之木，所有的概念无一例外地都有自己的历史，“尽管这部历史可能蜿蜒曲折，必要时会涉及其他问题或不同的平面”^[1]，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概念是一桩有关衔接、剪裁和互为印证的事情。由于概念包括了自身所有的组成部分，概念是一个整体，但同时又是一个零散的整体”^[2]，探索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不能不进行概念性的考察，而进行概念性考察，就不能把它作为一孤立的断片，而是要把它放在概念本身的“梭行”与“飞掠”的历史“变式”之中(德勒兹语)。就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缓慢沉积过程，“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各种运用在政治情境及学术范围上不尽相同，其表义也有诸多差异，然而，作为一个共同的指符，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光怪陆离的运用中，毕竟有着一定的意义关联和某种共同指向，在营造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氛围及形成后克思主义的问题域方面，这些运用和理论阐发自有其独特的话语价值”。^[3]下面我们就转入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非平衡发展史”的总体考察。

后马克思主义在构词上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加上固定的修饰语以表示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这种做法已司空见惯，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加上一个“后”字词缀所形成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却多少有点令人费解，让人不着边际。迄今为止，我们已发现了四种写法：postmarxism (托马斯·杜克赫蒂在其1990年发表的“After Theory：postmodernism/postmarxsim”中用的就是这一书写方式)，post-Marxism，post-Marxism (post斜体)，post-Marxism (Marxism为斜体)。千万不要小觑这种书写之差异，它透射出多层意味：其一，就像后现代思潮并非统一的学派一样，后马克思主义亦非独家门户，有各种不同的后马克思主义取向，其意涵是多维度的;其二，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它有一个渐进地成形和凝结过程，它的理论担负有一个递加的进度;其三，在“后”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加上连字符，恰切地折射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系：它闪开一段距离感并展示出一种断裂感，它离开，但同时又守护着。正缘乎此，斯图亚特·西姆感慨地说，后马克思主义是“残余的乡愁”(a residual nostalgia)。^[4]

现在，人们一提到后马克思主义，就情不自禁地把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联在一起，好像后现代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既具有时间先在性又具有逻辑先在性，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是“因”，而后马克思主义是“果”，后现代主义是“蔓”，后马克思主义是这个蔓上结出的“瓜”，在此一视域下，好像这“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后现代”情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如此之想，当然有其一定的缘由，毕竟“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不仅具有相同的构词方式，而且在一些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中也确实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某种方法，更有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就是后现代哲学家。但是，如果完全把后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后现代事业，或者不加分析地把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那么就会产生许多学术上与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我们不能仅仅用理论分析的方式与工具来断言一种理论的性质，更应该从理论的内容、核心观点出发来把握理论的实质。爱德华·伯恩施坦应不算什么后现代派吧，岂不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高呼其为“第一代的后马克思主义者”^[5];黑格尔也谈不上后现代哲学家吧，而斯拉沃热·齐泽克则断言黑格尔就是“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6]。丹尼尔·贝尔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寻找后马克思主义的源头(由此，雷诺兹曾问道：“马克思是最早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吗?”)^[7]，斯图亚特·西姆断言“卢卡奇早期著作，特别是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已显示出后马克思主义方向”^[8]，而约翰·巴尔达基诺(John Baldacchino)在他的专著《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则干脆直接把卢卡奇和阿多诺归入后马克思主义的大脉络之中^[9]。约翰·莱希特将汉娜·阿伦特20世纪50年代的写作归入后马克思主义^[10]，由此观之，完全在后现代界域之内来审视后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的，而将后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后现代主义则是过于轻率的结论。所以，我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进入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迷宫，对这一称谓进行一番“考古学”的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