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落实到中国社会，对于“文明”一词的理解，同样呈现时代特征。可以说，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文明”与“救国”“富强”概念相联系，无论是党派力量或社会大众，对于这一目标都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
落实到中国社会，对于“文明”一词的理解，同样呈现时代特征。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曾是世界文明的一极，但在长期封建统治影响下，到了18世纪各国“文明”观念形成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这就导致了中国人最初对于“文明”概念的理解往往直接与“救国”行为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
晚清时期，无论是为了救助极度孱弱的清政府，或是达成振兴整个中华民族之愿望，当时的改良派与革命派都将目光集中于对西方技术、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模仿，强调以西方器物文明以及政治制度形态作为“文明”概念的具体参照。然而，在巴黎和会上，由英、美、法三国主导的《凡尔赛和约》彻底破灭了国人对于西方国家“文明”符号的想象，使得国人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对“文明”概念再一次作出新的解释，即高举“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旗帜，以此作为“救国图强”之必要手段。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送来了新的救国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的共产主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在“阶级革命”话语体系下，“文明”的概念显得更为集中与明确，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国家，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文明”与“救国”“富强”概念相联系，无论是党派力量或社会大众，对于这一目标都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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